家风，是家庭的传统、规范及习俗，是长辈对晚辈的言传身教。家风通过日常生活影响人的心灵，塑造人的人格和思想品德。陈毅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帅、叱咤风云的外交家、才情横溢的诗人，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功勋卓著，留下许多为人称颂的革命业绩。新中国成立后，他虽身居高位却仍保持着革命者和人民公仆的本色，全心全意为建设新中国而不懈地奋斗。期间，他针对家人及亲戚适时地严立家规，要求他们一切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不能为个人搞特殊，而且他首先以身作则、克己奉公，注重言传身教，形成了良好家风。
注重赠予子女特殊精神礼物
荀子说过：“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陈毅就很注重赠送这种精神礼物。这是用多少金钱也买不到的礼物。
陈毅从不给国家添加负担，无论是担任上海市长、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副主席，他始终谦虚自律、廉洁奉公。出任上海市长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战争造成的破坏，上海人民的生活面临着巨大困难。陈毅带头到机关食堂吃大灶，为各级领导作出了表率。他的孩子们穿的都是旧衣服，大孩子穿过了，小孩子接着穿，连夫人张茜穿的也是带补丁的衬衣和袜子。张茜患病住院时，因为衣服上有补丁，医护人员都没有想到她竟是市长夫人。
在陈毅带领下，上海驻军仅一个月就省下20万石军粮，大大减轻了政府和人民的负担。不到一年时间，上海的工业生产、人民生活就恢复了正常。1959年，陈毅回四川老家省亲，正巧老家新建的一座石桥竣工，乡亲们想将其命名为“元帅桥”。陈毅得知后立即阻止并诚恳地说：“我陈毅算老几？真正值得歌颂的是劳动人民，我也来取个名吧，叫劳动桥。”
陈毅夫妇这样以党和国家、人民利益为重、不图虚名、清廉奉公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对子女是一份怎样贵重的精神赠礼？！
陳毅教育子女，十分讲究方式方法，因材施教、循循善诱。长子陈昊苏回忆说：父亲有暇时，和子女谈论最多的便是古今诗词，或问子女对其新作的感受，或以诗词中的微言大义对子女谆谆教诲。
一次，陈毅用唐诗中“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向子女形容革命成功的来之不易，告诫他们不要依赖父母的功劳与地位，要永远把人民群众放在心目中最高的位置上。还有一次，陈毅给三儿子陈小鲁讲解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时，他一边讲授，一边巧抓时机、相映成趣地灌输道理。他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贯穿着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就是毛主席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你要牢记这一点哟，长大了要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
陈毅在一首《示儿女》 诗中说：“应知重理想，更为世界谋。”还语重心长地指出：“读书没有理想是空的，花盆难栽万年松。”他要求子女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加强修养，脚踏实地，放眼长远。他警告子女：“不要空言无事事，不要近视无远谋。”其不放纵、不溺爱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这是陈毅宝贵的教子经。
1958年长子陈昊苏16岁生日时，陈毅思考了许久，最后郑重地把一套《毛泽东选集》 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还在扉页上题词：“读毛主席著作，要学习他的高尚品格、他的敏锐思想、他的艰苦作风和他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陈毅还说，毛主席的文章非常重要，都是前人在斗争付出了很多鲜血和代价后形成的宝贵思想财富。他对毛泽东文韬武略的钦佩，是从斗争实践中感受和得来的，一点儿都不是盲从。这点也影响到了陈丹淮。
