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当代中国哲学史；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
[摘 要] 近几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研究的特点是聚焦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孙正聿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何萍的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任平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研究是三种代表性的研究方式。虽然存在共同的研究领域、根本宗旨、基本目标，但是三者各具不同的学术特色，在总体特点、针对的问题和提问方式、基本原则和书写方式、具体使用的二级范式都存在差异，因此，三种研究方式各有其独立的学术价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具有独特的创新意义。
近几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下简称当代中国马哲史）这一断代史领域有三种代表性的研究方式：孙正聿教授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何萍教授为代表的“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下简称“1949以来中国马哲史”）研究、任平教授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以下简称“当代中国马哲创新学术史”）研究，前者开始于2011年，后两者起步于2013年，三个有影响的学术团队同时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聚焦于这一断代史研究领域，使之成为一个学术热点，是近年来我国马哲史研究的一大特点。三种研究方式首先有着共同的研究宗旨：繁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领域的发展，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创新，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为中国深化改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和理论指导。虽然有着共同的目标、根本宗旨、研究领域，在一些内容上也会相互交叉，但是作为各自独立的、路径不同的研究方式，三者在总体特点、针对的问题和提问方式、研究原则和书写方式、具体采用的二级研究范式之间明显不同，凸显着不同的研究特色，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和理论创新意义。
一、总体特点
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属于马哲史研究范式的性质，笔者已做过论述，此不赘述。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全面性、整体性和均衡性。这些特点体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政治性和学术性的均衡性。作为一部国家规划的教材，这一研究首先体现了政治性特点，胡锦涛、习近平等政治领导人的讲话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政治文献，是这一研究的政治依托，党的领导集体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三个代表”的哲学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想是这一研究的政治基础。同时，这一研究又突出学术性，它不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简单注解和舆论宣传，而是努力揭示党的领导集体思想背后的学理依据，以党的政治思想为指导.深层探讨各个时期的重大学术争论、重要哲学理论成果、哲学八个二级学科重要哲学家、哲学学者的学术成果，以学术的方式呈现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理论逻辑。在具体历史分期问题上，必然秉持政治事件和学术样式的复合标准，比如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教科书、教科书改革、后教科书等标准。其二，形式和内容的总体性。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体现出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性，理论方法和理论形态的统一性，而且无论形式和内容都是整体性呈现。一方面，它不是拘泥于形式研究、也不是拘泥于内容研究，而是在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中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无论是形式方面还是内容方面，都是整体性研究。在形式方面，它不拘泥于某一种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研究路径，而是整体性包含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路径、方法。在内容方面，它全面涵盖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个时期、各种哲学形态和理论体系的内容，甚至囊括了哲学所有二级学科发展的理论内容。其三，研究内容和论域的全面性。在内容上，全面涵盖哲学八个二级学科各自的发展历程及其成果。在论域上全面包括“历史研究、领域研究、问题研究和体系研究”。问题研究是统帅，主要提炼、概括、梳理和回答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大问题；领域研究是重点，主要概括、探讨和评价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的各个时期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成果，具体研究各学科发展的典型代表、标志性成果、思想源流、经验教训；历史研究是基础，主要分析当代中国哲学史与当代中国史的具体的内在关系，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揭示当代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及它和当代中国历史演变的逻辑关联；体系研究是结果与综合，它是在内容研究的基础上，对问题研究、领域研究、历史研究的成果进行总体性和整体性的研讨。其四，史与论统一的全面性，史料与逻辑的均衡性。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史与论的统一是其自觉的叙述方式，这种研究更体现出史与论的全面性。“史”全面涵盖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中国哲学的争论史、中国哲学史，还包括现实的中国史。这里的“论”和“逻辑”全面体现在中国当代哲学争论史中的逻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理论逻辑、中国历史发展的现实逻辑。
