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语言是表现民族思维方式差异的重大特征之一。每一民族的语言都会对该民族思维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语言的差异性导引思维方式的多样化，它的发展影响着思维方式的变化。不同民族语言的变迁影响着不同思维方式的发展与变化。当然，在不同“语言”与“思维方式”的“相对世界”的背后，还有着人类共同性的“绝对世界”的存在。
关键词：语言；思维方式；差异性；多样化；变化
中图分类号：B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4-0014-07
收稿日期：2013-03-20
作者简介：魏博辉（1957-）女，北京市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授。
各民族不同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是受众多因素影响的，如生产实践的水平和状况、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地理环境等因素，但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语言。语言对于人们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或者说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特别是哲学语言对于哲学思维的导向作用更为明显，并且这一导向作用更加具有“充分性”（因为没有语言就没有哲学）。“哲学语言对于哲学思维的导向论”也是本人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在本人的系列论文中，对此观点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予论述。本文是关于语言对于思维方式影响作用综论中的一部分，也是对“哲学语言对于哲学思维导向论”观点论述的“铺垫”。
语言与思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但从语言对于思维方式的影响方面来说，思维方式依赖于语言的引导。在对有关问题的探讨中，有“语言决定论”之观点，如语言学家萨丕尔认为，一个社会的语言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思维模式。他把语言的界限视为世界的界限，其主要著作有《语言论》等。沃尔夫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形成了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他们认为持不同语言的人对世界的认识也不同，语言结构不同，会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有所不同。他们的“假说”反映出了语言支配思维，并决定一切、主宰一切的思想。其主要著作有《论语言、思维和现实》等。洪堡特认为，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语言的类型决定人的思维类型，甚至决定人的世界观。其主要著作有《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精神发展的影响》等。这些观点能够从语言中来把握思维，强调考察思维自身的语言背景，但问题是它们把语言的作用推向了极端，所以有失偏颇和武断。
语言不是决定思维，而是对于思维及思维方式起着导向作用，不同的民族语言给予不同民族思维方式以引领或导向。故而，语言可以作为把握思维方式和哲学思维方式的一个途径。
本文着重从两方面进行探讨，即语言的差异性导引思维方式的多样化；语言的发展影响着思维方式的变化。本文最后表明个人的观点，指出由于语言的逐步“融合”，也促使着哲学思维方式和思维方式走向“融合”的趋势。
一、语言的差异性导引思维方式的多样化
卢梭指出：“言语（speech）区分了人与动物；语言（language）区分了不同的民族；人只要一开口，就会显示出他来自何处。”他在此所说的“言语”是指人类具有的共同的语言，而所谓的“语言”，则意味着众多具体的、个别的民族语言。
在许多神话和传说中都传达出最初人们的语言是“同一的”这一信息。在《圣经·创世纪》中有一个“巴别通天塔”的故事。原初普天下人同操一种语言，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由此出现了语言的多样化。实际上，人类最初的语言文字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以简单的动作和发声以及象形文字等形式出现的。在此基础上，人类思维方式有其共同之处。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语言文字逐步发生了变化，语言随之渐渐分化，表现出了语言的民族化与多样化，显现了语言的差异性。由此，也从一个方面引导了思维方式的多样化。
语言是民族现象。一个民族的思维水平大致适应于该民族的语言水平。洪堡特认为，“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语言是表现民族思维方式差异的重大特征之一。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会对该民族思维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如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就不同于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这里语言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有不同的语言，才表达、记录和揭示了不同的思维范畴、概念系统及其内容和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语言的差异促成和引导了不同的哲学性格和文化状态的显现。