1958年的一天，正在读初三的二儿子陈丹淮，饶有兴趣地在家里读郭化若将军所著的《新编今译孙子兵法》，书中探讨的是毛泽东战略思想和孙子兵法的关系等问题。陈毅正好过来，好奇地问：“你怎么看这个书呀，是不是很喜欢这个书？”陈丹淮说：“谈不上特别喜欢，只是随便看看。”陈毅把书拿过去翻翻，又问：“你觉得怎么样？” 陈丹淮说：“写得挺有意思，我挺感兴趣的。”陈毅沉吟片刻，建议道：“你在读的过程中要注意一条，毛主席的这些军事思想，都是他从实践中总结起来的东西，不是教条。”
两天后他郑重其事地把陈丹淮叫到身边，拿出一套《毛泽东选集》 三卷本，嘱咐说：“你好好读读这个吧。”后来陈丹淮回忆此事时深有感触地说：“我真正接触到毛泽东思想就是看这本书来的，这就叫政治投资，就是它奠定了我的政治基础，从这以后，生活和工作中就是靠这套书来指导的。说实在的，还真管用。”等到《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刚一出来，陈毅就又送给子女们每人一套。
1961年夏天，陈丹淮高中毕业，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时正在国外开会的陈毅提笔写下著名的诗《示丹淮，并告昊苏、小鲁、小珊（二首）》 赠送给孩子们，并将它寄给已去大学报到的陈丹淮。诗前有序：“一九六一年七月，小丹远行就学，余适因公南行，匆匆言别，不及细谈。写诗送行，情见于辞，不尽依依。望牢牢紧记。并告诸儿女。”
小丹赴东北，升学入军工。/写诗送汝行，永远记心中。/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汝要学马列，政治多用功。/汝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勿学纨绔儿，变成百痴聋。/少年当切戒，阿飞客里空。/身体要健壮，品德重谦恭。/工作与学习，善始而善终。/人民培养汝，报答立事功。/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试看大风雪，独立有青松。/又看耐严寒，篱边长忍冬。/千锤百炼后，方见思想红。
一首写罢，他觉得还需再嘱咐几句，便又研墨展纸抒写嘱咐——
深夜拂纸笔，灯下细沉吟。/再写几行诗，略表父子情。/儿去靠学校，照顾胜家庭。/儿去靠组织，培养汝成人。/样样均放心，为何再叮咛？/只为儿年幼，事理尚不明。/应知天地宽，何处无风云。/应知山水远，到处有不平。/应知学问难，在乎点滴勤。/尤其难上难，锻炼品德纯。/人民培养汝，一切为人民。/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
字里行间透出了陈毅的为父责任与殷殷期盼之情，耐人寻味。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长大，看着他们一个个远离家庭，独立生活，陈毅用诗词表达了一个父亲对踏上人生之路的孩子们的千般叮咛与万般嘱托。
作为一个首次出远门而难免想家的年轻人，陈丹淮读到父亲这组谆谆教导的长诗后非常高兴，很受鼓舞。学院领导知道此事后，专门给陈毅写信，说校方看过他写给儿子的信后，觉得很有意义，希望能在校刊上登出来……但陈毅没有同意，他不愿那么张扬。
1963年，陈毅获悉陈昊苏在中国科技大学入党的消息后十分欣喜。这年8月19日到23日，他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之中，抽出时间专门找陈昊苏作了4次长谈。谈自己的经历和家史，自己如何找到党、确立共产主义理想的过程，又讲了20世纪20年代一些人参加革命队伍的情况、其中有的人很聪明很有才华及艰苦岁月里有些人经受不起考验离开了革命队伍……
陈毅说：正是与外祖父的接触，使他看透了官场上某些人的丑恶本质，开始对腐朽没落的旧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了认识。他回忆参加革命的经历时说，由于自己是地主家庭出身，家庭没落了，受人歧视，才感到社会的不公平，有了模糊的反抗意识。又由于接受了洋学堂的教育，感到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变弱国为强国。这时，心里萌发出一种民族责任感。留学到了西方，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工人运动的影响，崇拜自由、平等、博爱。每到星期天，看到法国的工人也系领带逛公园、参加舞会，看不出受压迫的样子，认为要学法国，学资产阶级。可是不久在勤工俭学时深入到贫民窟里，才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本质和工人的悲惨生活，从而对资产阶级有了新的认识。陈毅还讲述了当时自己思想上的矛盾，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很激烈。在法国既接触了马列主义又想当博士，进入上流社会光宗耀祖。正在这徘徊之际，他找到了共产党，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真理。回国后，由于当了与段祺瑞谈判的留法学生代表，能出入官府，又能写文章发表，颇受赞扬，思想有了波动，资产阶级思想又重新抬头。经过认真的自我教育，他才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与旧社会决裂。
