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南京地区为例，构建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定量测度近十年南京市城镇化和农业产业结构的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变趋势。结果显示，南京市城镇化发展模式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提升方向转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受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逐渐加大。为进一步促进南京农业产业结构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提出使农业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相结合、缩小城乡差距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产业结构 城镇化 耦合模型 定量测度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7）06（b）-166-03
1 研究区域
选择以南京市区域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如下考虑：其一，近十年，南京市城镇建设发展迅速、农业产业结构变动显著，有利于测度两者耦合协调的程度及变化趋势。其二，在此期间，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经历了战略性调整和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结构调整，城乡关系逐渐趋于协调，农业产业发展开始显现新的特征[1]。
2 农业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耦合性模型构建
2.1 农业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相互影响机制分析
在建设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据估算，如果按不变价格计算，农业结构调整对我国种植业GDP增长的贡献率在40%以上[2]。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关系到农业劳动力、土地、农业技术等要素的利用效率与效果，与城镇的经济发展有紧密联系。
城镇化影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1）城镇化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需求导向。城镇化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促进了休闲农业的发展，即城镇化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由低收入弹性产业向高收入弹性产业转移[3]。（2）城镇化为农业产业结构提供空间载体。城镇化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岗位，加快了城乡人口迁移及农村土地流转，有利于农业规模化经营，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保证[4]。（3）城镇化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要素供给。城镇化使得各种资源、生产要素聚集，促进了农业专业性服务和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发展，为农业产业结构的稳步调整提供支持[5]。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的影响：（1）农业产业调整会影响土地和资本的投入方向，农村经济发展为城镇化提供资金积累、提供土地空间，加快城镇化进程[6]。（2）由于农业生产风险规避和农业生产利益诱导机制的共同作用，农户不断地调整自有土地的使用结构和方式，以适应区域农产品的需求，从而会影响城镇的空间布局[7]。
2.2 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
2.2.1 耦合协调模型构建
（1）模型数据标准化处理。各子系统内部指标间存在量纲，否则不同指标难以定量测度与比较。为了消除指标量纲的差异造成的影响，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和非负化处理[8]，公式如下：
其中，D为“城镇化-农业产业结构”系统的耦合协调度；T为“城镇化-农业产业结构”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体现各系统整体发展水平对协调度的效用；a、b为待定系数，分别表示为各系统对整体的效用系数。将a和b都赋值为0.5。为了判断两系统的耦合系统程度，对耦合协调度划分区间[9]（见表1）。
2.2.2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目前测度城镇化主要是采用综合指标法，即从城镇化发展内涵和特征出发，全面考察城镇人口、土地、经济、空间布局等方面内容。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10][11]，通过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等四个一级指标对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人口城镇化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非农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衡量；经济城镇化以人均GDP和非農产值占比衡量；空间城镇化反映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用建成区占城市面积比和人均公路面积表示；社会城镇化反映人口转移过程中生活方式的变化，体现在对高质量生活水平的追求，用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来衡量。
参按照产业部门结构划分，农业产业结构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指农业种植业内部粮食与经济作物及其他农作之间的比例关系；第二层次，指农村农业内部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以及相关服务业间的比例；第三层次，较之整个农业经济中，农业产值与第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按照生产要素划分[12]，农业产业结构主要是指农业生产中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等各种要素的构成比例。本文认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体现在农业生产要素配置和产业部门结构变动上，主要的测度指标为每公顷耕地农业产值、农业从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每千瓦农业机械动力的农业产值、农业总产值占GDP总值的比重等。基于无量纲和非负化处理后的数据，按照熵值法的计算步骤，可以得到“城镇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系统各指标的效用权重，如表2所示。
3 实证分析
通过耦合协调模型，依次计算出2005年～2014年南京市城镇化与农业产业结构综合评价值及耦合协调度，如表3所示。
3.1 南京市城镇化评价指数变化分析
由表3可知，南京市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函数值总体上呈“S”型上升趋势。这表明近10年里，南京市城镇面积不断扩大，城镇人口规模提高，城镇非农经济发展加速，南京城镇化为农业产业调整提供了较强的支撑。2005年～2014年南京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的变动趋势主要受空间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及人口城镇化效用的影响，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变动趋势几乎保持一致，表明南京城镇化发展相对协调、平稳；人口城镇化指数虽逐年提高，但是变动幅度很小，这表明人口城镇化过程中劳动人口转移所带来的效用在推动城镇化发展中所起的贡献越来越小。
究其原因，2006年南京城镇化率就达到了76.24%，远高于周边其他城市，进入城镇化的成熟阶段，南京市的城镇发展模式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提升方向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城镇的发展主要是满足现代化发展的需求，空间和社会城镇化会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优化，人口城镇化的任务基本完成[26]。
3.2 农业产业结构评价指数变化分析
由表3可知，农业产业结构综合评价指数呈现出平缓的“U”型演变趋势，2005年～2007年逐年变小，2007年～2014年处于上升趋势；2004年～2014年南京市农业产业结构综合评价指数变化趋势主要受部门结构变动效用的影响。分析其原因，随着南京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林牧渔从业人员逐年下降。同时受到土地资源约束的影响，农村耕地逐年减少；在此情况下，南京各区立足本地的区域特色和发展优势，重点发展设施蔬菜、花卉苗木、经济林果等优质高效农业产品，这对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重大，极大地提高了土地、劳动等投入要素配置水平。
3.3 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变
本文将从3个时间段分析农业产业结构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变化趋势及原因。
（1）2005年～2006年，该期间耦合协调度处在基本不协调阶段。农业产业结构综合评价指数高于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发展的贡献大于城镇化发展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在此期间南京城镇规模偏小，公共设施配套及城市管理相对滞后，城乡发展差距明显。该市重视对城镇基础设施的投入，忽视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支持，城镇化带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农业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低，也难以为城镇经济提供支撑。
（2）2007年～2010年，该期间耦合协调度仍处于基本不协调阶段。城镇化与农业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持续小幅度提高，城镇化发展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逐渐明显。期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南京市大力发展高效农业和特色农业，加快了推进农业标准化和产业化建设，农业经济规模与效率显著提高，农业经济结构趋向优化，逐步形成资本劳动技术高投入而土地节约的效率生产模式。
（3）2011年～2014年，该期间耦合协调度处于基本协调阶段。进入2011年后，城镇化与农业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开始进入基本协调的状态，说明城镇化与农业产业结构的相互影响机制作用逐步明显。但是在2014年出现农业产业结构滞后的情形，表明南京市城镇化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撑力度减弱，需要对农业产业结构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与优化，从而促进南京城镇化向更深的层次发展。
4 建议
通过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鉴于城镇化对农业产业结构的影响的变化，各地区应根据其经济发展程度和资源差异，稳步建设新型城镇化，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发展战略相结合；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充分发挥城镇化对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积极作用，缓解城乡基础设施供求不均的矛盾，合理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重点发展蔬菜、花卉苗木及经济林果等优质高效农业产品，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要素整合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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