“1949以来中国马哲史”研究的特点是个性化，研究范式和框架的专一性。与传统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相区别，它使用新的专一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进行个性化创新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新观点。其一，认为这一断代史研究的创新之处，不在于内容，而在于研究形式、研究框架创新，即研究范式创新，不是采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提出研究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其新意不在于内容的更新，而在于书写方式的更新”。“研究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绝不是要复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已经论述的内容，而是要创造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去重组这些内容，以此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条件下的发展规律和内在转化机制，阐发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观念、新理论”。“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中才有意义，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式中就没有意义”。其二，把这一断代史定位为中国哲学思潮的一个部分。作者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阶段，而是中国近现代哲学诸思潮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课题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中提出。而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巾提出”。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哲学形态，它所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景，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框架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它所突出的是中国哲学和中国社会的背景”。其三，在学术性和政治性的关系上，强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研究范式基础上，实现学术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反对脱离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的单纯学理性研究、认识论研究。“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必须把政治的因素纳入其中，在学术和政治的张力中探究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及其变化”。其四，在内容上，虽然与“当代中国哲学史”一样，都把这一断代史的性质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但是它并不全面论述哲学各个二级学科的理论成果。只是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的内容，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同传统哲学的改造、中国传统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吸纳并创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形式的内容。
“当代中国马哲创新学术史”研究的基本特点是专题性、系统性。这一特点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当代中国马哲创新学术史”不同于一般的马哲学术史、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它专题性地集中于马哲方法论、研究路径和视野问题，不去直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原理体系，因而属于一种专题史。笔者之所以把它纳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断代史看待，是因为这一专题史非常特殊，方法论创新在理论创新中起决定作用，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它内在规定了不同理论形态的范同、方向、功能，方法论的创新史是整个马哲学术史的灵魂，内在决定了整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创新图景。因此，“当代中国马哲创新学术史”是一种具有马哲断代史意义的专题史，甚至可以说，一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的学术史、是一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的图谱。其二，在学术性和政治性的关系上，它突出表现为学术性的一面。马哲研究范式创新、学术图景转换的历史突出学术史这一特点，学术史就是学术研究的历史，即各专业领域的学理性知识发生、发展的历史。它不是历史事件、事例、事实的堆积，不是经验性描述这些历史事实的流变过程，而是将其提升为学术理性，建构学理性知识、形成学术问题和学术观念。书写学术史就是梳理、建构学术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重构学术问题演变中的逻辑关系。哲学史和学术史的区别是，学术史舍去了作为外史的社会历史，也舍去了没有提升为哲学学术理论的经验观念，以及仅仅作为舆论宣传的观念，集中呈现提升为学术思想的哲学观念及其发展和演变的内在逻辑。虽然它并不排斥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但其只是作为每种学术范式产生和发展的研究背景，作为一个间接因素，而不是作为正面内容直接出现。在历史分期的标准上，其学术性表现在不直接把政治因素、政治事件作为分期标准，而是重视某一轴心范式的形成、对其他研究范式的带动作用、构造的阶段性范式结构，以这种学术性的范式结构作为分期标准。其三，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这种研究属于形式研究，而舍去了众多具体内容。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不同，它不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其他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理论创新、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创新，这些内容都是某一研究范式的结果，属于附属性内容。各种历史事件、事变、事实等社会历史内容，党的决议、路线和政策等直接政治性内容，具体的人物、著作、会议、活动等学术性史料不是其研究对象，这些只是作为这一研究的背景。与“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小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成果中，这一研究不直接包含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理论的内容、原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更不全面研究哲学各二级学科发展成果的具体内容。它聚焦于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路径、方法、框架，即作为哲学方法论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是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核心，是各种马克思主义学科理论的灵魂，居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其四，方法论研究的总体性、系统性。与“1949以来中国马哲史”研究不同，它不局限于采用某单一范式进行研究，而是总体呈现当代中国马哲各种主要学术范式的产生、发展、存在的问题、形成的成果，同时它不是外在罗列各种学术范式各自的发展，而是力求揭示各种学术范式之间的内在关系，深入阐释由主导范式转换导致学术图景转换的内在规律。