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增玉是当代著名学者，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成就卓著。多年来致力于东北文学、解放区文学、左翼文学，以及文学现代性、文学思潮和文学史方法论研究。对于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及文学发展，均有系统论述。
一、鲁迅研究
大半个世纪以来，鲁迅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热点，无论是批评鲁研界里无高手，还是众声喧哗扬胡抑鲁，都不影响严肃学者坚持鲁迅研究的客观理性。进入新世纪以后，逄增玉连续发表多篇研究鲁迅的论文，且篇篇有见地，尤其值得重视。他的《启蒙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诉求及其悖论——以鲁迅的<故乡>为中心》《鲁迅思想与文学话语的三原型》《鲁迅启蒙文本中的现代性言说与叙事》《鲁迅小说中的“医学”内容和叙事》《鲁四老爷论》《鲁迅小说中的非对话性与失语现象》《胡适与鲁迅的“监狱认识”》《〈阿Q正传〉与辛亥革命问题的再思考》《鲁迅小说的病态“文化人”群像》《五四时期的“立人”思考及其文学表现和嬗变》等一系列文章，或宏观，或微观，多有洞见，皆要言不烦，切中肯綮，数量不算太多，但每篇发表后都被转载或引用。逄增玉的《启蒙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诉求及其悖论——以鲁迅的<故乡>为中心》，认为鲁迅《故乡》的主导叙事和主题，是对以《故乡》为代表的乡村世界以及以《故乡》为象征的传统“老中国”进行“衰败与落后”的定位和批判性描绘，借以表达“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启蒙主义诉求。但是小说的现实批判性描绘中同时存在的对《故乡》往昔的回忆性描绘，乡村世界却呈现出自然、风俗与人事的美好和温馨， 与现实中的“荒村”景象构成对立和悖反。在两个乡村世界的存在及其互相矛盾中，其实也存在深层的精神与文化联系，即现代性的启蒙主义和守成性的文化民族主义，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对立统一”地同时存在，并由此外化和投射于《故乡》的乡村叙事里，成为两个异质的乡村世界存在的深因。《故乡》是一篇美文，从中不难发现鲁迅深藏其间的那种感时忧国的启蒙主义的价值诉求。逄文的独特和高妙之处在于，它于鲁迅所描写的这个“荒凉”的乡村世界之外，还发现了另一个充满着温馨和人情的乡村世界;于鲁迅现代性的启蒙主义的诉求之外， 又发现了另一个守成性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存在。这对于如何理解《故乡》和如何进入鲁迅精神世界的深层，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张福贵、王文玲在《从“学鲁迅”到“鲁迅学”——建国以来东北学人鲁迅研究的历史评价》（《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期）评价逄增玉的鲁迅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逄增玉教授的文章《鲁迅启蒙文本中的现代性言说与叙事》研究的重心确定为思想，而不在于作品，考察现代性思想在鲁迅的杂文随笔和小说文本中的面貌，由此发现鲁迅对于现代性的认识是矛盾的、质疑的。同时，文章着重于对文本的观照，发现在鲁迅对于现代性的展现与质疑之中，也体现了现代性在中西文化交汇中碰撞时的面貌。在作者的另一篇文章《五四时期的‘立人’思考及其文学表现和嬗变》中，对文本深入考查，由现代性思想、‘立人’思想介入文本，论述了‘立人’思想在文本中嬗变的轨迹，角度新颖，立论独特。
逄增玉同样坚持现代性立场，他在《鲁迅启蒙文本中的现代性言说与叙事》（《文艺研究》 2004年第6期 ）一文中指出：“任何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研究，最终都应该落实到对文学史现象和文本——政论性文本与文学文本——的分析与解读上，包括对文本的主题与母题、叙事与结构的分析和阐释。中国五四前后的启蒙主义文化与文学，与来自西方的现代性存在既明显又复杂的联系，作为中国现代启蒙文化和文学肇始者之一的鲁迅文本，尤其显示出这样的特征。”在这篇文章中，他还谈道，鲁迅的论说文本和小说叙事实质内涵了一个有关启蒙“立人”与“立国”的“形而上”悖论：对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而言，个性、立人、精神解放与超越等代表的“人的现代性”实现，远比物质与制度现代性重要和迫切，是应该先行追求和实现的价值。但是，没有物质与制度等现代性的基础和保障，人的现代性又无法完成，“立人”成为空话和空想。就是说，“首在立人”的思想具有深刻性和超前性，是代表了中国和亚洲有关现代性思考最高水平的精神资源，但它又没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从“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历史语境来看，鲁迅小说毫无疑问是追求现代性的文学，是来自于西方的现代性在中西文化交汇碰撞中的产物，但是，鲁迅小说也存在非现代性、质疑现代性乃至反现代性的因素和话语，是追求现代性和质疑与颠覆现代性融为一体的、独特的现代中国文学。这样的情形，在鲁迅思想和文学、在他的多种文本中还有复杂丰富的表现，需要继续认真地梳理与解读。这些观点，放在大半个世纪的鲁迅研究中，都是难得的真知灼见。
二、东北文学研究
