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通过对近二十年来国际著名旅游学术期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urism Management》所刊载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文献的学术梳理发现，国外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真实性与商品化、政治性质、旅游影响、立法保护、动力机制等方面。研究方法多采用民族志田野调查法、参与观察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等，理论探索多基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其学术取向明显不同于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应用对策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文献综述；启示
中图分类号：F591.99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1989）、《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宣言》（1997）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的正式颁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概念虽然有所变化，但其基本内涵保持稳定，主要是指 “民间创作”（或传统的民间文化）及其文化空间。笔者检索近年来全国硕博士论文以及相关研究文献发现，外文旅游文献中以“Intangible Heritage Tourism”为题的并不多，现有研究大多隐含在遗产旅游、文化旅游和民族旅游等的文献中。早在20年前，国际旅游学术界就已经在进行非遗旅游的相关探索，为此，《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专门出版一期专刊（1993年20卷）。因此，对国外非遗旅游文献的回顾需从其内容来考量。本文通过对近二十年来国际著名旅游学术期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urism Management》所刊载的代表性文献进行学术梳理，以期了解国外非遗旅游研究的趋势，为我国非遗保护及其利用以及遗产旅游研究提供借鉴。
2 研究内容
纵观国外近二十年来有关非遗旅游研究文献，其研究主题和内容相对比较集中，这些主题大致包括非遗旅游真实性和商品化、非遗旅游的政治性质、非遗旅游影响以及非遗旅游的动力机制等方面。
2.1 非遗旅游真实性和商品化
基于传统文化的国外旅游演艺、纪念品生产、节日庆典、歌舞仪式等的研究涉及两个概念：真实性和商品化，两者往往是一体两面，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多数学者认为，旅游语境下的传统文化发生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建构性真实和存在性真实的理论诉求有其合理之处。这类研究大致从客体真实和主体真实两个角度展开。
就客体真实而言，非遗旅游产品生产的技艺及其过程真实性是重要切入点。Erik Cohen认为，泰国北部清迈地区的Dan Kwien陶瓷生产技艺的变化不是陶瓷技艺传承人的创新，而是由于市场力量的推动、局外人引入陶瓷生产的新设计和新风格所致，这些设计和风格来自许多其他文化，与本地无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创新性产品和风格逐渐取得“渐进性真实”（emergent authenticity）的性质，并成为当地手工生产的一部分和当地身份的标志[1]。George Hughes通过“苏格兰之味”（Taste of Scotland）的食品促销案例分析旅游语境下食品生产和后现代主义对真实性建构的影响。“苏格兰之味”项目被认为是对苏格兰烹饪艺术遗产的恢复之举，也是激励苏格兰遗产在传统精神影响下继续发展的框架。地域特征是其真实性的显著标志，且扎根于烹饪艺术及其产生环境的“自然关系”之中[2]。Yvonne Payne Daniel采用跨文化视角，以美洲、大洋洲、加勒比和非洲的土著传统舞蹈表演为例，认为尽管在表演的规模和语境上有变化，但旅游场景中的舞蹈表演不同于其他一些艺术表现形式，仍然保持“真实性”和创造性[3]。John G. Robb以整合性的“遗产综合体”（heritage complex）的英格兰西南部廷塔杰尔的村庄和城堡为案例地，探讨了旅游发展与亚瑟王传说之间的联系。民间传说和文学性的添加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能被否定的。用科恩的概念来解释，就是民间传说逐渐获得了“渐进性真实”[4]。Athinodoros Chronis以美国南北战争发生地葛底斯堡为案例，认为真实性不是一种现代性焦虑和疏离的结果，而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美国南北战争的叙事就变成一种国家统一和整合的工具，它能够强化一个共同的遗产和起源的神话[5]。Stroma Cole以印度尼西亚东部Ngadha村为案例，从政府、游客和村民三个视角考察了各自对各种当地风俗仪式和建筑艺术等非遗旅游开发真实性和商品化的态度差异。由此，文化商品化可被视为人们开始重新评估其历史的一种手段[6]。Keir Martin以巴布亚新几内亚腊包尔镇（Rabaul Town）国家面具节为案例，认为简单地忠实原初状态不能完全解释这些语境下的真实性评价。文化商品化并不一定导致文化和意义的丧失。面具节的旅游展示尽管带有冲突的文化含义，但仍然起到应有的作用[7]。Wantanee Suntikul等以老挝世界文化遗产地琅勃拉邦为案例地，认为过度的商业化破坏了古镇的氛围和特征，有形遗产的保护不力威胁到无形遗产的生存。旅游导致遗产地居民传统生活方式的消失，从而破坏了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8]。
就主体体验真实而言，游客感知调查是重要视角。Mary Ann Lithell等用来自美国中西部385名游客对工艺品真实性描述数据进行主题内容的显著性分析。研究发现，真实性的定义随游客的年龄、旅行生涯阶段和旅游风格而有所不同，但不受性别影响[9]。Maggie Asplet 等进行为期两年的有关澳大利亚旅游服装上的当地文化主题图案的真实性研究[10]。John P. Taylor基于“真诚”（sincerity）的概念，认为舞台化文化展演脱离了本土文化的语境，因而违背了局部的真实性（localized authenticity）。真诚邂逅（Sincere Encounters）使旅游者可以在毛利人会堂语境中参与真正的文化交流或互动式体验[11]。Deepak Chhabra等以源于英国的美国北卡莱罗纳费罗拉麦克唐纳高地运动会为案例，分析了游客感知到的真实性作为产品质量的一种测量手段以及作为旅游满意度决定因素。调查结果显示，当活动（events）发生在一个远离文化传统源头的地方，游客同样能够获得高度的真实性感知，且存在显著的群体性差异[12]。Dan Knox以代表苏格兰东北部形象的苏格兰民谣再表达（re-signified）的形式和内容作为本地和外来游客的一种空间反射性生产的过程为考察对象，认为游客真实性诉求是复杂的，在不同语境和场景之间、不同观众之间是不断变化的。真实性似乎真正地出现在为两类不同群体——民谣爱好者（the enthusiast）和遗产或文化旅游者——的旅游表演之中[13]。Miguel Vidal González比较了在西班牙的中国游客和日本游客对弗拉门戈舞的感知差异，辨析了存在型非遗旅游者和休闲型旅游者之间的差别。从休闲旅游者的角度而言，无形遗产真实性植根于遗产所在地，因此，他们期待着一种在地表演，而“脱域”性的存在型非遗旅游者与遗产认同之间仍然存在原始的精神关联性[14]。Richard N.S. Robinson等以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夏尔湾莫顿岛（the Moreton）中世纪修道院节（Abbey Medieval Festival）为案例，考察了在一个舞台化了的遗产活动语境下的餐饮消费真实性问题。结果表明，可感知的真实性和重游意愿之间的一些关联性[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