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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有一种理论认为社会复杂化与人口增长相关。早期的城市和宫殿都是与周边成百上千的村镇联系在一起的，这就需要大地理区域的考古学研究。20世纪中期以来，考古学家已找到许多方法系统地记录与研究众多考古遗址在整体区域的分布状况，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聚落形态考古。如果要研究一个区域里社会的复杂化过程，可以将聚落形态的同时性和历时性特点进行整合研究，从而追溯其演进的具体轨迹，并判断其社会发展的层次。太湖流域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数十年的环太湖地区工作似已显示出，太湖流域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已可以由良渚文化上溯到先良渚文化。大约距今6000～4000年，太湖流域文明因素开始出现并得到持续发展。文章以等值线图的形式表现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至良渚文化遗址的聚落密度，从而寻找聚落密集区域，并检验那些出现新产生的文明因素的遗址是否出现在被找到的全部聚落密集区域中，再进一步检讨社会复杂化过程与聚落密度的关系。文章得出以下结论：从马家浜文化至良渚文化聚落密集区域内聚落的数量在持续增加；那些出现新产生的文明因素的遗址都出现在被找到的全部聚落密集区域中；社会复杂化程度显然与聚落密度正相关。
关键词：新石器时代；太湖流域；社会复杂化；区域聚落形态；等值线图
社会复杂性的出现是一个相对晚近的现象。现代人类从四十万年前开始演化，向社会复杂性的转变不过是最近一万年前后的事。一万年前，绝大部分人生活在还不固定的小聚落中，家庭经济基本上自给自足，社会财富基本平等。这种政治均等的社会意味着绝大多数成年人都有机会参加社会管理。考古学家想知道，在短短一万年的时间内，复杂社会在何时何地形成，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形成的原因又是什么。社会复杂化与人口增长相关，只是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是人口增长导致了政治进化，还是政治进化导致了人口增长。早期的城市和宫殿中心都是与周边成百上千的村镇联系在一起的，这就需要大地理区域的考古学研究。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新的方法，20世纪中期以来，考古学家已找到许多方法系统地记录与研究众多考古遗址在整体区域的分布状况，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聚落形态考古[1]。
聚落的区域形态反映了一个政治体的范围和结构，是观察史前社会发展层次的有效方法[2]。在复杂社会中，聚落的区域布局会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经济和政治因素，而非生态因素，聚落因为其重要程度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别。特别到了国家社会，城市成为管理和维系周边农村的中心，而首都则可以从其规模和奢华程度来予以分辨。这种政治中心内的宫殿和庙宇能反映政治组织的规模。一个区域里一个大的中心和周围一大批中小型聚落的分布，反映了后者对于前者的从属地位。如果要研究一个区域里社会的复杂化过程，可以将聚落形态的同时性和历时性特点进行整合研究，从而追溯其演进的具体轨迹，并判断其社会发展的层次[3]。
太湖流域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数十年在环太湖地区的工作似已显示出，太湖流域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已可以由良渚文化上溯到先良渚文化[4]。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的后期，马家浜文化发展为崧泽文化。这时期，手工业内部有了新的分工，制玉和金属冶铸成为新兴的工业部门；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开始出现贫富不均现象；遗址内涵和规模的悬殊，反映聚落出现分级趋势。总之，许多此前不见的新因素不断涌现，而有些因素本身就是新产生的文明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大约距今6000～5000年，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文明因素开始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5]。1996年，南河浜遗址的发掘首次发现了崧泽文化的祭坛，并较好地揭示了祭坛的形成过程。这是颇有意义的，因为如像以往那样，将良渚文化祭坛视为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一重要标识性的现象的话，那么这一发现就为文明起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6]。2008—2009年，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发现证明，长江下游地区较其他地区为早，在距今五千七八百年以前，已存在明显的社会分化，初级王权已经产生，社会已进入苏秉琦先生所称的古国阶段[7]。崧泽文化之后的良渚文化的社会政权的性质被认为是神王国家，也可称之为政教合一的国家。良渚文化早、中、晚三期墓地的级别、数量、等次雷同或相同的事实，证明其所表述的良渚文化自早期至晚期的社会关系及结构不存在基本差异，具有同质性。从良渚文化早期起，良渚文化社会已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8]。
