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要得到学生的认可、获取一定的权威，既要依靠外在制度赋予其法理性的权威，更要依靠其自身的德、能、勤、识赢得内在的感召权威。
教师权威可以认为是教师个体凭借国家和社会所赋予的外在的教育权力，以及个体自身内在因素而产生的被尊重和被认同的一种持续的教育影响力，具体表现为在教育教学活动过程中，学生对教师的信任、依赖和遵从。这种认同和信任是学生发自内心的信赖，而绝非迫于外力的屈从。“实质上，教师权威代表的是一种师生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教师对学生的控制管理及学生对教师的依赖和服从。”因而，教师要得到学生的认可、获取一定的权威，既要依靠外在制度赋予其法理性的权威，更要依靠其自身的德、能、勤、识赢得内在的感召权威。教师权威实质是外在依附性和内在生成性权威的统一，是教师权力和魅力的统一，是形式权威和本体权威的统一。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新课程改革所倡导的民主、平等和自由等理念下，教师权威似乎成为了“教师专制”的代名词而遭到许多非议。纵观学校生活实际，不难发现，一些人反对教师权威，其实是反对教师滥用权威，只是对教师权威中的非理性部分进行否定。理性部分的权威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需的，因为教师权威作为学校场域里一种重要的教育影响力，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如果学校生活中缺少教师权威的力量，学校教育的终极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基于此，承认教师权威的客观存在和必要性，引导教师树立理性权威并合理地运用权威，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意义重大。那么，教师权威的来源是什么呢？
制度权威：教师权威的外在保障
我国《教师法》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作为社会不可或缺的職业，社会期待教师能够成为学生的道德楷模，并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有针对性地为社会发展培养出所需的综合型人才。同时，社会的期待还要求教师扮演社会的代表者、道德的实践者、知识的传授者以及学生的管理者等多重角色身份，并代表国家与社会对学生实施教化，这些角色要求都赋予了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以制度化的权威。只要国家和社会对教师的角色期待没有发生改变，那么教师的职业权威就不会发生变化。然而，伴随着近代儿童观的提倡和现代教育的演进，教师传统的话语语境和实践情景都在经历深刻的变革，传统的权威已经很难适应近现代教育发展对教师权威的诉求。
同时，教师作为既定文化的化身，扮演着国家意志与民族精神传递者的角色，需要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传递的同时，达成学生社会化的发展诉求。为了让教师更好地履行这一角色，国家和社会应强调从制度层面来保障教师的合理性权威，通过立法的形式从制度的层面保障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完善相关保障体制，提高教师的职业待遇，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教师的制度权威是国家赋予教师的外在权威。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教师的法理性权威是根据学校教育的实际，与育人目标相结合的一种生成性的、动态的权威模式，它从法律的层面确保教师权威的合法性，并维系着教师的社会地位。此外，应充分利用现代媒体的传播功能，积极营造“尊师重教”的氛围，提升教师的职业影响力，为教师权威营造健康的舆论环境，主动维护教师的社会形象，使其在学校教育场域里能够体现其权威性。总之，只有将保障教师法理性权威的各项规章制度落到实处，才能实现把尊重教师、信任教师和依靠教师办学的方针政策贯穿于各项教学活动中，使教师在教育变革实践中充分发挥权威作用。
知识权威：教师权威的基本前提
在师生围绕教育目标展开的教学活动过程中，教师不论是在知识储备、文化积淀和人生阅历等方面相对于心智和道德尚未发展成熟的学生而言都处于“上位”，拥有学生无法企及的优势特征。“教师在生活阅历与理智程度上的储备优越于学生，能使学生在学习过程和问题解决的方式方法选择上，不同程度地依赖着教师的指导。”尽管学生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接触并学习到各种知识、价值和规范，但是这些大多是零散的、片面的、缺乏系统性的。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学生的学习在教师的指导下才能高效地完成。
无数的教育实践证明，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任性的特征，必要的时候需要教师权威来起到威慑的作用。学生知识水平、心智和道德的“未完成性”使得教师必须对其施加一定的影响，使其获得作为社会成员必须具备的各种社会准则、习俗、知识和技能，因而，教师对学生的指导是不可或缺的。在某种意义上，教师作为知识传递者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教师在知识占有方面多于学生、优于学生和先于学生，拥有对学生而言的知识权威地位。因而，那些具备渊博的学识和精湛的教学技能的教师自然会受到学生的爱戴和尊敬，学生会从内心深处对教师产生敬畏心和认同感，从而树立起教师的知识权威性。
感召权威：教师权威的必备能力
尽管有时教师在知识掌握的总量上超越学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就一定具备感召权威。原因在于教师权威同时受制于其他因素的影响。其实教师最具感召力的权威体现在对至善人格的追求，以及对学生健康发展的引领上，这种感召权威才是一种真正的教育力量，它可以促使学生个体自由地、创造性地发展。通常情况下，那些受到学生崇拜和尊敬的教师，往往除了具备渊博的知识结构外，还具有高尚的人格感染力，他们对学生充满爱心和关怀，对事务的处理也尽可能公正合理，从而为学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种榜样标杆所折射出来的价值在于，学生对未来的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性。正如康德所说“通过一个榜样所折射出来的（道德）法则，仍然具有使我的自傲自渐形秽的力量”；“通过模仿这个人，从某种层面来说，就是在模仿一种法则。”由此可见，这种人格感召权威的影响主要来源于教师自身的人格魅力和道德素养。相比之下，教师人格感召权威对学生的影响也最为深刻，影响效果也最明显，因为教师的人格感召力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榜样力量。特别是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外在的法理性权威对其影响作用越来越小，而人格感召权威的影响则越来越明显。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开展，社会更关注学校教育的内在价值。教学已不再是单纯的以传授知识为主，在实际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也不再单纯地以掌握知识的多少来衡量。“一个精神丰富、道德高尚、智力超群的教师，是能够尊重和陶冶自己学生的个性的；而一个无任何个性特色的教师，培养的学生也不会有任何个性特色，他只能造成精神的贫乏。”因此，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和个性的成长，需要有教师的引领，而教师的引领作用应当如何发挥呢？这就需要教师具备丰富的人生阅历，扎实的理论基础，且能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因材施教地对教学过程中的突发事件进行敏捷地处理，让学生能够感受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展现的人格魅力和实践能力，使学生能够在这一过程中自觉模仿教师富有魅力的行为，让学生能在课堂教学中感受到心灵的洗涤和爱的眷顾。
当然，肯定教师权威的合理性并不等于承认权力至上。从教育教学活动的运作模式来看，权威是包含一定权力的，但权威的正常运行需要以教育教学活动过程中的制度和规则为依据，教师行为一旦超越了这些既定规则的范围，就会导致滥施权威、滑向权力至上主义的极端。因此，既要维护教师的合法权力，树立教师合理性权威，又要防止教师因权力膨胀而导致权力至上主义的蔓延。同时，教师的外在权威会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削弱，内在权威则会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强。如果仅使用外在权威来迫使学生服从，那是教师无能的表现，还可能导致学生产生叛逆的心理，造成师生关系紧张。因此，如何构建合理的教师权威就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只有把握好教师权威的三种来源，才能实现教师外在权威和内在权威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