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是一位影响相当大的当代学者，三十多年来，他的学术研究涉及美学、文学、心理学、哲学、神学、社会理论、政治哲学等领域，其治学善“变”是其为学的特点。尤其近年来，刘小枫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的古典立场，与其上世纪末总体的启蒙立场形成了较大反差，引发不少争议。
学界对刘小枫的著述有不少批评文章，赞誉和批评者都有之，我们不想局限于具体观点的批评或赞同，而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他的思想演变脉络、理清其学术立场变与不变的内在结构。我们认为，刘氏的“变”，一方面和转型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是其相对恒定的“集体心理无意识”内在结构在特定时代语境作用下的表现。本文将以刘小枫“变”与“不变”的变奏切入，系统地考察刘小枫自八十年代以来的思想演变轨迹——他由“逍遥”到“拯救”、由“神学”到“古典政治哲学”转向的演变，从“文革”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经验切入，诠释他“拯救”精神的发生与限度，反思他古典诗学的价值立场，揭示刘小枫思想演变的深层结构，同时也以此标本性个案的分析，帮助我们更好地反思近三十年来启蒙主义命运的沉浮，更为准确地认识当代中国思想。
“这一代人”的“心理结构”
对刘小枫学术立场“变”与“不变”的考察，首先要梳理刘小枫“这一代人”的复杂心理结构。刘小枫及其同代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经受了大量激进的对领袖崇拜，对党、国家、人民无限热爱的教育，又经受过激烈繁多的社会运动的冲击。刘小枫在自己的文集序言中曾说道：“二年级时戴上红领巾……三年级还没念完，一天，班主任走进教室，欣喜的脸说：文化大革命来了。以后的小学课程，我念得是‘文革’初级阶段，见过不少血腥恐怖。中学四年（初中高中）间在纱厂学过纺纱，生产队学过农桑，军营学过野练，课堂学过大批判，念的是‘文革’中级课程……三年半务农，成了全把式农民，也还读了些中西杂书。”a刘小枫做过红小兵、红卫兵，有过下乡插队落户当“知青”的丰富经历，时代的变革又让他有了新的读书际遇。这些生命体验塑造了他内在的心理意识结构，影响并决定了他之后为学的问题意识。他曾以“四五”天安门事件作为“标识符号”为他们这一代人的精神特质命名，把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称作是“四五一代”，刘小枫在写怀念“同代人”萌萌的文章中曾说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出自土地深处的感觉，但我们这代人的土地感觉的确有些不同，因为我们来自的土地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耕耘……对我们的土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痉挛，我们必须做出反思。这是我们的命相和财富，学问的热情来自于此。”b
刘小枫提出的“四五一代”也是“知青一代”的另种角度的指称。不少关注当代知青文学文化的学者，都注意到知青的“代际”主体意识和他们作品创作的关联，但多是将所谓这一代人的思想或文学与他们所谓特殊的经历相经合，从而形成了有关知青一代的“代际经验”与“思想表述”的循环性论证。其实，并不存在着整齐划一的知青一代，姚新勇从宏观意识形态效应场的角度，细致考察了文革文学中的“知青-小将”如何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塑造成为一种具有统一特点的知青主体类型。姚新勇在考察八十年代初期“知青文学”是怎样形成时，划分出了三类同代人物：一是知青群团核心部分的“老三届人”，他们是1970年代末知青大返程运动的主角；第二类是作为知青亚文化群体的“今天诗派”；第三类是“知青文学派”c。刘小枫的心理无意识结构，具有“今天诗派”和“知青文学派”相交叉的特点。刘小枫与“今天诗派”的相通之处，首先表现在他曾于1980年代末、1990年代论及了“地下文化”、“内在流亡”等概念d。其次，他在学术思想方面有张志扬、萌萌等同路人，他们的思想历程基本上是同步的，且彼此间的互动具有类似于当年“今天诗派”的相对松散的“民间团体”性。最重要的是，刘小枫具有北島等今天诗派成员的“浪漫主义”兼“现代主义”的诗性特质。这些特点，让他于1980年代很容易走向西方现代哲学资源，重视“个体言说”，不仅影响其走向逍遥诗学和基督教神学，与其走向柏拉图式的浪漫主义也有内在关联。
同时，在刘小枫的心理结构中也有相似张承志、梁晓声等“知青文学派”的一面。与他们的心理结构相像，作为共和国之子的刘小枫也具有强烈的“集体性”的心理意识，对领袖、民族、国家、土地和人民等大写主体具有深透骨髓的情感依赖。张承志从知青走向人民，再从人民走向宗教，新世纪初又以人民共同体的“缔造者”自诩e；刘小枫则是从关注个体、同时兼具社会关怀的“诗化神学”，走向柏拉图式的古典政治哲学，晚近又提出“国父论”重返国家领袖的怀抱。自称为“四五一代”的刘小枫，与“今天诗派”和“知青文学派”诸成员一样，具有强烈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情怀，表现为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而文革惨痛的历史教训及“四五”天安门广场的悲剧，又赋予了其相当的自主与反叛精神。所以，刘小枫不仅在1980年代中后期高倡逍遥拯救之浪漫诗学，而且当很多同代人不再记忆共和国的文革历史时，刘小枫与萌萌等同路人却一直在反思“文革”，他的学术生涯中总是保有一种类似“革命者”的理想主义，始终思考“形塑什么样的新中国”f这样充满抱负与情怀的大问题。但是这种理想主义又培植于青少年时期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教育，承继了“‘文革’式的或红卫兵式的群体理想主义”g，与为领袖、国家、民族献身的激情相交缠，烙印着对克里斯马型权威的深深迷信，缺乏个体独立精神资源的早期培养，更未形成坚实而难以动摇的启蒙-个体的精神基质，从而形成了一种复杂、多侧面的“理想与献身”、“反叛”与“皈依”并在的心理情感结构h。
我们从刘小枫唯一的一本记录“自己”的散文书写《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中，也能看出他与他们“这一代人”的“自我原型”：例如《“蒲宁”的故园》写他们身上的理想情怀，《苦难记忆》哀念记忆他们的苦难经历，《记恋冬妮娅》从思想意向上既“反叛”文革时代，又与那个时代狂热的理想主义曲通暗合。在这本书中，他多次强调这一代人的理想主义。“这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这代人起初并没有想到，理想主义竟然也会有真伪之别”i，神圣的社会理想并没有在历史行动中实现，反而遗留下的是恸哭、杀戮和坟墓。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他们经历了苦难，但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也成了他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精神特质。同时，与“五四”一代一样，他们也是“既有文化制度的破坏者、话语‘传统’的反叛者”j；但是“他们自幼受理想主义的熏染，理想主义在信念的反叛中仍留有痕印”k。在1980年代，刘小枫是以“反叛”的姿态进入学术界的，他这时的著作也是带有政治向度的（其实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从语言上说，《诗》著中的诗化言辞是对“社论”语式的“挣脱”；从内容上说，德国浪漫哲学和中国庄禅思想两股“审美”思想合流，“反叛”极左的集体观念。但是他与其所反抗的东西又具有天生的一体性：他一方面持续地反思、反叛过去的荒唐时代，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以“理想”情怀的名义追悼、缅怀那个时代，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过去的“荒谬”与“理想”之间的内在“同构性”，更缺乏其对他这一代人心理、意识塑型的深刻反思，从而在为自己保有可贵的民族、国家情怀的同时，又预埋了重归集权主义、国家主义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