如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与德语紧密相连。黑格尔认为，一种语言假如它具有丰富的逻辑词汇，也就是对思维本身有专门的和独特的词汇，那就是它的优点；介词和冠词中，已经有许多属于这样的基于思维的关系。他认为，中国语言很少达到这种地步。思维规定在一定语言里表现为名词和动词，因而打上了客观形式的标记，德国语言在这里比其他近代语言有许多优点，德语有些字非常奇特，不仅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有相反的意义，以至于使人在那里不能不看到语言的思辨精神。遇到这样的有着“对立统一”的字词，对于思维是一种乐趣。黑格尔的哲学思维方式是一种思辨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以思辨逻辑为基础，它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开启的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思维方式是把知识的形式和内容加以分离，以为逻辑只能构成知识的单纯形式，而把真理本质的内容排斥在逻辑之外。这是不依赖于内容的思维形式，即形式逻辑。而逻辑必须要考察被思维的东西的状况，把分离开的思维形式和内容统一起来。黑格尔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辨逻辑，即辩证逻辑（当然，辩证逻辑就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一种新的思辨的思维方式，也就在思辨逻辑的基础上形成了思辨哲学的性格。这与思辨语言（“对立统一”语言）的导向有着甚为密切的关系。即使同属欧洲古典文化范畴的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在思维方式和艺术表现方式上也十分不同。由于“希腊语原有的形式遭到了肢解，与异族语言的要素混杂起来；语言本身的有机体被破坏了，而与它相对立的入侵语言力量又无法使它走上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无法赋予它一种充满活力的新的生命原则”，因此，后来“从罗马的诗歌中，以及从随着拉丁语的衰落而在获得独立的欧洲大陆上骤然繁荣起来的那一精神生活之中，产生出了现代文化最主要的部分”。这表现了语言的影响力。
再如中国文字，有说起源于伏羲的八卦，那些直线既是中国的文字基础，也是中国哲学生成的基础，其意义是抽象的，但并不深入，而是停留于浅层的思想意识之中，其规定也是具体的。这种具体没有概念化，没有被思辨地思考，而只是从通常的观念中取来，按照直观的形式和通常感觉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哲学从所谓的意义上的抽象过渡到具体事物时，表现出的是感性对象的外在联结，缺失内在的逻辑秩序，或是说它蕴含的是一种“感性的逻辑”。所以中国哲学的倾向是道德哲学，因而形成中国哲学特有的性格。带有“直观性”的图画文字或“会意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古代哲学及汉语言民族的“具象思维方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
因此，要了解一个民族的哲学精神，有必要首先理解它所运用的语言，进而透过语言的缦纱，去捕获隐含其内的哲学思维的方式以至哲学思想。
一种哲学思维通过哲学语言的“编码手段”引导、架构、表现出来，一种文化也是透过语言的“编码”与自然、现实发生联系。“一个特定社会的成员——当然，他使用自己文化所特有的语言和其他规范的行为来整理他所经验到的现实——只有当现实以他的代码形式呈现于他面前时他才能真正把握它。这种看法不是说现实本身是相对的，而是说现实是由不同文化的参与者以不同的方式划分和归类的，或者不妨说，他们注意到的或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现实的各个不同的方面”。当然并非绝对地以每一个特定的语言结构来划分“世界”，正如上述所言，现实本身不是相对的，然而不同的语言的确引导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以至使我们看世界的深度、广度或角度有所不同。比如大体上形成的与西方拼音文字相应的逻辑一理性思维和与表意文字（汉语言文字）相应的实用一理性思维就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从而相应地产生出了来自不同的角度解读世界的观点、思想和理论。
所以，在某种情况下，人们在用不同的语言来“编码”，并组织不同的思维形式。就中国初学英语者（一般指成年人）来说，彼此用英语对话时，思维活动程序一般就不像讲汉语时那样有节奏、流畅。经常会发生这样的现象，由于词汇量少，语言不熟悉的限制，使我们先用本民族语言把词的顺序安排好，然后再译成英语，把英文单词逐个地连接起来，才能表达我们的思想，往往还表达不清（当然随着语言的交流和文化的融合以及从小开始学习外语或置身国外等情况和环境变化，这种情形会越来越少。但无论怎样，中文与外文的词序毕竟是不一样的）。这说明他们还不习惯用这种语言进行思维。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语言对思维方式的主观的导向作用，是“为了说话而思想”，这种导向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记得曾看过一个电视节目，让外国朋友指出我们交通标识牌上的英文所出现的错误地方，有的被指出不符合英文的表达方式，而是汉语式的英语，故此觉得十分好笑。那是因为我们在用汉语来思维。反过来，初学汉语的外国人（主要指讲外语的成年人）仅对汉语中复杂的称谓就感到非常费解。中国内亲外戚，自古严密，如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伯父、叔父、舅父、姨母、姑母、婶娘、堂兄弟、表兄弟、外甥、侄儿等等，但在英语中只用grandfather，grand—mother，uncle，aunt，cousin，nephew，niece七个名称就足矣。