逄增玉的文学研究是站在世界看中国，站在中国看东北，站在历史看现实，站在现实看未来。《文心雕龙》称北方的《诗经》“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而南方的《楚辞》则“瑰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明确指出地域与文学的关系。丹纳的《艺术哲学》从种族、环境、时代三个方面，剖析影响艺术生成的三个最重要元素。种族指的是一个民族天生遗传的那些倾向，有时外延扩大到民族性，这是文学发展的内源。环境主要指的是地理环境，是构成精神文化的外力。时代，丹纳统称之为“精神的气候”，包括社会制度、精神意识等上层建筑。重视文学的地域性特点，从文学发展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等方面入手研究文学者，自古不乏其人。文学地缘说关注的是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对文学的构成性影响。文学的地域性、风俗性，文学的本土意识、地缘意识，既是文学的母体，也是文学与生俱来的文化符号。
作为最早进入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之一，逄增玉1986年发表的论文《流亡者的歌哭——论三十年代的东北作家群》，1995年出版的《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堪称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性著作。此外，他的《东北作家群创作的乡土色彩》《历史文化语境与东北作家群的忧郁倾向和叙事》《殖民语境与东北沦陷时期话剧倾向与形态的复杂性》《殖民文化视域与“满映”研究的若干问题》《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新文学出版的勃兴与繁荣》《殖民政治与电影美学对中国形象的“臆造”——满映国策电影》《沦陷时期东北作家与五四作家对日本文化、文学的态度》《东北地域文化及其在中国文化和文学中的地位》《殖民语境与东北沦陷时期话剧倾向与形态的复杂性》等文章，都是东北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特别是《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一书，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反响。2012年逄增玉先生出版了他关于东北文学的又一部专著《东北现当代文学与文化论稿》，较之此前的东北现当代文学研究，这部著作有不少新的思考。首先是对东北现代文学和东北作家群相关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辨析，把东北作家群放在更宏观的视野中加以审视，又对部分作品做了微观剖析和阐释，提出了很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另外，这部著作在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上也有所拓展。其中对于伪满时期的电影与戏剧、 女性文学、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新文学出版与报刊、东北解放区秧歌剧的研究、 东北工业题材文学的研究，弥补了学界相关研究的严重不足。
逄先生出生于白山黑水，后求学于南方，对故土家园的热爱，让他把学术目光长久地投射于东北那片黑土地，对东北文学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做了很多扎实细致的工作，是东北文学研究的大家。《东北现当代文学与文化论稿》是在总体把握东北新文学发展格局的基础上，以散点透射的方式，挖掘新的史实和现象，为东北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奠定了重要基础。他认为，东北作家群创作，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内，取材于同一地域的生活，抒发同样的民族情与乡情相交织的心灵旋律 ，表现出同样严肃的主题内容 ，作品具有异常鲜明而又相似的地方色彩， 可说是完全意义上的乡土文学 。这种乡土色彩， 除因作者们曾长期在东北生活过，不可避免地会在创作中露出“乡土”痕迹，主要还是作者们的有意追求。虽然还不能说具有了划一的标准化的内容与风格，但是，在诸如端木蕻良和萧军等人的作品中，那种地域性、乡土性、方言化的语言现象的大量存在，既传达出丰富多彩的东北自然、人生和文化信息，又构造和生成着东北作家作品中神奇、粗犷、雄浑的整体风格。逄增玉可以说是东北现当代文学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始作俑者和开拓者之一，并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在这个领域深入发掘，不断有新的成果。近年来逄增玉对伪满洲国的电影机构、也是亚洲最大的电影机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满映，进行了全新的研究。
三、现代性研究
“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马克斯·韦伯从宗教与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分离角度来理解现代性。哈贝马斯高度评价早期资本主义的公共领域，批判它在当代社会中的衰落，承认文化现代性所面临的困境，这一困境是现代性社会化的后果，同时也是文化自身发展不可避免的问题。舍勒在分析揭示理性化过程、市民伦理形成、基督教伦理衰微的同时，指出：生活世界的现代性不能仅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来规定和把握，也必须通过人的体验结构来把握。因为现代现象是一场总体结构转变，包括社会制度（国家形态、法律制度、经济体制）和精神气质（体验结构）的转变。汪晖认为，“现代”概念是在与中世纪、古代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意义的，它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这种进化的、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陈晓明则认为，现代性意味着无限进步的时间观念;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组织机制与效率问题，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