高蒙河曾对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同时性和历时性特点进行整合研究，从而追溯其演进的具体轨迹，并判断其社会发展的层次，发现从马家浜文化至良渚文化，社会复杂化过程与聚落密度有关[9]。文章收集了长江下游史前时期遗址共757个，这是截止2003年初所能统计到的最大数据。这些经过整理而得出的资料，已经具有了某种数据库性质，可以供今后的研究广泛采纳，直接或间接地用于评估区域聚落形态与社会复杂化过程之间的因果互动理论模式[10]。本文以上述资料为基础，将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至良渚文化遗址的全球地理坐标分别列表（表1—表3）。
本文以等值线图（图1—图3）的形式表现聚落密度，从而寻找聚落密集区域，并检验那些出现新产生的文明因素的遗址是否出现在被找到的全部聚落密集区域中，再进一步分析社会复杂化过程与聚落密度的关系。等值线图是个常用的分析图形，在等值线图中，将两个变量的值分别表示在X轴和Y轴上（即聚落的全球地理坐标），而根据规定要求用称为等值线的闭合曲线在平面上圈定出规定区域（即聚落密集区域），而将第三个变量表示在Z轴上（即聚落密集区域内聚落的数量）。本文规定在等值线内，任何一个聚落5千米半径范围内至少存在另一个聚落，等值线内包含了所有满足条件的聚落。等值线圈定的区域表示聚落密集区域，等值线圈定的区域的高程表示该聚落密集区域内聚落的数量。本文将等值线的数值设定为5，理由是大多数农业群体的遗址域是在5千米的半径范围内[11]。也就是说如果两个聚落相距不足5千米则它们的關系密切，如果两个聚落相距超过5千米则它们的关系疏远。
根据图1—图3，从马家浜文化至良渚文化聚落密集区域内聚落的数量在持续增加：在马家浜时期聚落密集区域内只有2～3个聚落，当时的聚落密集区域的规模很小；在崧泽时期聚落密集区域的规模开始分化，其中有些区域内包含了6～7个聚落；在良渚时期聚落密集区域的规模极度分化，出现了包含超过120个聚落的庞大的聚落密集区域。那些出现新产生的文明因素的遗址都出现在被找到的全部聚落密集区域中：东山村遗址出现在崧泽时期规模最大的聚落密集区域内；而良渚遗址群对应了良渚时期规模最大的聚落密集区域。社会复杂化程度显然与聚落密度正相关：聚落越密集的区域社会复杂化程度就越高。
综上所述，太湖流域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数十年的环太湖地区工作似已显示出，太湖流域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已可以由良渚文化上溯到先良渚文化。大约距今6000～4000年，太湖流域文明因素开始出现并得到持續发展。本文以等值线图的形式表现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至良渚文化遗址的聚落密度，从而寻找聚落密集区域，并检验那些出现新产生的文明因素的遗址是否出现在被找到的全部聚落密集区域中，再进一步检讨社会复杂化过程与聚落密度的关系。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从马家浜文化至良渚文化聚落密集区域内聚落的数量在持续增加；那些出现新产生的文明因素的遗址都出现在被找到的全部聚落密集区域中；社会复杂化程度显然与聚落密度正相关。
参考文献
[1]（英）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关键概念[M].陈胜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陈淳.考古学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3]B.G.Trigger.Time and Tradition，Edinburgh[M].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78.
[4]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三联书店，1999.
[5]李伯谦.长江流域文明的进程[J].考古与文物，1997（4）：12
[6]张忠培.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线索[N].中国文物报，2006-3-1.
[7]李伯谦.崧泽文化大型墓葬的启示[J].历史研究，2010（6）：4.
[8]张忠培.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J].考古学报，2012（4）：420.
[9][10]高蒙河.长江下游考古地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1]陈淳.考古学研究入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