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是以秀才而业铜的陈寅生，其典型器物就是士子学人案头的书房实用品——墨盒镇尺等。
二、陈寅生与金石学
清代同光年间，陈寅生以秀才而业铜，最早在刻铜墨盒上刻字，自书自刻，曲尽其妙，使得刻铜成为一门手艺，铜刻文房成为当时的京华名物，也使得百年后，旧的墨盒镇尺等成为收藏品，刻铜收藏成为文房收藏里的一个分支。刻铜文房能从实用品进入艺术收藏的领域，与创始者陈寅生的艺术修养和水平有直接关系。陈寅生精书法，擅绘画，诗词曲赋也是行家里手，又精于收藏，于金石考据也有相当的造诣。由于其没有功名，社会地位相对不高，在当时很难说陈寅生是金石学家。说其是金石学爱好者比较客观。清季乾嘉以来，道咸同光几朝，正是中国金石学发展的高峰，涌现出诸多闻名遐迩的金石学大家，如阮元、端方、潘祖荫、叶东卿、陈介祺等。在当时社会，成为收藏研究的大家，不仅要有学识，还是有雄厚的财力和较高的官职。陈寅生出身小康之家，性情狷介，业铜最多能养家糊口，虽居琉璃厂得与名贤接触，但也谈不上有很广的人脉，交游见识均有一定局限，自然与上述那些金石学大家不可同日而语。
但陈寅生绝非等闲之辈。按最新的研究发现，陈寅生与鲍康是亲戚关系（见拙文《说不尽的陈寅生》，载《艺术中国》2012年第6期），而鲍康在当时以收藏研究钱币而闻名，是公认的著名金石学家。鲍康在当时的收藏界，处于第二层的收藏队伍当中。一些重要的国之重器如青铜器、重要碑刻等，由于价格极昂，已无力染指，而专门收藏在当时价格相对低廉的钱币和印章，尤其对历代钱币用力专注，并加以深入研究，在钱币收藏领域有着较高的地位。有一封鲍康的信扎，可以看出当时京城收藏界这种层级的区别。这是鲍康写给陕西古玩商人苏七的一封信札，信中的“潘大人”就是潘祖荫，陈寿翁即指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七兄如晤：连寄二书均到否，时盼来信不得。……陈寿翁又有书，望捡收秦中近出铜器大件头寄寿翁，小件头及帛币、印章等务乞为弟留之，源源寄京，至祷，至祷！陕中人便最多，或交袁大人，或交沈大老爷际清均可。瓦头出色者，潘大人托觅，均望留意。……弟鲍康顿首，十二月廿一日。”（罗宏才《新发现的四通鲍康彩笺遗札》，载《中国钱币》1995年1期）由信中可以看出，鲍康与潘祖荫、陈介祺联系密切。陈寅生与鲍康是亲戚关系，鲍康为提高陈寅生的业界影响，多次请陈寅生代笔为其代书题跋，陈寅生与当时金石学界的顶级人物有交往，是可以想见的。鲍康在当时的收藏鉴赏界地位极为重要，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当时的一些新发现、新研究成果均在他的视线范围里。由于鲍康和陈寅生的关系，我们说陈寅生虽地位低下，但对于金石学的认识绝非井底之蛙，从学术角度讲，由于陈寅生的学养功底，又在收藏的前沿第一线谋生，其具备较高的艺术欣赏品味也是顺理成章的。
陈寅生的金石学修养和品位在其刻铜文房作品中屡有表现。陈氏的刻铜作品，除了我们熟知的经典书法作品、隽永清雅的绘画作品之外，还有大量的另一类作品，就是“金石考据类”作品。其面貌大多以“释古文字”的形式出现。其所关注的古文字器物有钱币、印章、砖瓦、碑刻、古尺、带钩、古权等等不一而足。其释文所据也有引用阮元等学问大家者。这类作品对墨盒镇尺的题材拓展贡献极大，影响深远。及至民国，刻铜文房由于陈师曾、姚华等人的极力倡导和积极参与，出现了亲笔书画铜刻的第二高峰。在民国亲笔书画铜刻中，姚华的释古文字墨盒镇尺独树一帜，影响卓著。其实，这并非姚华先生的首创，而是陈寅生此类作品的发扬光大。
时光的流逝无情又有情。一百多年过去了，当时的一介书生为了谋生而制作的生活学习日用品，早已退出了实用的舞台，而成为了现今文人雅士案头把玩、怡情益智的收藏品、艺术品。当时略显初级的金石学元素由于其历史地位，也因了岁月的沉积，而脱去了稚嫩，显得是那样的沧桑古朴。正像陈寅生当时的书法习作由于刻在铜上，现在已成为艺术杰作一样，当时那些对金石学的认识、理解和解读，现在也成了当之无愧的金石学佳作。以铜为纸，虽刻如写，陈寅生达到了艺术创作的化境，其在铜面上随意抒发的崇古爱古之情，在我们今天看来，不仅不浅显稚嫩，反而蕴含了高古深厚。
所以在今天看来，由于陈寅生刻铜作品的流传，陈寅生的历史地位得以重新考量。说他是一位另辟蹊径的金石学者，相信不会辱没“金石学”的声名。
三、民国铜刻文房中的金石学元素
1、众多金石学学者参与了书画铜创作
