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当代的人类学研究中，除了结构主义以外，还有诸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唯物主义等多种理论取向。解释人类学是当代人类文化研究中较为耀眼的一派，作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克利福德·格尔茨，是当代解释人类学中很著名的一位。他提出的“深描”民族志写作手法，特别关注的是揭示行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来解释行动的意义，这无疑是文化研究方法的又一拓展，具有十分重要的革命意义。《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是格尔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对其“深描”民族志写作手法最好的实践，分析这篇民族志的特点是理解格尔茨解释人类学的最好方式。本文笔者试图在对格尔茨关于巴厘岛斗鸡的深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展开对民族志写作方法革新的探讨。
[关键词]格尔茨;民族志;深描;解释人类学
在殖民背景下产生的民族志写作，实际上是一个建构非西方文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再现、反映的过程。格尔茨的巴厘岛民族志“深描”写作实践，是在反思性民族志写作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格尔茨将文化看做是意义系统、强调意义、符号象征、语言，并强调民族志的写作是一种人为的认识过程，文化以及社会活动的意义是可以被观察者“阅读”的。同时格尔茨运用解释人类学的方法，强调民族志书写的意义在于理解并阐释一个族群对自己深处其中的文化的理解，并把观察者的自我反思意识融入到对异文化的理解和解释中。这与以马林诺斯基为代表的传统民族志的写作实践是完全不同的。
一、格尔茨关于 “斗鸡”的深描
如何进入田野，如何让调查对象接受你，这可能是每个有志于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将要面临的难题。格尔茨与他的妻子也不例外。他们初到巴厘岛，巴厘人对他们熟视无睹，视他们如“一阵风，一阵云”。十天之后，为了给学校筹集资金，一次大规模的斗鸡将在公共广场举行，在第三轮比赛进行得正酣之际，警察进行了突然袭击，参与者与围观者四处逃窜，格尔茨和他的妻子与其他人一样开始逃跑，在无处可逃时，随一名巴厘男子进入其院落，这位男子的妻子立刻摆好桌椅及其他相关物品替他们掩饰。此后，巴厘人正式接受了他们。
巴厘岛男人酷爱斗鸡，同时对鸡照顾也极为周到。尽管当地政府公开取缔斗鸡游戏，但是当地人仍然迷恋斗鸡。对此，格尔茨进行了分析，其认为巴厘人如此迷恋斗鸡是因为表面上在斗鸡场上搏斗的公鸡实际上是男人的化身。公鸡是他们的自身的象征表达或放大，即自恋的男性自我。在斗鸡中，人与兽、善于恶、自我与本我、激昂的男性创造力和放纵的兽性毁灭力融合成一幕憎恶、残酷、暴力和死亡的血的戏剧。
斗鸡之所以能够得以运作，关键在于它是一种赌博。在斗鸡游戏中充斥着两种不同性质的赌博：差额和数额相等的钱。一种是在赛圈中心进行的参与者之间双的轴心赌博；另一种是散在赛圈周围的观众个体之间的赌博。斗鸡表面上是一种“金钱赌博”，其实深层的斗鸡是一种“地位赌博”。从表面上看，巴厘人斗鸡是在赌钱，而事实上，他们是将巴厘人的社会地位等级移入到斗鸡这种形式中，因为斗鸡是自恋的男性自我，是他们主人的人格代理者。
格尔茨认为巴厘人在斗鸡事件上表现出的“焦虑不安”以“某种方式”来源于斗鸡的三种属性组合：直接的戏剧状态、隐喻的内容以及它的社会场景。令人“焦虑不安”的原因不是它的物质影响，而是它将自尊与人格连接起来，将人格与公鸡连接起来，又将公鸡与毁灭连接起来。斗鸡最有力地说明的是地位关系，并且它说明这些地位关系是生死攸关之事。声誉作为至关重要的事情，作为一种波利尼西亚的名衔阶级和印度种姓制度融合的特殊产物，尊卑等级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支柱。只有在斗鸡中，这些等级制度建立于其上的道德情感才显露其本色。同时，格尔茨指出，斗鸡的真正功能在于它的解释作用：它是巴厘人对自己心理经验的解读，是一个他们讲给自己听的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它使得巴厘人能够看到他自身的一个主体性维度。
至此，格尔茨用“深层游戏：巴厘岛斗鸡的记述”完成了对自己文化深描说最好的诠释。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一种大众都知道的意义，何谓深描，深描是“解释他人的解释”，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小事实说明大问题。斗鸡是一种游戏，表层是斗鸡，深层是男人之间的较量；斗鸡是一种赌博，表层的是金钱赌博，深层的是地位的赌博。在对斗鸡游戏的再解释中，格尔茨完成了他对文化的深描。
二、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
何谓解释人类学？简单说，解释人类学关注的是文化符号的破译以及对文化行为的深层描写及阐释。有学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学科领域两大革命性的思想家，一个是福科，另一个则是格尔茨。如果说福科是西方旧有思想和知识的颠覆者，那么格尔兹则试图成为颠覆破坏之后的新的知识的阐释者和再造者。如果说福科对话语以及事物本源性进行考古学的挖掘，进而批判性地重新认识西方人文知识领域的许多定论式的命题、质疑理性主义，那么格尔兹则致力于再造颠覆后的认知体系和文化话语。格尔兹强调一种立场——土著的眼光。在此基础上, 他提出了一种新的认知视野——地方性知识和新的符号手段——深描，当然，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不仅是一种视野，更是一种身体力行的方法论。他又是如何实践这种方法论的呢？这应该归功于他提出新的符号手段——深描。具体说来，深描强调描写和观察方式的特定化、情境化，并有长期的、小地方的、具有一定语境的理论要求。在他看来，文化具有公共性质，是处于文化之网的人们文化研究之间交往的符号。解释人类学就是要解释这些由众多的、具有意义的符号编织的文化之网。也就是说, 要在一定的文化环境的基础上进行阐释，要阐释符号活动背后的观念世界，并揭示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格尔兹心目中理想的民族志应该具有三个特色：第一它是阐释性的；第二它所阐释的对象是社会话语流；第三这种阐释在于努力从一去不复返的场合抢救对这种话语的言说，把它固定在阅读形式中，它还必须是微观的描述。
