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主要是针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对马克思的理解。第二国际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将社会、历史和文化统统还原为经济关系，列宁主义则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以实证为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柯尔施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社会历史理论，它的基本特征是“作为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活的整体”，这个“活的整体”的内涵既包括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也包括革命性与批判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其将哲学思想、哲学理论运用于变革现实的实践之中。基于这种整体理论，柯尔施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从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时期，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是作为“活的整体”，即总体理论体现出来的;第二阶段是从巴黎无产阶级1848年6月革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阶段是马克思理论与现实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时期，但是因为第二国际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了错误的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遭到破坏;第三阶段是20世纪初，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分化和瓦解开始。虽然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力图从现实的革命实践需要出发来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但是都没有使马克思主义重新恢复作为整体的理论。因此，当前马克思主义者的最迫切任务是恢复作为“活的整体”的马克思理论。柯尔施尝试用马克思的整体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和相关原理进行分析，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精神，即理论与实践、整体与具体、批判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关键词]柯尔施;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5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8）06-0035-05
柯尔施是德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同卢卡奇、葛兰西等思想家均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同卢卡奇一样，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重新阐释，他的阐释与卢卡奇的理解具有很多相似性，尤其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
一、对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批判
“经济决定论”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经济决定论是将全部社会、历史和结构统统用经济关系来解读，认为经济关系是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唯一决定性因素。第二国际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以经济决定论为基础的经济学说和社会学说。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将社会存在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经济”，第二是“法和国家”，第三是“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理解中，它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扭曲的反映。通过这样的区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肢解为一些原理，然后再把这些原理堆积在一起，把马克思主義归结为经济理论和政治斗争的理论，而不是辩证统一的哲学理论。还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哲学理论，只不过是黑格尔主义在社会学方面的非常不重要的分支。
柯尔施对这些思想进行了批判。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他说：“自从19世纪以来，全部资产阶级哲学，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史著作，出于社会经济的原因，已经抛弃了黑格尔哲学和辩证的方法。它已经返回到这样一种哲学的和写哲学史的方法，这种方法使得它几乎不可能从像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样的现象中得出任何‘哲学的’东西来。”[1]7在柯尔施看来，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部分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认清马克思理论的哲学价值。柯尔施认为，马克思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其将哲学思想、哲学理论运用于变革现实的实践之中，在与其他具体科学相关系的过程中，哲学获得了更有现实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总体，他们把马克思理论理解为一种纯粹的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理解为各自分离的知识分支的总和，这就把理论和实践割裂开来，使马克思主义丧失了革命性，变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无用的东西，从根本上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除此之外，柯尔施还对列宁主义进行了批判。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颠倒，并认为将存在由“精神”变为“物质”，把“认识”变为“反映”，把辩证法由历史领域变为自然领域，改造就完成了。与列宁不同，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在德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他和卢卡奇一样，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很大启发。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像列宁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实证的唯物主义学说，而是关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社会历史理论，它“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1]82。这就是历史辩证法。
二、作为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活的整体
在柯尔施看来，无论是第二国际还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活的整体来看。柯尔施认为，马克思对社会存在的理解不是孤立的，他从没有把理论只作为一种独立于历史和实践的纯粹观念的东西，在对社会存在和实在进行把握时，马克思总是强调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理论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实践的理论”[1]22-23。
（一）整体理论的主要内涵
具体来说，柯尔施的整体理论包含以下要点：
1.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柯尔施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辩证的整体观念，这个整体观念的核心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即理论与实践都不是孤立的，它们的关系也不是谁以谁为基础的问题，二者实际上是马克思理论总体的两个方面。这个理论总体就是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一方面体现在理论上的辩证方式，另一方面体现在实践上的革命方式。
柯尔施关于整体或理论总体是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思想，与卢卡奇的历史辩证法对总体性的理解是一致的。卢卡奇的总体性理论强调社会生活的事实或事件必须被看作是历史过程总体的各个部分或环节，柯尔施的总体理论则强调理论与实践是社会总体的不同方面。
2.革命性和批判性的辩证统一。柯尔施认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理论中不是静态的，而是表现为一种改造现实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是关于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知识，也是社会发展中不断改造现实的自觉的行动。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主要表现为革命性和批判性的辩证统一。柯尔施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1]38这里，柯尔施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解为革命实践性，正是革命实践性使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存在的把握是鲜活的而不是僵化的，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而不是纯粹理论的知识总和。
这样，通过整体理论的阐述，柯尔施批评并改造了第二国际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理解的片面性，还原或者说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整体性这一重要原则，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得以高扬、显现。以此为基础，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具体分析。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