民国初年，由于陈师曾、姚华的倡导和参与，使得刻铜文房开辟了更广阔的局面。陈师曾在《绘画源于实用说》中强调绘画“并非徒供玩赏，而以空画独立者，乃附之于实器，用为美观，其主要目的则在于实用也”。对陈师曾的美术理论与实践，鲁迅先生在《北平笺谱序》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及中华民国立，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初为镌铜者作墨合镇尺画稿，俾其雕镂，既成墨拓，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于笺纸，才华蓬勃，笔简意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盖至是而画师梓人，神志暗合，同力合作，遂越前修矣。”
和陈师曾、姚华一道共同参与书画铜刻创作的，除了一些传统的书画家，也有以金石考据为主要创作内容的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最为典型的作品当属“释古文字”类墨盒、镇尺。尤以姚茫父的创作数量最多。茫父释印（及其他古文字）不仅考释了文字源流，也对古物的出土、流传予以记录；不仅关注中国古代器物，也对外国古文字表现出极高的兴趣。由于陈师曾、姚茫父的影响，当时著名的学者、金石学家如陆和九、马衡、丁佛言、杨潜安、杨千里等也多有类似的作品在墨盒镇尺等文房上再现。
将书画名家的创作施以镌刻的，都是当时的刻铜名家。这些刻铜家有的本身即具有相当的金石学素养。如著名的同古堂主人张樾丞，在当时治印即享有盛名，一生治印约数万方，辑有《士一居印存》传世。
2、时政类墨盒也记录了历史
民国刻铜文房中，除了名家亲笔书画稿类的作品外，其他品类中的金石学元素也不容忽视。比如当时作为礼品、纪念品的大量教育类和时政类的墨盒，其上的文字图案信息记录了当时的历史事件，有的记录时间的起因、过程、纲领、结果都十分详细，是历史的实物证据。这类实物的发现与考证，都对纸质文献有补充作用。传说张飞打败曹操手下名将张郃之后，以丈八蛇矛在八濛山石壁上凿隶书两行：“汉将军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濛，立马勒铭。”这即是后世传诵的“八濛摩崖”。没有人否认张飞的立马勒铭的金石学价值，同样民国墨盒上有将战事镌刻在铜上的，也同样将被后人重视。
四、刻铜收藏研究应在金石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写此文的缘起，还要从两年前的一次游历说起。庚寅国庆，幸与京冀几位金石学者游，因缘是为编撰一部地方金石录。笔者冒昧提出，刻铜收藏研究应在金石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说，编辑当代地方金石录，应该把和地方历史人物有关的近代墨盒镇尺等文房收录进去。刻铜墨盒虽然历史短暂，但作为“最后的文房”“铜器艺术夕阳的余晖”，在玺印篆刻、造像摩崖、墓志碑版之后，忝附金石学骥尾，不辱其名而有发扬光大之功。之所以提出“刻铜收藏研究应在金石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观点，是因为看到最近出版的一些地方金石录等金石学书籍中，都没有收入刻铜作品。而各地的“金石学会”也鲜有刻铜家和刻铜研究者的一席之地。听者虽点头称是，但心中未必信服。在随后的座谈中，笔者拿出一些刻铜实物和《陈师曾画铜》《莲花庵写铜》和《全国刻铜首届雅集》等书，对书中的文章图片一一讲解。当观者看到陈寅生、陈师曾、姚茫父等清民大家的刻铜精品和拓片时，皆深有触动。之后有观者坦言，光说收藏墨盒，心中想的仍是小东西、旧文房而已，地摊上常见，不知竟有如此精美的艺术品，内涵丰富，写刻皆妙，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应远在单纯的书画艺术之上。可见刻铜收藏的宣传普及任重而道远。
强调刻铜收藏研究应在金石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私忖主要原因有五：
1、当前收藏者意识到了刻工的重要性，强调刻工和材质，这与近代金石学血脉相连；
2、陈寅生是近代刻铜文房之父，他本身就是书法家、篆刻家和金石学者；
3、陈师曾、姚华等一大批金石学家共同参与了刻铜文房的艺术实践，并创造了刻铜文房的另一座高峰；
4、理念上刻铜审美与金石学审美一脉相承，无论选题、技法、功用都以之为高格正统；
5、刻铜文房的欣赏和传播强调和重视拓片和题跋研究与欣赏，是对金石学的传统继承和发扬。
笔者对金石学认识肤浅，素无深入学习与研究，只是朴素地认为，把刻铜文房的收藏和研究上升到金石学的高度，或把刻铜研究作为金石学的一个分支，有助于增强刻铜收藏的厚度和深度，戒轻浮焦躁，营造学术氛围。因为任何一种收藏活动，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活动。所论偏颇肤浅，且难免错误，诚望博雅方家不吝赐教。
2012年9月27日于云在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