陈毅毫无隐瞒地剖析了自己后，坦诚地对儿子说：“我觉悟得比较迟，但一经觉悟就坚决干，我认定一条，党内比党外好，同志之间可以互相帮助，党的事业可以发展，革命一定走向胜利。”“觉悟迟没关系，有反复也不怕，只要真正觉悟就好办。就怕觉悟得早而不真，迟早仍会动摇，也不怕犯错误，就怕不改。”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能得到组织批准入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说明你政治上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入党后，下决心坚决干到底，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革命的转折关头。所以，你现在要多学点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站稳立场，经受住考验。”
像以上这样，陈毅经常通过写诗、书信或当面谈心等种种有效途径，注重从思想政治上、学习知识上、生活作风上等多方面对子女提出严格要求、谆谆教导：要求子女学习政治理论，树立远大理想，着眼世界，高瞻远瞩；教诲子女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及时规划，珍惜时间，争分夺秒，学以致用，接好革命班；教育子女艰苦朴素，不当纨绔子弟。
当孩子们对父亲的严格要求有怨言时，陈毅往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在给陈丹淮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责备你严，比宽待好处多，不从严格出发，就什么事也办不好，反之一切从宽大、谅解，自己为自己辨护出发，结果害处太多。古人常云：火性烈，死于火者极少；水性柔，死于水者比比皆是。汝应深知此理。”
陈毅还在给子女的信中情真意切地说：“我作为父亲，总是希望你们四个能成为有学问有品德的人，这点心事，老放不下去。”陈毅为儿女的教育问题花了许多心血，他用心血铸成的这一份份特殊礼物，让子女们受益终生。
对家人“约法三章”处处严要求
陈毅经常对干部说：“干部亲属的言行，在群众中有很强的说服力。”他自己就非常注意对亲友们的教育，对他们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1950年春，陈毅的父母千里迢迢来到上海，看望阔别20多年的儿子。陈毅见到饱经风霜的父母，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他在一阵问寒嘘暖拉家常之后，便安排父母在家中住了下来。平时陈毅和张茜工作都很忙，他们只抽出一个周日专门陪父母在市内观光了大半天。后來就再没空了。而陈毅父亲生性好动，时间一长就在家呆不住了。他灵机一动想出妙法，即每到周六下午就给在上海工作的侄子陈仁农打电话，请他作陪游玩。陈仁农每接到电话就向单位请上半天假，还私下叫陈毅秘书备好车。伯侄俩约定：千万不能让陈毅等人知道，定要保密行动。就这样，他们一连游玩了3次。
到了第4个周六，两人早已约好要去大海边观光。谁知中午时分，陈毅突然给陈仁农打电话，叫他下午不要再请假，还说请他下班后去家里吃晚饭。陈仁农知道他们的“秘密行动”露馅了。
那天晚饭后，陈毅先是背起手来在客厅里踱着方步，神情从容平静中不免露着些许严肃认真，但他还是尽量缓和气氛笑着说：“我们开个家庭会吧，有些话我不得不讲一讲……上海刚解放，社会治安还很乱，一批批特务都暗暗对着我来。你们瞒着我私自外出是不对的，也给保卫人员增添了麻烦。要是遇上特务对你们下毒手，我都无法给你们开追悼会啊！因为那不利于安定民心呀……”最后，他对父母要求道：“你们也要遵守革命纪律……我们来个‘约法三章’好不好？一、不得随意动用公车；二、不要借用我这个市长的名义外出办事；三、没有特别的事，不要随意外出。”陈毅的父亲听罢，边叹息边笑道：“我们‘遵命’就是了。只是你那第三条太厉害了！刚到这儿来实在不习惯……我在老家多自在，四川的茶馆是个最自由的天地……”
