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耻辱的甲午年
12名舰长大多英勇杀敌，可悲的是，当权者将制海权拱手相让
吕文利/文
120年前的正月初十，朝鲜爆发了“东学党”农民暴动，虽然很快被镇压，但两个月后烽火再起，起义军席卷朝鲜。惊恐万状的朝鲜政府向清政府求助。1894年6月6日前后，清政府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2 500人在朝鲜牙山登陆。
日本人欣喜若狂，他们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26年前，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国力渐强，废除了以前西方列强迫使他们签下的不平等条约，开始学习西方的科技和制度。西方的“国民国家”理论和“国际法”体系，让他们大开眼界，这完全可以颠覆清王朝主张的“华夷秩序”。于是日本有了“欲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的企图，有了“脱亚入欧”论，有了建立“大东亚秩序”的野心。他们计划中的第一步，就是入侵朝鲜，再以朝鲜为跳板占领中国东北，从而打破千百年来的“华夷”尊卑。
清军入朝就是良机，日本政府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也向朝鲜大举派兵。1894年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宫，逼迫朝鲜“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7月25日，日本舰队在朝鲜丰岛海面偷袭清廷北洋舰队的“济远”“广乙”两舰，并击沉清廷租来的、向朝鲜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由此，中日甲午战争爆发。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
战争是在陆海两个战场进行的。9月15日的平壤之战是两国陆军第一次大兵团作战，清军约1.5万人，日方约1.6万人。战役中，虽有杰出将领左宝贵殊死抵抗，直至殉国，但由于李鸿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作战方针，加上清军统帅叶志超弃城而逃，日军一天就攻下平壤。9月24日，清军全部退回中国境内。在海上，丰岛海战之后，又有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海战，1895年1月30日至2月17日的威海卫海战。其中，黄海海战是关键一战，它决定了甲午海战乃至整个甲午战争的胜负。
120年跌宕起伏的民族际遇，三个甲午年的国运变迁，就要从黄海的硝烟中说起。1894年9月17日，海军提督丁汝昌和他手下12名管带（即舰长）就经历了勇与怯、战与逃、死与降的抉择。
海军提督丁汝昌：出师未捷含恨自尽
自从7月2 5日的丰岛海战以来，形势一日比一日紧张，海军提督丁汝昌几乎夜不能寐。以李鸿章为首的当朝实权派，根本就没有打仗的准备，一味要求他“保船制敌”，不与日舰接触。难道堂堂的李中堂（对掌握宰相权力者的尊称）买回来这么多坚船利炮，只是为了吓唬日本人？这个念头丁汝昌只敢想，不敢问。因为李鸿章对他有知遇之恩。他是安徽庐江人，早年生活贫困，父母先后亡故，没办法参加了太平军，后来投降了湘军，再后来又划归李鸿章的淮军。因作战勇敢，屡次加官晋爵，成了李鸿章的心腹。1888年，李鸿章创办北洋舰队，提拔他出任海军提督。对李鸿章，他只能言听计从。
丁汝昌也深知他手下的状况。北洋舰队的将领大部分是福建人，不听他这个安徽人的话；他们又多数出过洋，瞧不起他这个43岁“高龄”、陆军出身的提督，早年聘请了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当副提督，情况还好点。琅威理严格按照英国海军的标准进行训练，在厕所中还命令打旗语训练，所以北洋舰队“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但后来琅威理被“定远”号管带刘步蟾等人欺负走了，从那以后，将领们纷纷携眷上岸。就在7月25日的丰岛海战之前，“镇远”号管带林泰曾居然请求“开缺”（相当于辞职），被李鸿章拒绝。李鸿章恐吓说，谁再提这样不靠谱的请求就处斩谁，才稳住局面。
上级不想战，下级不好管，丁汝昌这个海军最高将领就天天被人弹劾，说他贪生怕死。弹劾多了，李鸿章面子挂不住，只好电令丁汝昌出海巡航。8月25日，光绪皇帝也责令丁汝昌戴罪立功，“倘再不知奋勉，定当按律严惩，决不宽贷”。戴着这顶大帽子的丁汝昌，心情可想而知。