虽然“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包括形式研究，也应该包括马哲研究中的各种范式，而不是局限于单一范式，但是，各种范式是隐含的、潜在的，不是作为书写的逻辑线索、主导内容，没有形成完整的范式体系、范式图谱，也不会深入研究各种范式的历史发展，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范式转换的历史阶段性和规律性。其五，强调这一断代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虽然在对待这一断代史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中国哲学性质上，三者并不存在根本矛盾，都认为二者是统一的，但由于研究方式的不同，因而对二者关系和地位的看法不同。前两种研究首先强调其中国哲学史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是第二位的。这一研究的根本性质则定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而非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学术史，其中国哲学史性质是第二位的。
二、针对的问题、提问方式
“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直接针对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基于我国哲学学科内部二级学科发展不平衡，两方哲学处于强势话语，马哲学者普遍对西哲研究较为深入，而对中哲了解比较薄弱；另一方面，在哲学教学中，全面反映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理论成果和内在发展逻辑的教材还是空白，极大影响了哲学教学和学科建设。这一研究的直接宗旨是撰写具有系统、权威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教材，推动哲学学科建没、满足教学需要，也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好走向世界。
“1949以来中国马哲史”研究针对的问题、提问方式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与马哲史研究范式的区别，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新的研究范式，认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作为提问方式才能提出这一断代史问题。“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中才有意义，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式中就没有意义”。新范式的提问方式是解答马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马哲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关系，论证马哲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创造中的合法性、马哲对当代中国实践道路的重要意义。因而认为“1949以来中国马哲史”属于中国哲学思潮的一个部分，是中国近现代哲学的转折点。它的研究宗旨是揭示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及其发展，展示中国人的新精神、新的价值理念和新思维。第二方面是立足于近30余年中国马哲研究，基于两种研究范式的比较而进行历史追溯，从而提出这一研究课题。“要说明研究范式的更新就必然要进行新旧研究范式的对比，而要对比新旧研究范式，就必须返回到以往的研究范式，这里所说的以往的研究范式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起来的，这就把30多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扩大到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从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课题。”第三方面，这一研究针对中国马哲史研究中存在任意套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象，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和内在机制，把握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殊规律，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当代中国马哲创新学术史”研究针对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是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对象、研究类型中存在的问题。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方法中存在多种类型：有通史、断代史、专题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礼会主义理论史、政治学史、法学史、新闻史、传播史等，而多种类型的研究之间关系混乱、主次不分。研究对象上存在多种理解：有的以马克思主义二级学科领域的历史为对象，有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政治经济学史、社会主义理论史为对象，有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礼会科学总体发展史（包括历史学、社会学、文学、法学、政治学等）为对象。第二方面是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目前这一研究基本采用历史描述性研究方式，收集整理所有的学术史料，使用“剪刀十浆糊”的方法，列举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重要的人物、著作、学术活动、学术事件、学术关系，然后按照时间顺序和学术编年方式将其转化为首尾一贯的通史描述，这一学术史成为“人名十书名”的汇集，结果陷入黑格尔所说的时间性的“外史”，只能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完整的表象”或“感性的具体”，而无法真正到达“理性具体”。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失去了主导地位和前提性质，思想的流动逻辑淹没于分列的学术史描述之中，隐而不彰，被严重遮蔽。第三方面是针对当代中国马哲研究中的“学科壁垒”问题。改革开放后30余年，中国学术空前繁荣，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了多种创新理解、多种研究领域、多种创新理论形态、理论体系。但同时带来许多新问题，各种研究领域、理论形态、理论体系自说自话，彼此之间相互冲突、抵触，存在较为严重的“学科壁垒”，难以进行有效的对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失去了统一性，出现一定程度的失序，现实实践也陷入某种迷茫。