在陈毅如此“约法三章”管束下，他的父母在上海住了3个多月，见儿子儿媳工作实在太忙，不愿再增加他们的负担，加之确实不习惯大城市的生活，便想要回老家。陈毅送别父母时，既风趣又认真地说：“你们回去了，以后随时还可以来。但这一次‘约法三章’的前两条，在何时何地都不能改呀！记住，那可是支持儿子的工作啊！”知子莫如父，“挺”子也莫如父。陈毅的父亲自那次家庭会后，严格要求自己，从没违约过。他笑道：“你娃放心吧，老子终生不给你丢脸就是了！”陈毅满意地点点头，深情地与二老话别。
1954年，陈毅任国务院副总理，从上海调至北京工作、居住。他便催促老父母再来逛逛京城甚至干脆一起住在北京养老更好。后来这一住就是3年。可是，两位老人住久了又开始眷恋故土，加之也不习惯北方的气候和生活，于1957年第二次回四川并定居成都。
临别时陈毅想到双亲年迈，不禁百感交集，依依难舍，并对二老说了许多关切的话语。最后，他对父母说：“别人都很尊重你们，把你们当作革命的老人。你们这次回去，我又想到3条，不知道能不能行？”父亲理解儿子，笑眯眯问道：“又有‘约法三章’？好，说给我们听听。”陈毅和颜悦色地开口直言：“一、回川衣食住行全部自理，不惊动当地政府；二、做普通的公民，不惊动邻里；三、坚持原则，不为亲友的无理要求牵线搭桥。”两位老人听后不住地点头，齐声说道：“应该！应该！你娃就一百个放心吧！”
陈毅还特地嘱咐送行的负责同志，千万不要惊动当地领导，并特意交代：一、把两位老人直接送到妹妹家，不要惊动四川省委；二、为两位老人找普通民房住，不得向当地政府要房子；三、两位老人安家的事要自己解决。工作人员按照陈毅的“约法三章”，帮两位老人在成都兴隆巷的一个大院里租了两间私人平房住了下来，陈毅表示满意。老两口将自己当作普通百姓默默地住了好几年，没有惊动任何人。除了部分亲友外，谁也不知道这里住着的两位老人就是共和国元帅陈毅的父母。成都部队和成都市委的领导没有一个人知道陈毅的父母就住在成都，直到1959年周恩来总理路过成都，向当时的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问起陈毅父母的情况时，他们才知道此事。
同样，陈毅对岳父也是如此——拒绝岳父受“优待”或被特殊关照。张茜是汉阳人，她父亲解放前在汉口打工，一直住在一间破旧小屋里。解放后不久，中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张执一特地交代工作人员为老人找住处，交际处先把老人接到招待所暂住，找到房子后再搬。李次民这时刚到交际处工作，对此事前因后果记得十分清楚。当时，身为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的陈毅，得知这件事后，立即打电话给张执一，向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和张执一对老人的关心表示感谢，“但是我不能领情，不能说陈毅的岳父就应该特殊照顾，千万做不得，我陈毅不能搞特殊化，请莫害我去作检讨啊”。在陈毅的一再坚持下，老人又回到原来的简陋小屋里。
岳父从武汉到上海后，也在陈家住了下来。住一阵子后，陈毅考虑到老人家长住在家里影响不好，还是决定动员他老人家早些回去得好，并把自己这个看似不近人情的想法讲给了张茜，说：“我们现在还是实行供给制，吃的用的都有规定。你的父亲住久了，要影响国家收入的，还是让他回去吧！”张茜觉得丈夫说得有道理，很是赞同。
当陈毅把这一想法说出来以后，张茜父亲一开始很不理解，老人家满脸不高兴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女婿当了市长，这么大的官，我吃几顿饭就要把我赶走，太无情无义了。”
陈毅和张茜就一同做他的思想工作。陈毅耐心恳切地劝说道：“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官老爷不同。国民党时，谁当了大官，亲戚朋友找上门来，都可以当官，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我们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兵，越是地位高，越要以身作则，越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这样，人民才会拥护，国家才会有希望，革命事业才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