9月初，没出息的叶志超电请李鸿章增援平壤，李鸿章便电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护送4 000人乘船前往平壤。9月17日早晨，完成了护送任务的丁汝昌率10艘舰艇返航。途中，瞭望哨发现，西南方向有黑烟，不久就发现伊东祐亨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他们已经在海上寻找北洋舰队多日。两兵相遇，战事随即爆发。
反正要上战场了，横竖都是死，北洋舰队的“大爷”们反倒豁出去了，变得英勇起来。将领们盘算了一下：北洋舰队有10艘军舰，服役10年左右，总吨位为31 366吨，除“定远”“镇远”为7 335吨外，其他军舰在1 300吨至2 900吨之间，平均航速为15.5节；日本联合舰队有12艘军舰，其中6艘主力军舰刚服役两三年，总吨位为40 881吨，除一艘炮舰为622吨外，其他军舰都在3 000吨至4 000余吨之间，平均航速为16.3节。要比火炮，北洋舰队有100毫米以上口径炮45门，“定远”“镇远”还有8门305毫米口径主炮，胜在威力巨大；日本联合舰队则有105门，多是速射炮，胜在打击效率高。“我开巨炮一，敌可施快炮五”。这么算下来，双方互有优劣，北洋舰队有取胜的可能。
丁汝昌命令北洋舰队排出“雁行阵”迎敌，并发出命令：各小队协同动作，互相援助；以保持舰首向敌为基本的战术原则；各舰必须尽可能随同旗舰运动。
两支舰队越来越近，所有官兵都凝神静气，等待开战一刻。在接近到5 300米时，旗舰“定远”号305毫米口径的主炮一声炮响，拉开了黄海海战的序幕，此时是1894年9月17日上午11点50分。但不幸的是，战斗打响不久，“定远”号就被日舰炮火击中，在“定远”号上督战的丁汝昌被震落至甲板负伤。“定远”号的信号装置也被摧毁，丧失了联络功能。战前，丁汝昌没有指定替代自己的指挥官和替代旗舰，此时，其他各舰的管带又无一主动接替，10艘舰艇只好各自为战。丁汝昌虽受重伤，但裹伤后一直坐在“定远”号甲板上，鼓励将士杀敌。
战斗持续了5个多小时，最终北洋舰队毁了5艘战舰，即“致远”“经远”“超勇”“扬威”以及逃跑途中搁浅自毁的“广甲”，阵亡官兵600余人；日方只伤了“松岛”“赤城”“比睿”“西京丸”4艘军舰，阵亡官兵121人。黄海海战以日本胜利而告终。此次战败后，丁汝昌决心殉国。他派人把重要的海军文卷都送到烟台保管，并说：“惟有船没人尽而已。”
几个月后，威海卫海战打响。日军占据旅顺口军港，丁汝昌率北洋舰队的残部驶向威海卫军港。但进港时，“镇远”号不慎受伤，无法作战，使得北洋舰队处境更加艰难。日本人送来劝降书，丁汝昌置之不理，上交给李鸿章，只管率北洋舰队的残部战斗到最后一刻。在“定远”“来远”“扬威”“靖远”相继损失、援军无望的情况下，丁汝昌于1895年2月11日含恨吞鸦片自尽，时年59岁。3天后，清军向日本投降，伊东祐亨把北洋舰队的剩余军舰编入日本联合舰队，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定远”号刘步蟾：“苟丧舰，将自裁”
当旗舰“定远”号放出第一炮时，和海军提督丁汝昌一起站在舰桥上的，正是“定远”号管带刘步蟾。当时，“准备作战”的命令已经下达，全舰一片寂静，一名军官已经登上舰艇的桅楼，用六分仪测量日舰的距离，炮手根据他的测量结果，不断降低照尺，准备开炮。6 000米、5 600米、5 500米、5 400米、5 300米，“放！”刘步蟾一声令下，“定远”号开出了第一炮。
刘步蟾选择此时开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北洋舰队的战舰大炮口径大多在200毫米以上，“打足可及十八里（9 000米），若打十里（5 000米）内极准”，“定远”的大炮口径更在300毫米以上。而日方的战舰以轻炮为主，有效射程在3 000米左右。刘步蟾选择在5 000米左右率先开炮，能够争取主动。可惜的是，“定远”发出的第一枚炮弹并没有击中敌舰“吉野”，只落在船舷侧面。“定远”赶紧修正瞄准，准确度大为提高，两三分钟后，发出的一炮击中了“吉野”，杀伤官兵11人，且引起火灾。或许正是这一炮，使得以“吉野”为首的日本第一游击队不敢与“定远”“镇远”对峙，转而攻击北洋舰队薄弱的右翼，并全力追击受伤的“经远”。
在北洋舰队的“雁形阵”中，“定远”号就像是V字那尖尖的一点。刘步蟾率领着“定远”号，像一把尖刀，把日舰切割成两部分，使其首尾不能相顾。但“定远”号本身也暴露出来。当日本旗舰“松岛”号行驶到距离北洋舰队3 500米时，日舰开始猛烈发炮还击，“定远”号中炮，丁汝昌受重伤。危机时刻，刘步蟾代丁汝昌督战。13时14分，日方“比睿”号恰好落入“定远”“镇远”的攻击范围里，“比睿”号试图避开这两支主力舰，从“定远”等战舰的中间穿过去，但刘步蟾没给它机会，一发炮弹直入“比睿”号右舷的舰长室，在击穿舰长室后，又打进士官室，造成17名官兵死亡，32人负伤。“比睿”号虽然侥幸逃出北洋舰队的炮火网，但后部舱面大火蔓延，浓烟滚滚，无法再战，只得向南驶离。
在击中“比睿”号11分钟后，“定远”号又击中了“比睿”号左后方“赤城”号的炮墩，2名炮手被打死，弹片打穿了正在观看海图的舰长坂元八太郎的头部，鲜血溅在海图台上，染红了罗盘针。此后，“赤城”号接连中炮，船上军官几乎非死即伤。日方第一游击队赶来救援，“赤城”号才逃出战列。