针对上述问题，作者在提问方式上实现相应变化：第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一个有层次的概念。最内在的核心和灵魂应当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二层次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和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史；第三层次才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的社会学史、政治学史、法学史、文学史等。因此，深刻阐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如何引领中国学术创新、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体系，才是这一领域研究的提问方式。第二方面，针对目前这一领域历史性描述研究方式的弊端，作者认为历史描述研究是必要的，但却是相对初级的研究方式。学术史的本质是思想史，应该按照思想的逻辑（“内史”）而不单纯是时间的逻辑（“外史”）来理解和阐释，需要穿透“完整的表象”和“感性具体”而达到“本质性结构”，然后才能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说史当作一个由若干本质性规定综合而成的“理性具体”来把握，把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作为思想创新逻辑在时间中的出场史。第三方面，针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者提出，为摆脱理论形态创新中的无序状态，需要理论主体的方法论自觉，打破各种研究范式的差异造成的“学科壁垒”，川统一的方法论研究统一各种理论研究，深度追问各种创新的马哲理论形态的方法论前提、研究路径和研究方式，揭示不同的方法论和研究方式对多种理论形态、体系的制约、规范作用，在范式创新的历时性结构变化中，实现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各种理论创新的统一把握。
三、研究原则、书写方式
在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与作为同家规划教材的角色、全面性的研究特点相适应，其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客观性，即以当代视野客观呈现建国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原貌，具体描述不同阶段中国哲学论争、理论建构、学科建设的成就和问题，突出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性质是在上述成果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在研究内容和写作体例上，以改革开放为界，前30年的成果与后30余年的成果讲均衡呈现，不会过分失衡，这一书写体例和书写内容不同于后两种书写方式，后两种研究方式都是站在后30余年马克思主义哲学成果的基点上，其内容都集中在这一时期，前30年的成果不会占有相同的比重，而只是作为附属内容。
“1949以来中国马哲史”研究和书写方式体现出高度个性化特点，这一个性化原则表现在三方面：其一，由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相并列，认为前者是独立于后者的范式，因而在当代中国马哲史的性质上，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阶段，而是中国近代哲学诸思潮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个特定的对象加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结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结果”。这一定位否定了传统研究对此断代史的定位，也不同于“当代中国马哲创新学术史”的定位，后者首先强调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史性质。虽然这一定位初看起来有些片面，但由于作者强调这一定位是归属于研究框架、研究范式，而不是研究内容，因而在内容上，并不会否认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根本性质，由于视野转换还能够作出一系列新发现、新结论，彰显出新特色。其二，具体比较了两种范式在当代中国马哲史研究中的不同。研究任务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任务是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形成和历史演变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任务是解答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文化传统更新的问题。研究重点、学术理路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重在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的问题；在学术理路上，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发展的内在机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沿着思考中国问题的方向发展，重在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文化变革的问题；在学术理路上，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变革中的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其他思潮之间的关系。作者最后认为，二者区别的本质不是在内容上，而是在形式上、理论框架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它所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框架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它突出的是中国哲学、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背景。其三，以学术结构及其走向作为具体书写方式，实现学术性和政治性在某一研究范式中的统一。学术结构是凝结于学术成果中的理性，是一定的知识结构、价值体系和社会职能构成的有机整体。作者认为价值体系是学术理性的精髓，是学术理性的内核。在近几年马哲史研究中，存在一种因循西方马克思主义倾向，把认识论研究与意识形态研究割裂开来，把认识论研究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而把意识形态研究当作应用哲学，造成理论研究与马哲教育脱节，学院派与讲坛派相互背离，马哲的认识论研究与意识形态问题研究脱离。理论研究一味追求逻辑严密性和文本的精深解读，排斥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则沦为操作技术。作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并非将意识形态排除，而是把意识形态纳入学术理性的知识结构之中，以认识论来说明意识形态。“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绝不能舍弃了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变革运动，必须把政治的因素纳入其中，在学术和政治的张力中探究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及其变化”。
