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也许有100种办法，杜晓帆选择了其中一种——“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他做过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保护专员，有机会走遍中国的角角落落，见识到真正的中国乡村。那些山和水、炊烟和人家、淳朴和聪敏，吸引着他走上了一条保护乡村的路。
生活在古屋中的人
对大多数人来说，杜晓帆并不有名。可在业内，他参与编纂的《世界遗产在中国丛书》很有名。雄伟壮观的长城、瑰丽绚烂的莫高窟、神秘厚重的兵马俑……中国大地上最顶级的自然风光和文化景观，5000年的历史文化和56个民族的风土人情，第一次全景式编入一部丛书，是经典中的经典。
走出书房，关注乡村，是始于2004年的初夏。
当时，杜晓帆受邀为云南元谋人牙齿化石发现40周年策划活动。工作之余，他请了一位当地司机，带他走访元谋周边的古村落。很快，彩云之南原始村落带给他的兴奋逐渐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失落和无奈。杜晓帆发现，古朴的老屋虽然让游客赞叹不已，但真正生活在屋中的人却长期饱受空间逼仄、设施老旧的困扰，叫苦不迭。
这样的景象落在他心头，留下的是一连串的问号：保护古村落到底为了谁？保护的目的是什么？不顾及村民实际需求，仅仅为了文化遗产留存而强加保护，是不是不可取？
“如果为了游客才保留村庄原始生活方式，并不能打动人，村民们不能真正发自内心地保护自己的文化、尊重自己的传统。乡村必然走向衰落，甚至消亡。”杜晓帆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他又去了贵州。在黔东北铜仁市印江县，有一个汉族、苗族、土家族混居的小村庄，村子流传下一种传统造纸技艺，极为独特。全村大多数人家都会造纸，少部分是书画用纸，大部分是丧葬用纸。杜晓帆来村里是想保护住这种独一无二的造纸技艺，他多次与村民代表交流，希望他们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将老手艺传承下去。村民们的回答也很朴实：“杜老师，我们也想保留啊，可是靠老手艺挣不出饭，过不上好日子，就都是空谈呐！”
“乡愁到底是谁的愁、愁什么？我觉得乡愁不是乡里人愁，他们愁的问题与我们不一样。在社会发展迅猛的当下，村民想选择什么生活不是我们能主导的。”杜晓帆说。
可如果将城市里现代化的一切原样照搬到乡村，更是一场灾难。杜晓帆见过太多了。村口竖立一块写有某某村的大石头、村中心的小广场上建一个休闲凉亭、村庄里成排的火柴盒似的建筑……这些乡村一眼看去，除了村名不同外，毫无特色。
这些年，杜晓帆的工作主要是调研和走访，为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提供建议和思路。看得多了，走得远了，杜晓帆逐渐意识到，保留旧的和注入新的，需要有一个平衡。“眼里不光要有房子，还要有人。”
每到一个村落，他首先要做的，是翻阅村史村志以及宗族家谱，在古籍里找寻乡村的过去。书里记载不清的，他就去找村里的老人家，请他们口述历史，讲讲过去的事情。在帮助贵州楼上村修复古建筑群时，杜晓帆专门为农民设计了一个适合晒谷的中庭，因为他注意到当地农民习惯在晒谷时聊天交流，晒谷场是他们重要的社交场所。
每年超过大半的时间，杜晓帆都要留在村里生活。很多报考杜晓帆研究生的学生一收到录取通知书就要被“发配”到乡村，等到写毕业论文，还是要留在村里做调研。长期和村民朝夕相处、谈天说地，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启发。
“不止一个人和我说过，如果村里连一座老房子、一点以前生活过的印迹都没有，村里的人没有信心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但看到老房子被修复了，恢复一些仪式、传统民俗，他们会有一种好好生活的劲头。我觉得，文化遗产的意义可能除了经济层面，还有精神层面，它真的能给当地人带来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杜晓帆说。
在600年的紫禁城里办一次乡村的展览
“这个菜头很新鲜嘛，那下顿咱们就吃菜头，臭豆腐是您自家腌的吧，怎么做？切条炒？整块油炸也很不错吧！”采访时，记者遇见杜晓帆的第一幕，是在浙江省兰溪市诸葛村的一家农家小饭店门口。他身穿红色冲锋衣，蹬着双登山靴，一会儿和开饭馆的阿婆聊聊店里菜色，一会儿探头到隔壁茶室，看看村里的阿公们打牌尽不尽兴。他不像外来人，倒像一個闲话家常的老街坊。
“杜老师，喝茶吗？今天不送麻花了，给您配酥饼！”开民宿的杭州老板隔着水塘招呼他。村里人都认得这位来调研的“杜老师”，尊重他的学者身份，也喜欢他亲切、没架子。和杜晓帆同行的是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乡村遗产调查项目组的14名成员，他们“沾了杜老师的光”，也受到了村民的礼遇。
这趟来诸葛村，杜晓帆是为了给一场展览收集素材。他要做一件大事，2020年故宫将迎来600周年大庆，而他要在紫禁城里办一次以中国乡村为主题的展览。
把乡村搬进紫禁城，杜晓帆格外看重其中的意义。在古代有一种说法是“皇权不下县”，意思是说皇室权力最多延伸至县级行政区，国家治理体系无法再向乡、镇、村级基层社会蔓延。“但如果没有乡村，没有农民一年又一年的税赋供养，紫禁城又怎么能够做到金碧辉煌、高高在上？”
“这次在国家博物馆展出都不行，一定要在故宫。”谈起正在筹备的工作，杜晓帆话里透着兴奋。他坚定地认为，只有将乡村与故宫联系在一起，才真正能够表现出乡村在铸就国家根基方面的重要作用。他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展览，让人们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
究竟乡村对当下的人们还有什么价值？杜晓帆给我们分享了一次尴尬经历。有一次，他被邀请到一所学校做讲座，因为停水，学校关闭了所有洗手间。“关闭，给师生带来不便;开放，学校则无法控制污染排放。看似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停一次水居然就能让人们陷入困境。”
