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的连环画逐渐多了起来，样板戏中英雄人物的戏剧化、舞台化动作，也已影响到此类连环画中英雄人物的形象塑造，夸张而充满激情的造型，充斥于连环画故事的画面。由于这些作品大多是业余画家绘制而成，所以普遍存在表现技法粗糙的情况，又加造型单一，所以少见绘画优秀的作品。反而是一些普及防空知识的作品，在技法上尚有可观之处。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在中苏边境一再挑衅，最终导致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发生。面对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发出了“准备打仗”的号召，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挖“备战洞”和全民防空的高潮。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些普及防空知识的连环画，比较优秀的有西安市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绘的《三防常识》《人民防空常识》等。此外还有反映这次反击战的连环画，如上海市出版革命组美术通讯员编绘的《珍宝岛英雄赞》，虽然表现技法并无突出特点，但在思想内容上迥异于其他作品，也可算是能让读者在单一的阅读题材中感到一丝光亮的作品。
连环画创作局面的改善，是在1971年的下半年。当年的3月15日至7月2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拟定了一份“全国重点图书选题出版计划”，姜维朴负责其中的连环画选题，选定了一百五十余种连环画。其中为再版书的有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鸡毛信》《东郭先生》《三边一少年》《我要读书》《童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三部曲”，上海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英雄小八路》等。一些刚完成的新作，如《列宁在十月》《白求恩在中国》等，也在出版计划中。计划出版的新作品，其内容主要是表现英雄模范和根据“样板戏”编绘的连环画。
1973年10月，《连环画报》复刊，与当时浙江的《工农兵画报》一起，为连环画在困境中的发展发挥了先锋作用。就在画报复刊的同时，国务院文化组举办了全国连环画、中国画展览，参展的连环画作品在次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结集出版。尽管《人民日报》对这次展览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在民间，却有人用顺口溜来形容这个展览题材是：“补不完的衣裳，挑不完的水，扎不完的针灸，摸不完的被。”这表明了艺术的工具性特征已经成为一种艺术的习惯，但无论如何，连环画创作开始逐渐得到恢复，到1975、1976年，每年全国出版连环画达到五百余种，总印数两亿余册。总括起来，“文革”时期的连环画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 革命文艺“模范”：样版戏连环画
样板戏是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产生的特殊戏剧样式，包括现代京剧、现代舞剧和交响音乐等，其正式名称为“革命样板戏”。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一文中，首次将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为“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八个“革命艺术样板”或“革命现代样板作品”。1967年5月9日起，北京同时上演这八个剧目，当月3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正式确认了这八个剧目为革命文艺的样板。
样板戏是由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艺术家集体创作完成的，每一部都堪称中国京剧艺术的巅峰之作。特别是在那个狂热的年代，能够被选入样板戏剧团参加创作和演出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荣耀，因而其创作和演出人员无不倾入了巨大的热情，也使作品在艺术上获得了极高的成就。然而，由于样板戏是由江青亲自选定，所以八个剧目一经确定，立即在全国范围内通过电影、广播和现场演出等方式反复播放，形成了“八亿人民八个戏”的奇特景观。虽然后来又有《平原作战》《龙江颂》等作品陆续跻身为“样板作品”，而且这些样板作品也都被改编为其他的艺术形式，但文艺创作在整体上依然处于停滞状态，文艺单调、枯燥的局面并没有真正地改变。
由样板戏改编而成的连环画，是样板戏传播的一个重要形式，也是“文革”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表面看来，样板戏的创作，是依据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者出技巧”的领导、群众、作者“三结合”的创作方法来完成的。实际上，“文革”开始时样板戏故事大多早已成型，并且有广泛的影响力了。如《沙家浜》的前身是沪剧《芦荡火种》，《红灯记》的前身是电影《革命自有后来人》，《海港》的前身是准剧《海港的早晨》等。有些样板戏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延安的戏剧改革运动，如歌剧《白毛女》即为延安时期的作品。建国之初，上海华东书店即出版了一批反映革命故事的连环画，张令涛创作的《红灯记》即在其中。至1965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张剑维绘本和韩和平、罗盘等绘本的《红灯记》，后者以现代京剧《红灯记》为脚本，在其被定为“样板”之前即已开始了改编工作。至于以《白毛女》故事为题材的连环画，更是丰富，仅“文革”前著名的就有颜梅华本和华山川本等。样板戏的其他几部作品的改编情况，也大抵如此。
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样板戏连环画，主要是根据电影剧照移植，用绘画完成的连环画只有《红灯记》。1970年9月，周恩来接见国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