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高度集中与经济极度分散的两大特点出发,阐释了古代文人的人生定位和价值取向,中国古代奇偶相生的哲学理念诸多方面。对“终南捷径”社会学、文化学等方面进行了透视,发掘其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以期对现代人的思想行动有所启示。
【关键词】 终南捷径;社会特点;人生定位;奇偶相生
“终南捷径”一词出自《新唐书•隐逸传•卢藏用传》。卢藏用很有才学,年少时已出名。但科场失意,便写赋以自慰,隐居在终南山。虽然身在山林,却不忘功名,企图隐居以待时,借此“捷径”以入仕。终南捷径是对中国传统文人人生道路的总结,褒之者有之,贬之者亦大有人在。实际上,这种思想将儒家之进取,道家之隐逸结合在一起,是对儒道互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人“隐居以待时”的常规人生道路。
一、“终南捷径”与中国古代社会特点
任继愈先生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总结为“政治上的高度统一,经济上的极度分散”,而且“中央政权希望集中,分散的经济希望多一些自由,两者又有着互相需求、共存的关系”。古代文人强烈渴望入仕,向往政治上的高度集中;借助终南捷径,呈现出经济上的极度分散。
中国古代政治的高度集中,与封建社会的农耕经济紧密相关。较之其他生产方式,农业生产对自然的依赖性更大,但自然并不总是风调雨顺。而要修建大规模的水利灌溉设施,必须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组织千百万人去完成,如都江堰和郑国渠。同时,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历史。而农业生产有其严格的季节性,必须不违农时。因而也必须由中央政府调动军队抵抗游牧民族对农耕生产秩序的干扰和破坏。这两种因素,就使得中央集权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的最佳选择,皇权成为中国古代各阶层的传统观念。
这种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导致君权至上和政治上的高度集中。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就一直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中国的知识分子满腹经纶、一腔热血,希望借政治理想实现人生价值。但总是得意者少,失意者多。即使是得意者,面临的也是仕途坎坷、宦海浮沉。此时,经济的极度分散所带来的自由散淡就扑面而来。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看成是最理想的经济生活模式。盂子曾这样描绘儒家的社会经济主张:“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决定了高度分散的耕作方式和经济模型,使男耕女织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一般社会人群最理想的生活模式。道法自然,清净无为,强调本心,真率的思想与这样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社会的这两个基本特点,直接影响到知识分子阶层的人生定位和价值取向。最理想的当然是汉初张良那样的功成身退,退而求其次,则像诸葛亮那样隐居以待时,亦即唐代的“终南捷径”。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和自然经济状态下,文人企图入仕所采取的特殊手段,正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文人身上的集中表现,也是古代仕宦文化和山林文化的结合。
二、“终南捷径”与古代文人的人生定位、价值观
中国古代文人的人生定位和价值观,衍生出“终南捷径”这条入仕渠道。
自春秋战国时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趋势开始出现,政治开始高度集中,文人的人生定位和价值取向开始向政治靠拢。儒家所倡导的“学而优则仕”,就是这种价值取向的反映。而入仕的途径,两周采取选举制,两汉采取察举制,隋唐以后则是科举制。尽管采取的制度有所不同,但其背后的社会人情和应举者的家族背景,却始终起着实际的作用。因而,并不是每一个有才之士都可以金榜题名,这就决定了入仕途径的多样性。
古代文人入仕,基本上有三条途径。隋唐以后最理想的是参加科举,但当时科举的试卷不糊名,因而整个社会上弥漫着“温卷”之风,只要找对了门路,还没进考场,名次就已经排好,王维、杜牧就是这样。而学问并不低于王维的杜甫,就因为没有找到门路,只能名落孙山。另一条道路就是投身边塞,建功立业,高适、岑参就是这样。第三条道路就是隐居待时。当然对于真隐和假隐,还得区别对待。真的隐士,是心灵上的旷达和洒脱,而假隐,就像卢藏用,希望通过隐居来做官,而终南捷径不失为一个便捷的手段。“终南捷径”之所以被人诟病,是认为这实际上是沽名钓誉。可是,一个读书人要被朝廷征召,靠的就是名誉。诸葛亮隐居隆中,却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誉之为兴周八百年的姜子牙,遂赢得刘备的三顾茅庐。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要实现个人的价值,就需要具备把握机遇的能力和素质。即使不是隐居在山林中,也是隐于“市”。
“终南捷径”也与中国古代文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人格的弱化有直接关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士人只是一个阶层,不是独立的阶级,因而具有先天依附性的特点。但在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都希望富国强兵,吸引人才,从而给士人提供多向选择的自由,使其人格具有相对独立性,孔子可以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学说;荀子为赵国人,游学于齐而三为稷下学宫祭酒。当政者对士人亦尊敬有加,将他国士人之投靠作为衡量本国政治良好与否的标准。随着封建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形成,士人对于精神自由之追求亦随之难得。至汉初,士人之自尊已荡然无存。“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在此情况下,士人入仕和参与政治的机会只剩下投靠当权者一途。 而在封建社会,严厉的政治控制与巨大的利禄诱惑,使得士人不得不仰仗权势,匍匐在帝王脚下。所以,为了功名利禄,甚至可以牺牲人格,而将隐居终南作为入仕捷径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三、“终南捷径”与奇偶相生的哲学理念
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奇偶精神。先秦的阴阳家从宇宙中太极与六极、阴气与阳气共处,二者交通成和而万物生焉,悟出天地自然之道。《老子》从对天地之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现象的归纳中,概括出以奇求偶的处世观:“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一部《老子》和《庄子》,阐释的就是退与进之间的辩证关系。悠悠历史,茫茫人海,凡是成功者的处世,皆得其三昧。
古代文人走“终南捷径”的目的是为了跻身仕途,而采取的手段却是退隐山林,体现的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奇偶精神。中国古代士人早就悟出天地自然的特点,总是从正反两方面来处世,设计自己的人生。积极入世如孔子者,既为“用之则行”而积极奔走,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也有“舍之则藏”、“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思想准备。孟子也是既为“达则兼济天下”而不懈地游说,也准备着“穷则独善其身”。屈原用《离骚》抒发自己满腔的忠怨之情,便也想到过“退将复修吾初服”。李白受到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也曾干谒权贵,希望平步青云。失败之后,曾随好友隐居山林,吟诗作赋,最终诗名大躁,奉召进京。
衍生“终南捷径”的时代已成历史,但这种思想理念、行为方式并没有完全消解。现代社会转型,文化多元,一度颇多贬义的“终南捷径”可托载更多的文化内涵。中国知识分子无论从政、经商、还是治学,都可以从“终南捷径”中汲取营养,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只要运用得当,把握时机,便可以便捷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运用之妙,在乎一心!
【参考文献】
[1] 任继愈.农民禅到文人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1.
[2] 杨伯峻.孟子译注. 中华书局,1984.
[3] 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华书局,1982.
[4] 朱熹.论语集注.齐鲁书社,1992.
【作者简介】
杭洁(1983-)女,汉族,毕业于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现为西安翻译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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