那一天，杜晓帆的思绪飘去了遥远的云南。“大家都觉得哈尼梯田漂亮，但是有没有人关注过梯田里的水？水是怎么引来的？为什么可以流入各家的农田？什么节气水流多少？如何控制？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问题，却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
这些年，乡村里的人情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福建的乡下祠堂里，他看到了家族情感的代代相承;在山西的高墙大户里，他读懂游子落叶归根的情义;在云南和贵州的稻田里，他了解到农民们如何与土地为伴、与自然共生;在边疆的少数民族大家庭里，他见证了一家老小几十口人如何在同一个院子里和睦相处。
“乡村是一片地吗？乡村文化遗产是几栋古建筑、几件老物件吗？不是，乡村的价值远不止物质，而在于情感和精神。”杜晓帆说。
理想中的那棵树
“你知道在2001年到2005年，这短短几年里，国家有关文物的项目拨款翻了多少倍吗？整整100倍！”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30多年，杜晓帆见证了中国文物保护事业一步步走向世界前沿，也亲历了文化遗产保护愈发被人们重视的过程。
1984年，杜晓帆从南开大学博物馆学专业毕业，被分配至甘肃省博物馆，成为一名讲解员。南开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高校，而杜晓帆是第一届毕业生。当年，全国范围内也只有3名科班出身的博物馆讲解员。
然而，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建设是首要的国民议题，大多数人无暇顾及文化精神领域的需求。用杜晓帆的话来讲，那时博物馆里除了展品，不见人影，空空荡荡，虽然是专业讲解员，但他实际的作用等同于展馆保安。“1987年，中国首批6处文保单位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没有一家国内媒体进行报道啊。”杜晓帆的失望溢于言表。
变化出现在2005年前后，那时的杜晓帆已经取得日本国立神户大学文化构造专业博士学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代表处担任文化遗产保护专员。在参与龙门石窟、库木吐喇千佛洞等文化遗产修复项目的过程中，杜晓帆发现，国人看待文化遗产的目光有了明显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力并有机会关注到自己的精神需求。不仅如此，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投入也让他看到希望。
“就拿设备和技术来说，”杜晓帆换了个坐姿，声音提高了几个分贝，“2005年之前，中国的博物馆工作人员要到国外学习经验、看设备，今天，外国的博物馆专家都知道‘中国的设备是全世界最好的’！”
经济的发展，给予了文化复兴的空间，乡村文化遗产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另一次生长的机会。随着人们开始关注乡村，关注传统文化，以民居、古建筑群和乡土建筑为名的文物保护单位逐渐多了起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出现了大量关于乡村的内容;“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等乡村遗产保护体系的完善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各行各业的人陆续将目光投向乡野，大量规划师、建筑师入驻乡村，还发出了“建筑师的春天在乡村”的呼声。
通往乡村振兴的路上，人们前行的轨迹各有不同，有人致力科技兴农，有人投身乡村教育，有人关注生态，有人看重旅游……杜晓帆走的，是那条叫作文化的路。他觉得，人是走在历史的延长线上的，认可历史，认可过去，认可文化，就是对当下、对未来有自信的体现，只有对乡村自信了，才能留得住乡愁。
“我们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美丽乡村，乡村的美丽表现在太多方面了，但美丽的核心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和谐，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在和谐的氛围中，美丽才有机会被人察觉。”
杜晓帆常常和学生提起一棵树。那是他心里的一棵关于美丽乡村的树，同样也是一棵关于小康社会的树。他们一起讨论，如果大树代表小康社会，文化遗产是树的哪个部分。有人说：“是叶子，让大树亭亭如盖。”有人反对：“树木不能没有叶子，但乡村没了文化遗产一样存在。”还有人说：“是年轮，记录历史。”
“都不对。”杜晓帆决定揭开谜底，“也许文化遗产不在那棵树上，它甚至不是阳光和雨露，但它一定是一种能量源，是让这棵树更加枝繁叶茂的神奇力量，这也是我们不能割舍乡愁的原因。”
“您理想中的那棵树是什么样子呢？”
杜晓帆沉默了一会儿，没说话，只是给记者指了指身后——700年前开凿出的上方塘荡起阵阵涟漪，江南的绵绵细雨好像几个世纪不曾停歇。村民们一边聊天，一边继续着手上的活计;开饭馆的阿婆正在为接待外地游客而忙碌;民宿老板娘刚刚在微店上架了自制的手工红糖，这会儿女儿放学回来，坐在她身旁唱起了刚在音乐课上学会的《戒子规》。杜晓帆说，此情此景，就是他心中的小康乡村。
杜曉帆 1963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丰镇市，日本神户大学博士，曾任职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现为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