要理解格尔茨解释人类学的意义，就应该把人类学放到学术脉络中去思考。凡是对西方人类学发展脉络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格尔茨所处的时代正是结构主义人类学遭到批判和质疑的时代，格尔茨以解释人类学作为武器，在人类学的战场上赢得一席之地，同时也使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危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格尔茨提出人类学的宗旨是扩大人类话语的范围，他认为符号学的文化概念特别适合这个宗旨。“作为由可以解释的记号构成的交叉作用的系统制度，文化不是一种引致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得到可被人理解的——也就是说，深的——描述。”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格尔茨提出了文化的深描说，以理解他人的文化。同时，他认为理解他人的文化并不是钻到别人的头脑里去，人类学要做的事情是通过对他人文化的理解来理解我们自身，也就是理解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所以，格尔茨用斗鸡等来给我们展示了他人理解他人何以成为可能，又可以通过对他人的理解来理解我们自身。
三、民族志写作手法的革新
首先，在格尔茨关于巴厘人斗鸡的民族志描述中，他不再纯粹以外来者的“客观”、“公正”、冷静的态度对待土著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人类学家深入地融入到土著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与土著居民情感、生活方式的强烈互动。这里，人类学家不再如以往一样像一个手持手术刀的外科医生，将文化看做是置于手术台上的被局部麻醉的一副肉身，而是一个充分理解土著社会以及土著居民的道德理想、审美观念与情绪心理的土著人的朋友。在他的笔下，民族志不再以科学、理性作为写作的唯一指导，而是更多地深入到土著居民的内心世界。与马林诺斯基和埃文斯普理查德的功能主义文化体系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意义上的符号体系相比，这样的民族志写作方式显然是不同的，因为其关注的是特定文化所独有的、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社会情感和社会心理。
这里，笔者同时想要说明的是，格尔茨并不是反对科学和理性的写作方法，也不是反对客观和公正的探索精神，他真正反对的是人类学长期以来对于科学方法的奴性十足的模仿。诚如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在其书中所说，以格尔茨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将人类学的注意力，从强调行为和社会结构的“社会自然科学”转移到强调意义的符号象征、语言。也就是说，解释人类学将文化看做是意义系统来进行研究，并强调民族志是一种人为的认识过程，文化以及社会活动的意义是可以被观察者“阅读”的。我们需要感谢格尔茨，因为正是从格尔茨开始，人类学开始转变了方向，从一种机器似的科学研究变成一种有感情，有智慧、可以批评的人文学科。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在某种程度上与文学等其他人文学科之间形成了对话。解释人类学对于文化符号及其展示过程的深刻细腻的观察描绘，对于文化符号的社会背景的揭示，对于文化符号与人之间深刻互动表现出来的心里紧张与情绪冲突等等，都与以人为描写对象的文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华勒斯坦在其《开放的社会科学》一书中指出，在格尔茨之前，民族志强调研究者必须采用一种围绕实地调查而建立起来的方法论，并且还必须在某一特定的地区以参与者的身份进行观察，从而满足对所观察的文化具备深层知识的要求。这是一种为理解所需的知识，当然，由于科学家置身于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之中，要获得这种知识是非常困难的。其实，民族志的事业从本质上说就是翻译：即用本文化的语言去翻译“他者”的文化。因为没有一个人类学家的民族志能够对文化完全是纯粹客观的书写，对任何一种文化的书写，人类学家都存在着一种文化翻译的问题，他所做的工作从本质上说就是在运用他的语言、观念与文化去翻译“他者”的文化。人类学家Godfrey Lienhardt指出：当我们同野蛮人住在一起，说他们的语言，学着按他们的方式来向我们自己表述再现他们的经验时，我们是尽我们所能地接近了像他们那样思维同时又不失掉我们自己。最终，我们试图用我们从小就学习使用的逻辑概念来系统地表述他们的观念……向别人描述一个遥远部落的成员如何思维。这个问题……开始显出大半是个翻译的问题了，是个如何把原始在它所真正存活的语言里所具有的连贯性尽可能清楚地在我们的语言里表现出来的问题。
在前代的民族志写作中，人类学家都会选择与土著人共同生活一段时间，目的是为了全面了解该土著的语言、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等。表面看来, 人类学家尝试运用土著人的观念或者表达方式向现代社会的人们再现土著人的经验的时候, 其实是在探索西方人自己的思想和语言是否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和智慧, 用来表述非西方社会的文化。人类学家的任务是要在他自己思维方式之中找到可以与他在土著社会所见所闻所感知的事实相匹配、相符合的范畴, 去建构非西方世界, 再现非西方世界, 并作为非西方世界代言人。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 虽然只是描述新几内亚土著人的贸易关系, 但作者把该社区中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所有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 尽管本书的主题是经济, 却涉及了社会机制、巫术力量以及神话传说等等诸多方面,将新几内亚的库拉圈的研究置于科学的、整体的视野之中。
因此，民族志的文化翻译实际上是一个建构、制造非西方文化的过程, 而不是一个再现、反映的过程。其实, 并不存在一种自然化的西方/非西方的区别, 西方/非西方的对立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建构过程。人类学家标榜的田野调查、实地考察只是一种方法而已, 民族志的写作所表述的, 则是人类学自身对于一种文化的主观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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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穆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