经过陈毅诚恳耐心的动员说服，老人家心情缓和了一些，明白了共产党同国民党确实是不一样的。陈毅见岳父心情好转了许多，接着说：“我知道您老人家是爱护、支持我们的，我带头把工作做好，上海市人民才高兴。我不能以身作则，己不正岂能正人？工作做不好，您老人家脸上也无光啊！”陈毅的一席话，把岳父说得连连点头称是。第二天，老人家就高高兴兴动身回老家去了。直到老人家失去自理能力后，陈毅才派人把他接到北京一起生活。
陈毅不仅对父母、亲戚如此关爱之际不忘叮嘱其克己奉公，而且从自身到子女更是严格要求。以活生生的颇具说服力的言传身教，使子女们对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的这一宗旨认识得更清楚了。“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 陈毅不允许子女们享受任何特殊的照顾。他在担任上海市第一任市长时，就对家人“约法三章”：一、穿土布衣，大孩子穿了再轮给小的孩子穿；二、不坐公家的小汽车；三、办任何事都要严格按制度来。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他，一直和全家人住在中南海的幾间普通平房里。一个很小的套间，是他的办公室兼卧室。他平时衣着朴素，除了外事活动和开会之外，夏天总是一身旧布衣，冬天是一身咖啡灯芯绒罩衣，袖口处还打着补丁。
在生活上，他要求孩子们从小养成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而且身体力行，以身垂范。他要求子女“老大新，老二旧，老三补，老四破”。老三陈小鲁岁数虽小可个子长得快，衣服轮到他穿时往往不仅破旧而且显得很不合身。有一次，他用手摸着盖不住腿肚子的裤子跟陈毅的秘书说：“叔叔，我就穿这么短的衣服过年吗？”孩子们平时上学和普通孩子一样骑自行车或乘坐公交车，即使是风雪交加的数九寒冬，也从未乘坐过陈毅办公使用的小汽车。有一年，北京青年盛行滑冰，孩子们吵着要买滑冰鞋，陈毅给陈昊苏写信说：“冰鞋你兄弟3人可以各买一双。姗姗还小，明年再买。”
家庭气氛严宽相济受益匪浅
陈毅的家庭，既严格又比较民主。比如在学习和择业等方面，比较民主自由。孩子们要考哪个学校、考什么专业，父母都尊重孩子们的意愿，不直接参与和横加干涉，均由孩子自己选择、做主。而在学习态度和认真钻研、为人处事与品德修行等方面，则时时处处严格要求，绝不纵容包庇，决不能有特殊化的思想。
父母的严于律己、好学不倦、敬老爱幼、重情重义等良好的思想观念与言行举止，给孩子们树立了榜样。
1950年，组织上为了照顾陈毅年老多病的父母，把他们接到上海，妹妹陈重坤也跟随着从四川来到上海。到上海后，重坤以为，二哥是上海市长，可以靠他享福了。谁知，住了一段时间后，陈毅对她说：“新社会要自食其力，不能当寄生虫。”不久，重坤又提出让二哥写张“条子”， 或者给有关人员打个招呼，让她上大学。陈毅说：“这个‘条子’我不能写，这种招呼也不能打，我是共产党的上海市长。你有本事自己去考，考不取就回四川。”当时，干部仍然实行供给制。为了减轻公家的负担，陈毅让妹妹自谋生路，动员她报考职业学校。后来，她考取了上海卫生人员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在市卫生防疫站工作。
两年后，陈重坤还是想上学。正巧，上海办起了速成中学。于是，她又要求二哥介绍她去学习。陈毅语重心长地说：“那些能上速成中学的都是解放区的有功之臣，你怎么能和他們比呢？”1954年，陈重坤在南京结婚了，夫妇俩住在一间20平米的平房里。后来又有了孩子，再加上公公婆婆等，一家6口人挤在一起。为此，1964年，陈重坤写信要求二哥跟有关方面打个招呼，调整一下住房。陈毅去南京出差，专门把陈重坤夫妇叫去批评说：“你们有困难应向组织反映”，“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现在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应该为国家分担困难，不能增加困难。”就这样，陈重坤一家在这间平房里一直住到1969年调离南京。
1960年，当年赣粤边游击区大余等县的负责人去看望陈毅。陈毅一见大余县长，就急着说：“你记得回去时替我带去200块钱还债。”见县长发怔，陈毅便讲了当年欠下“游击债”的情形：1936年赣南游击战期间，陈毅到陈丕显他们的棚子里落脚，而这棚子就搭在周大嫂屋背后的山坳上。端午节那天，周大嫂给住在棚子里的首长们送来一篮米粽子。陈毅要记下大嫂的名字，可周大嫂说山里女人没名字，于是他给起了“周蓝”这个名字。几十年过去了，周大嫂在当年那么艰难的情况下给部队送粽子这件事陈毅一直没忘：“这个债一定要还，共产党是讲信用的，有借有还。”这位县长回去后经过一番查找，终于将钱送到了周蓝手里，并按有关规定落实了其待遇。
陈毅是个孝子，可惜数十年不是为民族解放而征战南北便是为国家发展日理万机，很少能够抽出一点儿时间来尽孝道。