正是在此基础上，柯尔施又从整体理论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行了一个划分，他认为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843年—1848年。这一阶段是以从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时期。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阶段的理论是总体理论时期，马克思主义主要以一个活的整体的社会革命理论体现出来。这一时期，它在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中是最哲学化的，还没有被分解为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各种因素。
第二阶段是从1848年—1900年。这一阶段可以说是从巴黎无产阶级1848年6月革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马克思理论与现实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理论上更加成熟，他们用政治、经济、意识形態等多样性的知识来思考其哲学理论，尽管他们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破坏理论的总体性，他们的理论从未消融于不同知识的总和之中。这一阶段经历了第一国际、巴黎公社、第二国际等重大事件，但这些事件不但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重大影响，而且使工人运动陷入低潮。究其原因，是因为第二国际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性进行了错误的阐释。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作为整体性的环节的诸要素，如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也被肢解了。由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性遭到破坏，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也来临了。
第三阶段是20世纪初，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分化和瓦解开始。在这个阶段中，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力图从现实的革命实践需要出发来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重新恢复作为社会革命学说的理论。但是，由于列宁本人的理论缺陷，他把认识论只看作是反映论以及对辩证法的误解使他对理论和实践统一性的理解存在很大弊端;而罗莎·卢森堡则由于缺乏哲学上的修养，也没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因此，柯尔施倡导要努力恢复马克思主义在第一阶段的整体性和革命性，将马克思主义活的整体性的思想发扬光大。
可以看到，柯尔施所划分的三阶段是以整体理论为依据的，当马克思主义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偏离了以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统一为特征的总体性理论时，就要对其进行重建，使之恢复第一阶段所具有的革命实践特征，这一过程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特质。
三、整体理论的具体化
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并没有止于他对整体理论的恢复和把握，更进一步地，他用整体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
（一）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辩证分析
1.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同于资产阶级学者的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学者以自然法探讨经济理论，因此把政治经济学理论看作不变的、绝对的科学。但马克思否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绝对性，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这样，政治经济学就由绝对的、无时间性的科学变为具体的、历史性的科学。
柯尔施认为，马克思的所有经济学术语，都与经济关系所处的具体历史时代相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所指的“劳动”不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考察的抽象的劳动，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资本控制的劳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虽然从具体的劳动形式出发考察劳动，但是他们总是把具体的劳动上升为抽象的一般劳动，把劳动作为生产交换价值的活动和物质财富的唯一来源。但马克思对劳动进行了区分，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与抽象劳动是完全不同的，那种完全丧失的主体性的劳动正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进行批判的关键所在。同样，马克思所说的价值与英国古典经济学所谈的价值也是不同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认为，价值是受价值法则支配的，价值法则犹如一双看不见的手对社会经济起调控作用。但马克思认为，价值法则同样是具体的，它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性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价值法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动荡和危机中实现的，并由此揭穿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将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资本的不同形态进行了比较，从资本的不同形态上看，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资本主要是个体商人资本，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要是产业资本。资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体现为不同的层次，无论是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还是其他各种对资本和利润分配的细化比较分析，马克思让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
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不是商品，而是在商品中凝结的社会劳动的过程、要素及其发展，探讨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殊表现形态。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当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上进的阶级时，政治经济学常常起到了启蒙作用。但是，当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并用其经济理论麻痹其他阶级，把无产阶级变为其经济结构的客体进行剥削时，为了对无产阶级进行启蒙，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必须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劳动观的批判，是他全部批判活动的出发点，也是其社会和历史理论的坚实基础，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使政治经济学由绝对的变为具体的，这完全可以称为经济学的“哥白尼转折”。这一转折的直接成果就是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拜物教，从深层次上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异化问题，并且认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重新进行确定劳动的社会组织，才能最终消除商品拜物教。因此，柯尔施认为，马克思对商品的拜物教特征及其秘密的探索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资本论》的经济理论的精华，更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问题的形象表达。
2.马克思的社会学。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社会学的新理论和研究社会学的新方法，即便他们表面上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学”概念。他们把历史性带入到社会学的研究中，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内部动力等观点，其中蕴含着抽象与具体的关系等社会学新方法。马克思关于抽象与具体关系的观点主要来自于黑格尔。黑格尔主张哲学研究的是具体的东西不是抽象的东西，因此，他提出“真理是具体的”观点，要求把一般、特殊、个别三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不过，在黑格尔那里，具体性并不是指感性的确定性，即事物的可感性质，而是指思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也就是具体事物被创造和产生的过程。因此，黑格尔理论中的具体性是来自其唯心主义哲学的思辨的具体性。这种具体性常常以曲解经验事实为前提，关于自然和历史的经验知识在黑格尔那里不是目的，而仅仅是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手段。
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的抽象与具体关系的理论是从社会现实的具体性出发，从中概括出一般的理论，从而把理论活动与实际生活紧密地统一起来。对于马克思来说，真理的具体性来自于人的思维对客观实在的具体性的把握，思维过程对客观实在的具体性的把握虽然表现为具体的综合，表现为结果，但思维过程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柯尔施说：“马克思是创建一个合理的概括类型的第一人，这一类型不同于迄今为止仍然被形形色色的社会、历史和哲学思想学派所运用的传统的概念生成的程序，它更接近于近来被实验科学家发明的建设性程序。”[2]47概念的具体性与经验事实的具体性并不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每一个普遍的东西，即每一个概念都保留着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性的一个特殊的方面。