“比睿”号、“赤城”号都跑掉后，后面的“西京丸”号暴露出来。14时22分，“定远”号的大炮击中了“西京丸”号右舷的机械室后部，并打穿上甲板，使蒸汽舵机失效。“西京丸”号被迫挂出“我舵故障”的信号，靠人力掌舵，勉强航行。北洋舰队穷追不舍。28分钟后，“西京丸”号才跑出作战海域，侥幸逃走，日本人认为这是“天佑奇迹”。
15时04分，“定远”号又中一炮，“舰腹起火，火焰从炮弹炸开的洞口喷出，洞口宛如一个喷火口，火势极为猛烈”，刘步蟾一面组织人力灭火，一面继续发炮攻击。这时，日方第一游击队向“定远”号扑来，多亏邓世昌率领“致远”号驶到“定远”号的前面，“定远”号才有时间组织人力扑灭大火，转危为安。但“致远”号却付出了重伤沉没的代价。
打到下午4点多，“致远”“超勇”二舰沉没，“济远”“广甲”二舰逃跑，“扬威”重伤，“靖远”“来远”“经远”三舰因负伤起火暂时驶离自救，只剩下“定远”和“镇远”在顽强战斗；日本方面，“比睿”“赤城”“西京丸”3舰退走，第一游击队4舰追击伤重退出的北洋舰只，还剩下5舰。以二敌五，北洋舰队处境越发艰难。刘步蟾镇定自若，指挥调度，与“镇远”号相互配合。“定远”号士兵后来说：“刘船主有胆量，有能耐，全船没有一个孬种！”战到最后，“定远”号只剩3炮，“镇远”号只剩2炮。到下午5点，“靖远”“来远”修好归队，附近海域的“平远”“广丙”也赶来增援，眼看北洋舰队的声势又壮大了，伊东祐亨立即发出“停止战斗”的信号，甚至等不及与第一游击队会合，就向南退走。因为日舰速度快，北洋舰队追不上，只好作罢。
刘步蟾天生有种追求第一的性格。他1852年出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1866年，清政府设立第一所海军学校福建船政学堂，刘步蟾于1867年入学，1872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1876年，在福州船政局组织的第一批赴英留学生中，他的成绩又是第一名。连英国远东舰队司令都看好这个小伙子，说他“涉猎西学，功深伏案”。1879年回国后，刘步蟾把留学心得写成《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呈递给李鸿章，提出中国发展海军，“最上之策，非拥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深得李鸿章赞许。
刘步蟾30岁那年，清政府在德国定制了“定远”和“镇远”两艘姊妹舰，排水量为7 335吨，是当时世界上的巨型铁甲战舰。刘步蟾被派去德国“协驾”。他第一眼看到“定远”时，就爱上了它。1885年秋天，刘步蟾驾驶“定远”回到天津，立即被任命为“定远”号管带。北洋舰队成立后，刘步蟾为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战后，刘步蟾立下了“苟丧舰，将自裁”的誓言。
1895年2月5日，日本鱼雷艇队偷袭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屹立不倒的“定远”号被鱼雷击中。10日，北洋舰队在日军包围下弹尽粮绝，为免“定远”号被日军夺走，刘步蟾含泪下令炸沉“定远”号，并于当晚吞大烟自杀，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致远”号邓世昌，“有公足壮海军威”
在北洋舰队的12名管带中，丁汝昌一直对来自广东番禺一个农民家庭的邓世昌关照有加，只因邓世昌是各舰中唯一的非闽籍汉族军官，同为非闽籍的丁汝昌视他为心腹。 1894年8月，黄海海战前夕，丁汝昌被勒令戴罪立功，邓世昌的心情也随之变得沉重。
1894年9月17日上午9点，当邓世昌站在黄海海面上，看到海面上的黑烟时，他的眉头皱了起来：日本军舰果然来了。当他转头看到旗舰“定远”号已经发出“立即起锚”的信号，他立刻放下这些纷乱的思绪，按照丁汝昌的指挥，和“靖远”号列成第二小队迎敌。
“致远”号排水量为2 300吨，航速18节，配有210毫米口径主炮3门，152毫米口径副炮2门，由英国制造，1887年开始服役。其吨位、档次都低于第三小队的“来远” 和“经远”，但航速和“靖远”一样，是这些战舰中最高的。这决定了邓世昌后来的战略部署。
“致远”号面对日方实力较弱的“比睿”“赤城”“西京丸”等舰。邓世昌指挥军舰“冲锋直前”，“击中日舰甚多”，日军旗舰中弹起火。这时，邓世昌看到“定远”号中弹起火，日本第一游击队借机扑去。他担心“定远”号出事，军心就会摇动，于是，他挂出大旗，驶到“定远”号前方，吸引敌人主力。“致远”号很快成为众矢之的，多处中弹。邓世昌一面指挥救火，一面发炮迎击。弹药很快消耗殆尽。邓世昌冷静分析形势，决定利用“致远”号航行快、舰首有冲角的优点，撞击第一游击队主力“吉野”号。
