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走过一段独特的学术史与问题史，在这个越来越拥挤的学科里却一直充满着思想的锐气和探究的活力，不断寻求学术命题和方法的创新和突破，众多学者积极参与并推动该学术领域的研究及学科发展，发现新问题，开创新领域，贡献新成果，成为该学科不再年轻，已经走向成熟的主要标志。王本朝是该学术领域拥有自己的研究特色和问题意识的学者，他注重文化思潮与文本细读的结合，提出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学“在而不属于”关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等命题，为学科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创新贡献了启发性的思路和观点。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制度研究;综述;王本朝
现代文学是个“拥挤”的学科，有学者做过测算：“在三四十年的时段上聚集着三四千人的研究队伍，学科人口密度在文学史研究中大概数一数二（平均一年一百人，每人均摊三四天）”①。令人兴奋和感佩的是，这个越来越拥挤的学科一直充满锐气与活力，一直在寻求创新和突破，总有一些杰出学者能够突破海量成果与万千同行的重重包围，发现新问题，开创新领域，贡献新成果，乃至拥有自己的专有“名片”与学术“品牌”，成为相关领域绕不开的学术名家。王本朝无疑就是这样的有开创性的学者。
一、探索期（1987-2000）
王本朝1965年10月10日出生于重庆市梁平县（直辖前属四川省）的一个农民家庭。当天是双十节，也是林语堂70岁生日。由于本文重在梳理他的学术史，对于学术史的史前史，这里只提供几个他在访谈中透露的细节。关于生长环境：“老家在梁平县的一个半山腰上，庄稼都生长在山上，粪桶都不能平放在地上，只能用手提着桶浇灌农作物”;关于父母教育：“他们没有什么学问，字也不认识，也教不了我学问，但是做任何事情你只要不断去劳作，全身心地扑在这个事情上面，就会有收获”;关于中学阅读：“中小学期间除了学校的课本，几乎不曾接触过其他课外读物”，1983年考进了西南师范学院中文专业时，“既没读过《红楼梦》，也不知道贾平凹”;关于大学阅读：“大学一、二年级，恶补中外文学著作，读了近200本文学经典……通过大学四年的阅读积累，已览800余本书的王本朝发现，他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文学的海洋不可自拔”②。引文均为照录，个别表达瑕疵也未加改动，取其精髓可矣。日常交流中，他还会讲述更多成长与求学的曲折经历和精彩故事，且留待作传记者书写。
王本朝在大学阶段就尝试进行现代文学研究，深受现代文学老师胡润森等先生的喜爱和好评，本科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就是萧红。但他真正的学术起点应该是在1988年。是年，1987年应届毕业考入湖北大学跟随王敬文先生研习现代文学，只是二年级硕士研究生就公开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论文处女作，在学界小试牛刀。这篇题为《哲学是文学的精神翅膀吗？》的论文发表在当年非常活跃的安徽刊物《百家》1988年第6期，同期作者有邵燕祥、李洁非、程文超等。此文针对有的作家眼中“哲学成为了文学腾飞的翅膀”现象以及评论成为“对评论家们假定的哲理的注经”的通病，指出“文学是反哲学的”，“哲学要渗透于文学、进入作品必须要以作家对其哲理的亲身体验并使哲理审美化形式化为前提”，进而对王安忆、莫言、残雪、张承志等一大批作家作品有大胆的批评。此文敢于对文学与哲学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发言，敢于对当年的创作界和评论界左右开弓，提出尖锐的批评，而且视野开阔、观点鲜明、文采飞扬、进退有度，具有理论深度与思辨色彩，显示了作者良好的学术积累、敏感的问题意识与出色的语言表达，可谓出手不凡，预示着他大气的研究格局与长远的学术未来。不少弟子都不知道的是，他的处女作未用真名，而是署名“王为”。但王本朝并不故弄玄虚，而在文末注明“王为，本名王本朝，男，1965年生，四川梁平县人，毕业于西南师大中文系。曾写过些文章，多为练笔， 聊以自慰，故公开发表的少，见于内部刊物的多。现为湖北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生”③。值得追问的是，那些内部刊物上的文字，而今安在哉？
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在《学习与探索》《湖北大学学报》《鲁迅研究月刊》等刊物发表了多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其中《論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的梁实秋》（《学习与探索》1989年3期）与《五四文学精神：变异、复归与超越》（《湖北大学学报》1989年3期）分别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之《文艺理论》1989年7期与《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9年7期全文转载，显示了超越同侪的学术水准。硕士二年级就有两篇成果分别被同月出版的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在“60后”学人中已不多见。1990年6月，他以学位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悲剧意识》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论文主体部分先后修改为论文在《湖北大学学报》《人文杂志》《学术研究》《江海学刊》公开发表，其中三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另一方面表现在他一直保持着对悲剧意识的关注和思考，20多年后还在《艺术百家》发表《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发生与转向》（2010年第5期），在《广东社会科学》刊出《仗马之鸣：1950—60年代悲剧观念的“说”与“写”》（2013年第6期）。
硕士毕业后，王本朝回到母校西南师范大学，在中文系任教，随后被下派到四川省渠县三汇中学支教一年。乡镇生活虽然清苦，但也有更多阅读、思考和写作的空间。那段《鲁迅全集》陪伴的时光，后来不时在王本朝的回忆中重现。正是在支教的1991年，他撰写了《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一文，由此进入他学术旅程中第二个研究领域：“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关系”，并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精耕细作。
1996年8月，他担任第一副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下卷）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虽是集体编写的文学史教材，但他撰写的部分仍极具个人色彩，时有令人耳目一新之论。比如晚清“小说界革命”时代对西方文学的“误读”，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得出的“近乎荒唐的结论”，吴趼人《恨海》“描写这对未婚男女在避祸途中的多情而矜持，恩爱而羞怯的心理状态和失散后女人恋夫愁母，听风声而惊心，睹母病而凄侧的心理复杂性，皆在同期小说的艺术之上”④等等。同年，1993年就已经破格晋升副教授职称的王本朝，负笈北京，在北京大学作访问学者，师从钱理群教授，成为颇受先生喜爱和看重的入室弟子。钱先生的精神和思想给了他无比丰富的营养，进一步打开了学术眼界，扩大了思维格局，成为他学术道路上又一个“加油站”。1998年，访学归来，他凭借自己丰富的研究成果与出色的教学水平顺利晋升教授职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