1962年，陈毅出国访问回来后，路过家乡，抽空去探望身患重病的老母亲。他母亲瘫痪在床，大小便已不能自理。陈毅进家门时，母亲一眼看见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儿子，显得格外高兴。老人家刚刚要向儿子打招呼时，忽然想起刚换下来的尿裤还在床边，就示意身边人把它赶快藏到床底下，生怕让儿子看到。
陈毅见到久别的母亲，心里也十分激动，上前握住母亲的手，关切地问这问那。过了一会儿，他问母亲：“娘，我进来的时候，你们把什么东西藏匿到床底下了？”母亲见瞒不过去了，只好说出实情。陈毅听后连忙说：“娘，您久病卧床，我不能在您身边伺候，心里已经非常难过了；这裤子应当我去洗，何必藏着掖着呢。”母亲听了十分为难，旁边的人急忙把尿裤拿出，抢着去洗。陈毅急忙挡住并动情地说：“娘，我小时候，您不知为我洗过多少次尿布尿裤，今天我就是洗上10条尿裤，也报答不了您的养育之恩！”说完，他起身把尿裤和其他脏衣服都拿去，亲手将它们洗得干干净净。
1963年春，陈母不幸去世，陈毅处在极度悲痛之中，但因公务无法回家乡奔丧，便给大哥孟熙写了封信：
我已遵嘱寄600元作母亲后事料理费，又每月寄60元给父亲作开销。全国仍在克服困难中，希本此精神不再要省方补贴，至要至要。否则蒙格外照顾，于心不安，且难逃‘五反’。希大哥、三弟、三姐、漱秋不要怪我。我一生都想努力克己、守纪律、不愿累公家，此是实言语也……
陈毅有两间书房，一间存放的都是像二十四史、四库全书、马恩列斯著作等成套的书籍。这间书房他一般不许孩子们随便进去。另一间存放的是各种文学艺术、杂志诗词等杂书，孩子们可以自由翻阅，里面的藏书成了他们最早的启蒙读物。
15岁就参加革命的张茜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她总觉得自己的知识修养和陈毅比差距很大。为了缩小这个差距，她学习非常认真刻苦，一有点空闲就抓紧学习，看书读诗，练字写诗。工夫不负有心人，最后她的字写得很漂亮。她还一直坚持学习俄语、英语，不仅能熟练运用，而且翻译出版了前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奇的小说集《沙原》 和李昂诺夫的多幕剧本《平平常常的人》。
在这样爱学习、重修养、强“充电”的家长和学风浓厚的家里熏陶、影响和带动下，陈毅的孩子们从小到大，从未因学习让父母操过心，做人做事也踏实、不张扬。而且，父母也没有限制他们的业余爱好。但另一方面，在个人的品行锻造与养成上，父母要求子女又很严格，也就是说孩子不能有不良嗜好，不能随便要钱花钱，不该享受的东西不能去超越。
陈毅任上海市长期间，常常对夫人讲：“人们都说上海是个大染缸，我们这一代在革命熔炉里炼过，不怕染。可孩子幼小，千万不能让孩子染上恶习。”还特别强调：“不要让孩子太娇气，也不要有优越感。”陈毅为了不让教师和同学知道他子女的父母是谁，就请工作人员冒充“家长”送子女去上学。接送孩子从不使用公家的小车，孩子们衣着朴素，遵守纪律，尊敬师长，学习用功，与工农子弟没有区别，学校的教师和同学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市长的孩子。
陈家一严一宽的环境、良好的学风和家风，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健康积极的成长环境和宽松的自主空间，使得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获取知识，培养情趣。
据陈毅子女们回忆，父亲一直很低调的，从他们上小学开始，就按照父母的要求，一直在履历表“父亲”一栏里填“陈雪清，职务：处长”。几十年过去后子女们愈来愈深刻地体会到了父母的良苦用心。当年他们如父母希望的那样，一直生活在一个极为普通的学习环境里。正是在这种普通的环境中，陈家的孩子们学会了尊重别人，也学会了尊重自己。陈昊苏后来感慨颇深地说：父亲在《示儿女》 一诗中写到：“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这是他认为给予他们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在父母的教育和影响下，陈毅的子女都非常注意严格要求自己。三儿子陈小鲁与粟裕的女儿结婚时，正好是夏天，前去家里祝贺的宾客看到桌上仅放着一个大西瓜，俭朴的“西瓜宴”就成了“婚宴”。在陈毅的影响下，子女们耳濡目染，都养成了良好的品质，在生活上不仅克勤克俭，而且待人谦和。陈毅住院期间，子女们对医护人员都非常敬重，主动取药、打扫楼道卫生。良好的家风，不仅成为子女们的骄傲，也让他们终生获益。
（责编 侯春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