这仿照的是1866年的利萨海战。当时，奥地利的旗舰撞击意大利的装甲舰，成功击沉该舰，舰上400多人沉没，此举决定了奥地利在这场海战中的胜利。邓世昌非常熟悉这一案例，而且他了解“吉野”号的特点：装甲较薄，一旦撞上，就可以将其撞沉。邓世昌登上指挥台，对大家说：“吾辈从公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奚纷纷为？！”在他的动员下，官兵们不再害怕，高喊“撞沉吉野！撞沉吉野！”一时间声势震天。可惜天不佑人，眼看开足马力的“致远”号就要撞上“吉野”号，却被对方鱼雷击中，“船遂左倾，顷刻沉没”，邓世昌和全舰官兵落入水中。邓世昌看着快速下沉的“致远”号，激愤不已，拒绝别人的救援，并大声喊道：“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一同落水的爱犬叼住他的发辫不让他下沉。邓世昌无奈之下，奋力把爱犬按入海中，含恨自沉，时年45岁。
邓世昌在战场上的抉择吸引了敌军主力，保护了主力舰“定远”“镇远”。邓世昌死后，据传光绪皇帝为他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赐给邓母一块“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10万两白银以示抚恤。199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命名新式远洋综合训练舰为“世昌”舰，以此纪念邓世昌的风骨气节。
中国国运的转折点
放在更大的历史坐标上看，甲午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总枢纽——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虽然损失较大，但并未完全战败。然而，李鸿章为保存实力，命令北洋舰队躲入威海卫港内，不准巡海迎敌，这给日本打入了一针强心剂，使他们对清朝的侵略更加肆无忌惮。1894年10月下旬，日本第一军从朝鲜渡过鸭绿江，入侵辽东地区；第二军自花园口登陆，侵入辽东半岛南部。11月22日，日军占领旅顺，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到1895年的威海卫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妄图保存实力、不准北洋舰队迎敌的李鸿章和清政府，实际上把中国的制海权拱手让给了日本，也把数千年来东亚大国的位置送给了日本。至此，日本不仅控制了制海权，还彻底摆脱千百年来“中强日弱”“华强夷弱”的心理弱势，信心大增。
这一场国运之战，使中国被列强彻底轻视，中国成为东方的肥羊。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但使朝鲜脱离了清朝的藩属地位，转而为日本所控制，还割让了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2.315亿两白银。正是利用这笔费用，日本迅速扩张军事实力，一跃跻身世界列强。6年后，清政府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中国从此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本则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1931年发动的侵华战争，不过是甲午战争的继续和延伸。正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郝瑞庭说的那样：“中国，输掉的不仅是一场战争，也输掉了国运，输掉了希望，输掉了本该生存与发展的一个世纪。”
但是，1894年这个耻辱的甲午年，也促使中国民族主义觉醒。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寻找救亡图存之策，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从此，中国进入了自己建构民族国家的过程。
2014，复兴的甲午年
中国海军不仅有了现代大型装备，而且有了自主研发能力，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决策，已翻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篇章。 李静涛 王德民 王乐然 张忆耕/文
“这60年让人很踏实”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李杰今年65岁，几乎是人民海军“同龄人”。他出身军人家庭，1968年加入海军，见证了中国海军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历程。他说：“从1954年到2014年，这60年让人很踏实，因为中国海军一步步走得很稳。我参军时，海军基本没有大型装备，如今核潜艇有了，航空母舰也有了。中国海军不仅大了，而且强了。”