“当代中国马哲创新学术史”研究的提问方式内在规定了其研究方式、书写方式，其书写方式具体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从后思维”的书写方式，与时间性描述方式不同，这一研究采取马克思倡导的“从后思维”的叙述方式。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学术空前繁荣，涌现出来的各种学术观念背后都伴随着创新的哲学观念，并且现实中的每一重大历史进步，也首先由哲学观念的解放作为先导，因此，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本质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和指导下的学术创新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创新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成为改革开放、社会发展、思想解放、观念进步、学术繁荣的思想动力和方法论前提。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30年发展的高点上，能够更好地揭示中国学术史近百年发展的内在机制和规律。第二，本质逻辑的书写方式，哲学范式是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术理论的本质规定，是时代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是哲学见解、观点和理论创新的根基和灵魂，规定了各种理论创新的方向和功能。马克思主义各种创新理论是由各种哲学范式作为本质规定而获得支撑，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由哲学范式间的联系而得以关联，各种哲学范式之间的出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逻辑，就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学术史的真正逻辑。以哲学范式这一本质规定作为研究对象，以范式之间的出场逻辑作为书写方式，才能穿透时间中依次出现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具体理论成果，超越历史描述研究这一“感性的具体”，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创新学术史的“理性具体”。第三，范式图谱构变的书写方式，它是这一研究的总体书写方式，这一书写方式要求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谱系，揭示与时俱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创新逻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着多元研究范式，各种研究范式作为各种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前提，是各种理论研究的本质结构，规定了各种理论创新的方向和功能。书写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并不是简单列举出多元范式，而是总体呈现各种范式组成的有机系统——范式图谱：从共时性上看，在各个时期，存在着一个由某种轴心范式决定、由其他相关范式共同组成的范式结构，这一范式结构构成了该时期理论创新的学术图景；从历时性上看，在不同时期，由于时代变化，由于多元创新范式之间既竞争又互补的关系，造成轴心范式转换，带动其他范式变化，实现范式结构的转换，学术图景的转换。范式图谱构变的书写方式既能具体研究每一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创新功能、历史成因、发展历程、存在问题和学术地位，又可以深入揭示多元范式相互作用而生成的学术谱系，总体呈现各个时期范式结构、学术图景及其转换的内在机制，找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学术史的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揭示与时俱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创新逻辑。这一书写方式还具有强烈的当下性、生成性、发展性，可以同步、同态、同构地描画并助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创新。
四、具体使用的二级研究范式
所谓二级研究范式，是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范式，即根本路径、方法、视野，根本范式接近于独立学科意义，我们认为迄今为止，共存在八种根本研究范式（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所使用的范式都属于根本范式——笔者注）：原理研究与教科书改革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与西方思潮对话范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反思的问题学范式、部门哲学范式、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范式。二级范式是指在某一根本研究范式中存在的具体研究范式，在地位上它从属于根本研究范式。在内容，它不仅指研究路径、研究方法，还可以包由相同的提问方式、解答方式、视野、规范乃至一些相同的观点和见解构成的整体，它接近于学术思潮、学术派别的意义。中国马哲学界有影响的二级研究范式有：本体论范式、认识论范式、实践哲学范式、生存论范式、实践人学范式、文本逻辑与历史分析范式、文化哲学范式、政治哲学范式、经济哲学范式等。
在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由于其具有全面性特点、形式和内容统一的特点，当然不会排斥形式、路径、方法论研究，但是由于这一研究不将其作为逻辑线索，因而并不属于某种特殊的范式研究，也不秉持某种特殊的研究范式，只是将不同的研究范式隐含于其中，所以，也就不存在某种二二级研究范式。
在“1949中国马哲史”研究中，其根本研究范式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区别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在具体的二级范式上，持文化哲学研究范式，其对立面是科学理性的研究范式。文化哲学认为，传统的科学理性研究范式注重逻辑知识建构，它以能否正确地反映外部世界为前提和标准，以外部世界的必然性限定人的自由、人的实践的实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传统的马哲教科书属于这种科学理性范式的代表。人的文化创造活动是第一性的，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成果——人类的生活世界和历史规律是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的基础。这样就颠倒了人的实践、人的自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外部世界不是人的实践、自由的限定和尺度，而是人的实践、自由的表现，人的实践、人的自由的客观性应该在人所创造的文化史中得到说明。文化哲学视价值因素为学术理性的精髓，重视意识形态作用的分析。
“当代中国马哲创新学术史”研究具体采用出场学研究范式。前文已述，这一研究的对象是马哲方法论——作为各种马哲创新理论灵魂的哲学范式，是作为马哲方法论系统的范式图谱，其书写方式是描画各哲学范式之间的出场逻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逻辑。这一研究提升到学科高度、提升到对方法论研究的研究这一原问题反思的高度上，就产生一种学理性的理论——“出场学”研究范式，即“范式学”。这一研究范式的本质是以学理方式全面揭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出场逻辑。出场学研究范式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不属于某一种特殊范式，而是范式学的元理论，它涵盖所有的中国马哲研究范式，总体描画中国马哲研究的各种类型、各个阶段范式组成的范式图谱；另一方面，就其范式观立场面言，就其与其他马哲研究范式的区别而言，它持有一种特殊的范式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采取一种特殊的研究方式，即从“出场”的特殊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在场的可能性，它也得出许多不同于其他研究范式的结论，因而又属于一种特殊的研究范式。
与三种当代中国马哲史研究方式的不同特色相一致，三者的命名方式也正是基于各自的提问方式、书写方式、研究特点、二级研究范式，准确反应了三种研究方式的差异，并非随意命名，不能相互混淆、相互替代。三种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补充的研究方式将会共同推动当代中国马哲史这一断代史研究的繁荣，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