马克思正是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思考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从而深刻地洞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律，并将这种方法上升为一般的理论。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对社会学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把社会生活过程的所有现象归结为经济状况;第二，把经济学本身看作社会科学;第三，把一切社会现象视为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被社会阶级斗争实现的革命过程;第四，正确地定义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第五，把所有的精神现象都归结为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的一定的形式。柯尔施说：“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历史形态的分析，马克思达到了一种远远超过那种特殊形态的社会发展的一般知识”[3]65。这与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是完全不同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只是按照抽象的概括方式获得知识，但这种方式并不能帮助他们把握社会运动和发展的真正现实。
柯尔施强调，要重视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更要重视马克思的哲学方法在社会学上的可应用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能泛泛地谈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而应当引导人们对实际生活做出更多探索。
3.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柯尔施认为，无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还是社会理论，都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种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一样都是建立在对黑格尔批判的基础上的，但它与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有根本上的不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涉及以下关系：
首先是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柯尔施认为，马克思虽然承认自然界的基础性地位，但是他对自然在历史过程中逐渐社会化给予了更多关注。马克思强调，人生存的感性世界并不是自来如此的，我们今天的环境和世界是工业生产和社会状况的产物，即人们实践活动不断地改造现存的感性世界。还有些感性对象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由于社会的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才提供出来的。柯尔施对这种观点十分赞同，他强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即不能脱离人和社会单独地去考察纯粹的自然，重要的是研究自然是如何在人的活动的推动下发展变化的。正是以此为基础，柯尔施批评了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它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一种曲解。
其次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对基本范畴。与马克思其他所有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术语一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术语也是应用了辩证法的具体性原理被经验的方法定义的，这与资产阶级学者总是用先验的方法定义概念不同。在柯尔施看来，这一对范畴不是關系到一般的社会学，而是关系到具体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对它们的研究不是从预先假定的和谐的观点出发，而是从阶级对立的观点出发;不是出于理论上思考的目的，而是出于革命实践的需要，因此获得的结论不是独断的，而是批判的。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整个物质生产活动的过程。这样，马克思就是像资产阶级学者那样用静态的目光去看待整个社会的基础。对资产阶级学者来说，在一个给定的社会历史时期，物质生产方式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在这个封闭的系统内，物质生产才能得以实现，因而他们不能洞见社会革命的深层基础。
第三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柯尔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写《资本论》时，在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这对范畴的理解上，侧重于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引申出政治观念和法权观念，但并没有忽视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重要性。但很多学者，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却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似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根本就不重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关系的反作用。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和梅林的信中已批评了这种把经济关系作为唯一决定因素的错误的见解，强调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活生生的辩证关系。
通过这样的分析，柯尔施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整体理论有机地联系起来，使我们能够真正深入到历史的具体过程中理解历史的本质。
（二）历史辩证法包含的相关原理
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整体理论是由以下几个不可分割的环节构成的：
1.具体性原理。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是与具体的社会历史相联系的，因而总是具体的。这种具体性既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对不同历史形态的分析中，也体现在它作为一种方法对马克思理论的捍卫上。在《资本论》中，他细致地分析区别了不同资本的形态，使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提出的共产主义要废除一切财产的责难进行了积极反击，他指出共产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并不是一般地取消财产，而是要取消资产阶级的财产。在一些其他的问题上，马克思都运用具体性原理一一予以驳斥。
2.批判性原理。柯尔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前写的几乎所有的著作都充满了批判的倾向，而这种倾向仍然活跃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既不是一门实证的唯物主义哲学，也不是一门实证的科学。它从来而且一直是对现存社会的理论和实践的批判。”[3]65但是，这种批判性并没有被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特点，他们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3.革命性原理。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具体的辩证法，它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规律：“他的问题不是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正在衰落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衰落的倾向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毁灭和解体。”[3]51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研究，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兴起和衰亡的规律，并认为它必然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中被共产主义所取代。因此，革命性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一环。
4.实践性原理。柯尔施认为，马克思对实践问题非常关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口头的批判，而是落实到实践上的。他号召无产阶级诉诸革命实践，诉诸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不是像黑格尔主义那样仅限于对世界与历史的描述，而是强调对现实世界积极地改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脱离实际的一种客观知识，它直接是无产阶级行动的指南。
柯尔施通过对马克思学说的深入分析，认为整体性和革命性正是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区分开来的主要标志。黑格尔虽然是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地表述辩证法思想的哲学家，但他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最终导致与现存世界的妥协。而且，马克思还将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革命性地改造，使得其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有力武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精神。
[参考文献]
[1][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M].王南湜，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M].熊子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3]Karl Korsch.Three Essays on Marxism[M].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2.
〔责任编辑：徐雪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