逄增玉始终关注启蒙话题，写过大量文字，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质疑现代性主题与叙事》（《江汉论坛》 2002年02期 ）一文中，他谈道：追求现代性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但在这主流之下还存在着“质疑现代性”的文学支流。质疑现代性文学与中国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存在着精神联系，其基本主题和叙事是刻意营造乌托邦化的生存乐园世界，美化乡村生活、乡村文明及其所体现的传统和本土文化的价值，抨击和批判现代文明、都市文明，在现代与古代、文明与野蛮、城市与乡村的价值对比中提倡逃离前者而回归后者，并以具象的方式对五四以来的现代性思想价值观念进行了背谬与拆解，表现出中国质疑现代性文学的诉求与特点。另外，在时隔将近十年后，逄增玉又发表了《现代文学对五四启蒙现代性的自反性叙事》一文，进一步指出，五四启蒙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出了以进步、现代文明、个性主义（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为核心的思想价值观。但是，在五四时期及其以后，发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学内部，却孳生出质疑乃至颠覆五四核心价值的文学主题与叙事。从鲁迅到左翼的丁玲、茅盾等人，他们通过各自不同的小说文本，从各自的价值立场，对个性主义等五四主流思想价值进行了“叙事的质疑”，并形象表达了自己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与价值重估。新文学内生的这种自反性叙事，实际构成了新文学的新传统，它为人们认识与理解五四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和自五四诞生的新文学，提供了有意义的视域。而《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则是逄增玉先生多年思考的总结，是关于现代性思想的全面系统阐述。全书起首即开宗明义，对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内涵做出定位，指出“现代性就是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在社会各个领域所出现的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属性”。恰如福柯所说，“现代性是构成一个时代特征的一组特征”。重点区分了“资产阶级现代性”和“美学现代性”，同时指出后者“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年轻学者陈爱中评价说，《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所提出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框架和终极目的;一方面是对此前研究的补充和总结，显示出作者所具有的深厚理论素养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另一方面也彰显出此书高屋建瓴的思维路向和一语中的的深邃学术认知。
四、文学史研究
逄增玉有着开阔的学术视野，关注中国的思想、文化、历史和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在文学研究中，始终秉承自己独立的历史观和哲学观。针对现代文学史书写和研究正在日益边缘化，逄增玉在《文学现象与文学史的构成与装置》（《艺术广角》2011年第1期）一文中谈到自己的观点：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和肯定现代文学的贡献和相应的成就，是我们对现代文学的价值认定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我们应该既理直气壮又实事求是地对现代文 学进行文化价值、艺术诗学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研究， 并编撰出相应的文学史。所谓文化的或文化价值论 的文学史，是从中国现代文学所具有和体现出的文化形态、文化功能和文化价值的角度，对现代文学进行研究和阐述。正如有学者就《本土化视野中的文学史思考与书写》一文，评价逄增玉的文章惯于作宏观而富于思辨性的学术题材选择，将对中国新文学史的重述放在本土化视野中，结合对“中国中心观”历史观的考察，对五四文学得出了新鲜而富有创建性的结论，值得关注。诚哉斯言。
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范式的若干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年6期）一文中，谈到了自己对于文学史写作的观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述日益繁多，但真正自成体系、有价值和特色的只占少数。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要把港台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和女性文学有机融入文学史，而不是硬性地作为板块嵌入。在价值观与历史观上，应该真正贯彻历史主义原则，尽可能呈现历史的原生态，并以开放现代的、具有普泛价值的人性观念和世界文学的普遍原则作为价值标准。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中，要处理好困扰在文学史写作中的经典与非经典、主流与支流、现象与本质、规律与非规律、进化与非进化的关系。