李杰说：“这60年，中国海军经历了4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可以叫采购引进阶段，中国海军从苏联购买了不少舰艇。到60年代末我们这代人加入海军时，大批技术人才已经成长起来，不少舰艇技术人员从海外学成归国，中国开始摸索仿制海军装备，进入了仿制阶段，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拥有了核潜艇。80年代，海军进入自主研制的阶段，但研发高精尖装备的能力还十分有限，只能研发常规装备。90年代开始，就进入全面现代化阶段。除了个别项目外，在舰型设计、武器装备、动力、指挥和通信技术等各个方面，我们都有了自主研发能力。仅仅在2013年，就有17艘新舰艇入列。”
今天，中国海军已拥有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和北海舰队，以及海军水面舰艇部队、海军潜艇部队、海军航空兵、海军岸防部队和海军陆战队五大兵种体系。除航空母舰“辽宁”舰外，还拥有各型舰艇2 000余艘，各类飞机近千架，现役兵力20多万人，占解放军总人数的10%。李杰说：“辽宁舰从吨位和块头上说，已经是世界第二了。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即使不说达到了美俄的水平，起码也和英法旗鼓相当。导弹驱逐舰经过这些年井喷式发展，吨位、航速和武器装备已经是世界级的。过去没有大型两栖登陆舰，现在也有了，而且还会有更好的。中国海军实力正朝着世界大国海军的标准发展。”
站在又一个甲午年的时间节点上，海军副司令员丁一平的一番话更让国人振奋。“党的十八大做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决策，这是中华民族千年历史开天辟地的第一回，重陆轻海的民族意识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在120年前的甲午年，李鸿章和清政府拱手把制海权让给日本；在120年后的甲午年，中国人的海洋意识已空前强烈。
复兴的中国面临“四海”危机
支撑中国海军突飞猛进的，是国家实力的复兴。如果说在1894年第一个甲午年，中国跌入国家实力的低谷，在1954年第二个甲午年，中国开始成为崭新的力量，那么在2014年第三个甲午年到来之际，中国复兴已是举世公认。
美国兰德公司公布的2012年综合国力排名显示，中国的综合国力排在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之后，列第五位，把日本抛到了身后。如果只看经济指标，中国在2011年就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中国2013年的GDP总额是日本的1.5倍。科技“全面开花”：掌握了载人飞行、空间出舱、空间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研制出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第一座中子反应堆首次达到临界……这些都已领先日本。在国际上，中国成为世界媒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国家名称之一。从亚洲邻国，到辽阔非洲，乃至美国的传统“后院”拉丁美洲，世界各个角落都能感受到中国的影响力。这是二战后，国际格局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但是，复兴的中国依然面临外部挑战。中国是所有大国中唯一一个没有实现统一的；中国有万里海疆，但挺进大洋的道路却异常艰难；黄海、东海、台海和南海4个方向均有争端，有人概括为“四海”危机；中日钓鱼岛争端更是牵连着复杂的民族情感。
那么，此时回望120年前的黄海硝烟，甲午海战能告诉我们什么？
甲午海战告诉我们什么
甲午海战告诉我们，一个政府必须杜绝腐败，奋发图强。甲午海战前，日本间谍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提交报告，说清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建议日本抓住机会，先发制人。海战后，另一个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又提交报告，说清朝“人心腐败已达极点”，并断言，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清朝“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十几年后，其预言应验。
甲午海战，正是由于清廷的上下腐败而失败的——1894年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为办好这个大寿，清廷屡次谕令对外要以和为贵，并不惜挪用海军军费。而朝中文武百官莫不挖空心思，搜刮民脂民膏，以给慈禧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就连为北洋舰队运煤的官员都要徇私舞弊，运一些碎煤充数，致使舰队在海上冒着浓重的黑烟，过早被日舰发现。这些碎煤还导致交战过程中军舰“汽力”不足，战斗力下降。而为北洋舰队制造弹药的官员，也在贪污受贿，所产弹药质量很差，亦严重影响了战斗效果。总之，腐败的封建制度酿成了甲午海战的失败，也最终葬送了它自己。
甲午海战告诉我们，一支军队必须奋勇作战，团结对外。丁一平在为《海军杂志》的《重读甲午海战》专栏所作的序中写道：“北洋舰队官兵在甲午海战中视死如归，英勇杀敌。北洋舰队将领在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宁死不屈，自杀殉国，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们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批优秀的军人，绝大多数人治军勤勉，刻苦学习西方海军建设经验，努力钻研海军战术，抱定必死的决心，英勇无畏作战。纵观世界海战史，一支海军舰队在一场海战中战死或自杀殉国、尽节以忠的将领占到高级指挥军官半数以上是极为罕见的。”
但是，与前方将士的以身殉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军队最高指挥层和朝廷实权派。他们在干什么呢？在忙于拉帮结派，明争暗斗，面对近在咫尺的战争危险，依旧心存侥幸，消极应对，是战是和迟疑不决，战略指导摇摆不定，战争指挥失当无能。包括李鸿章本人也是如此。但无论是李鸿章还是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无力实现朝野一心、一致对外。归根结底，还是制度出了问题。
甲午海战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必须反思历史，务实向上。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派出了大量的间谍到中国活动，他们把中国的乡间小路、偏远山区的煤矿都标在了地图上。可以说，正是他们的务实工作，使得日本政府了解了中国的山川地理、商贸经济以及民族特性。正是从那时起，日本了解中国，就比中国了解日本多得多，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我们经常把日本人称作“小日本儿”，如此一来似乎我们心理上就占了上风，我们有些人不屑于去研究他们，自大地认为日本的一切，根源都在中国，对此，日本人从不否认。但是，执着、务实、精细这些中华文化根源里固有的品质，我们又延续下来了吗？当谴责石原慎太郎购买钓鱼岛时，我们是否想过，那个可恶的老头儿为了使钓鱼岛“国有化”花费了将近40年的工夫，几乎贯穿其整个政治生涯，我们能为一件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国家大事而付出一生精力吗？
这种自我反思必然是痛苦的。正如海军副司令员丁一平所写：“屈辱的历史必然是苦涩的，令人痛心的，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一个能深刻自省的民族，才是希望的民族。”“对待历史的态度，尤其是对待曲折历史的态度，就像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心，照出一个国家、民族的自信心、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正视历史，反思历史，是一个有着5000年悠久文明中华民族的应有之义，是一个正在觉醒、成熟、崛起的伟大民族应有的历史担当。”
甲午海战告诉我们，对日本必须永远警惕，压制其气焰。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李杰说：“甲午海战让日本确立了对中国的心理优势，这种心理优势直到今天也没消除。因为二战时中国没攻入日本本土，所以日本认为中国没有打败自己，对中国并不服气。这是日本现在仍然猖狂的原因之一。日本至今还有当亚洲霸主的野心，所以才在海洋问题上挑衅中国。想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远超日本的海军实力，用强力压制日本，才能从根本上打消日本在甲午海战中获得的心理优势。就像1945年苏联红军横扫日本关东军之后，才打消了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取胜后确立的心理优势那样。在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条件下，如果出现了小规模摩擦，中国海军必须压制住日本，只有这样日本才会在海洋问题上有所收敛。”
（来源：《环球人物周刊》 本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