他的《文学现象与文学史风景》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突破了既有文学史的思维局限，打破了以年代贯穿的史家格局，消解了意识形态的影响，祛除了僵化史观的禁锢，实现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宏观建构与微观解读相结合，学术个性与科学理性相结合。在大历史、大文化视野里，建构起自己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图谱。全书以探求社会生活、中国文化和历史发展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本质规律为主线，从这种文化价值论出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命题和内容做出了新的发现和阐释。总体观照部分以文学现象的全面扫描和深度解读为主，经典重读部分以文本详析和审美体验为主。现当代文学现象研究与文学史观念和方法存在内在联系;同时，文学现象研究也离不开对现当代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本书很好地融合了经典重新阅读和现象深度解析，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很多很有价值的新问题。历史本身宏大而又复杂，文学史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具有代表性，希望回到文学史现场，还原历史本相，甚至全貌的努力，往往只能无功而返;那么，如何才能够搭建起当代人眼光与历史自身的对话平台，这座思维之桥的关键之处是什么呢？本书著者理论坚实，思维活跃，思想深刻，其敏锐的思维洞察力、判断力和表现力。首先表现在梳理和找准现象和规律之间的对应关系;其次是在动态发展的历史中，找到关节点，找到文学演进的自身规律，与时代的相关性和超越时代的永恒性。文学和史学是互相渗透、互相关联的，文史之间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结语》中指出：“自清代考证学二百余年之训练，成为一种遗传，我国学子之头脑，渐趋于冷静缜密。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根本要素。”本书作者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重体验和觉悟的特点，同时也体现了西方学术思维的严密思辨之长，且能把二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拘一格而又极其严谨的思维逻辑。作为精心绘制中国现当代文学风景的著作，此书在客观理性论述的基础上，表现出了鲜明的学术勇气和学术个性。在谈到文学史写作的局限时，逄增玉认为：舍弃整体的进化论文学史观与模式是必要的，可具体作家创作和具体文类又实际存在进步发展的趋势，存在与时间和政治同质的现象。这种现象和矛盾对于当下的文学史写作，又是一个要不要解决和处理好的 “二律背反”式的难题。进化论价值观与历史观 确实给以往的文学史写作带来塞不进历史、难以对位、强行宰制切割的舛错和局限，但进化论又存在合理内核 、存在与历史和文学对应的一面。进化论与文学史写作的关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面临的重要挑战和必须妥善解决的价值理论和方法论的“艰难的选择”。而这个矛盾处理解决的得失 ，将影响到文学史的基本面貌 、格局和水平，影响到历史认识、建构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不仅有理论的思考，逄增玉在重写文学史和经典重读的过程中，在相对比较偏僻的东北（2007年调到中国传媒大学），其实一直在做着文学史写作的准备。他开设的很多课程都与此有关，比如鲁迅研究，经典作品阅读，文学现象分析，现代小说研究，文艺思潮与作家写作等。逄增玉一直坚持回到历史现场发掘史料和努力还原历史的丰富性原则，默默地做着对相关文学现象与文学史关系的梳理和研究，《文学现象与文学史风景》显然不是系统的文学史专著，而是以经典重读和散点透视的方式深入文学史的深层与内部，通过现象的还原展现历史的芜杂与丰富，希望在此基础上建构文学史的可靠的大厦。回到历史现场掌握大量史料后进行心细如发的阅读，这是逄增玉的过人之处。由此出发，对中国的抗战文学的历史性和思想性的很多问题，很多耳熟能详的作品和文本，逄增玉都联系历史予以重新阐释，令人耳目一新。论从史出，既掌握和发掘丰富的独特的史料，又高屋建瓴地提出很多理论的见解，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具有积极的意义。
到中国传媒大学以后，逄增玉在汉学传播和推广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多次在欧洲和北美日本策划和参与汉学会议，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有独特的思考。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界提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到现在莫言获奖和世界关注中国文学与文化，中国文学文化和世界文学文化已经是互相走向对方和互相凝视，逄增玉的中国文化传播和汉学研究，可谓正当其时。作为一位优秀的学人，逄增玉不仅始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保有热忱的态度，而且时刻关注现实生活，对于社会文化发展，有着知识分子的理性自觉。他热爱大自然，热爱自由，对一切美好的事物有着本能的信赖。上善若水，止于至善，相信于当代中国学术建设，逄增玉会不断带给我们更多思考和践行的力量。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文学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马新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