难怪有研究中国文学的英国学者就对《红楼梦》中的人物关系搞不懂，很难从头到尾读一遍中文版的《红楼梦》，而是拿英文版对照来看，也很难搞清众多人物的关系。就此而言，是他们习惯了英语式的思维，而不是完全在用汉语来思维。著名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结构人类学》的序中说，这里的好几篇论文本来都是直接用英文写成的，因而不得不翻译。他认为，用不同语言构思的文章在语气和写作方面是有差异的，因此，他担心由此产生的某种杂糅性会影响这本书的均衡感和整体感。依照我们面对的是法语读者还是盎格鲁一萨克逊语言的读者之不同，我们的思考和阐述方式也不一样（当然还有个人方面的原因）。他多年使用英语教学，无论多么习惯，但还是被限制在单一的语体当中。他说，用英语写作的时候，我能够用英语思考；但是，我只能运用我所掌握的语言手段说出我所能说，而不能说出我所想说，虽然对这一点我并非总是有意识。他把文章译成法文，但担心使读者极有可能产生不过瘾的感觉。这说明了语言所具有的导向性和制约性（关于语言的制约性和创造性的关系另文有述），人们的思维受制于语言，语言自然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
这些，说明人总是要用一定的语言来思维，一般而言，中国人（这里是泛指，在中国有些少数民族运用本民族的语言对话，但他们书写的是汉语言文字）或讲汉语的人在用汉语进行思维；日本人或讲日语的人在用日语进行思维；德国人或讲德语的人在用德语进行思维；讲英语的人在用英语进行思维，等等。例如，在英语里，我们习惯说He went to town（他进城了），而无须提及使用什么方式进城的，可是在德语里要涉及行动的方式，因此英语的go（去）在德语里却有不同的表达方法。如果是走路或使用其他自己推动的方式去的，要说gehen（与go同源）；如果是坐车去的，要说fahren；如果是骑马去的，要说reiten。当然，在英语里也有walk（行走），drive（乘车），ride（骑马）这类表示行为方式的词，不过在一般情况下，说英语的人并不十分注意这些方式，不必把它们一一说清楚罢了。语言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和经验认识的一种编码，不同的民族，编码的方式不同，也就提供了不同的语言范畴，无论是指称简单或指称复杂的语言体系，都会相应地影响着使用该语言人们的思维方式。曾有则报道：有位德国总统如是说，不了解康德、黑格尔，就不了解德国人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思辨的语言”和“思辨的精神”，使得他们的思维极为严谨与缜密，有其特定的内涵。加达默尔说，我们理解一门语言，乃是因为我们生活于这门语言之中。他认为，当我们掌握了一门外语，以至能够完满地使用该语言，就无须再把自己的母语译成另外一门语言，也无须把另外一门语言译成自己的母语，而是用外语进行思维。
在一定意义上说，人们在用语言来思维。不同的语言引导着不同的思维，以至由于语言的差异性而呈现出了多样化的思维方式之传统。
二、语言的发展影响思维方式的变化
思维沿着语言符号的阶梯，从具体的感性印象上升到抽象的理性概念，语言符号不断引导思维行进，并使思维内容确定下来，思维的发展、思维方式的变化与进步，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符号系统的效能，这具有普遍意义。中国汉字中的数字符号，特别是大写数字符号系统相当繁琐、笨拙，面对极为复杂的算术运算便束手无策。现在世界上，包括我国普遍采用的灵巧的阿拉伯数字系统，其简化、明晰的优点显示出来，使人们的思维更加简捷，面对复杂的数字推导，人们可以用它自如穿梭。在实践中，人们不断地提取各类语言的词汇，语义不断地扩大和丰富，不断地打破旧的思维方式。
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创造功能，每时每刻都在为人们提供着新的语言表述的可能。又由于语言的多样化，在各民族的交流中，某一民族对异民族的语言并非完全屏蔽，而会在不同程度上吸取异族语言。虽然在语言的大体框架（如表音、表意）或性质没有根本的改变，但语汇的增加或语义的变化，都使原有的语言不断地冲破自身的限制而得到发展，进而影响、促使着思维方式的变化。这在我们对“哲学世界”的了解中可以得此体会。起初我们对“哲学世界是什么？”一无所知，逐渐地它通过哲学理论告诉我们，而哲学理论既起始于概念的导向，又付之显现于哲学概念的形式之上。今天的“哲学世界”要比中国古代和古希腊时期的“哲学世界”宏大而深远，显示出了哲学思维的不断深化。
如在西方，在腓尼基文字的基础上，创生出了希腊文字，这是较早期的能够表达抽象概念和思想的语言文字，后在希腊文字的基础上，生成演化出了各种文字，如拉丁语、英语、德语、法语等。西方哲学从早期的“自然思辨”（形成自然思辨的思维方式）起始，沿着探讨事物的本质方向发展，这与其拼音的语言文字的导向是分不开的。亚里士多德分析了探讨事物本质的进程，认为苏格拉底寻求事物的本质即事物是什么是很自然的，他以本质作为推理的出发点。那时尚不存在一种辩证能力可以使人们即便没有关于本质的知识也能思考对立物并探讨对立物是否属于同一门科学。可以把两件事情公平地归于苏格拉底，即归纳和普遍意义。这二者都涉及科学知识的出发点。但苏格拉底并没有把普遍的事物或定义分离出来。苏格拉底虽没把关于事物的“普遍性”或“定义”从特殊的事物中分离出来，但他的定义推进了理念论的产生。他的后继者——柏拉图才使它们分离存在，并称之为“理念”。
随着时间的发展，语言文字符号的演进和分化，从“自然思辨”达到了近代的“理性思辨”（形成理性思辨的思维方式），不但探讨宇宙客体的本质，而重点探讨主体自身认识的本质。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标志展开了“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后来德国的康德、黑格尔则把对主体性本质的研究推向了高潮。康德提出“人为自然立法”，黑格尔强调，真实的东西不仅应被理解并表述为实体，也应被理解并表述为主体，而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他以思辨逻辑为基础，形成的是“辩证理性的思辨的思维方式”，在西方古典哲学中，他把“理性思辨”的思维方式推至巅峰。他们的理论给我们展示出了不同层次的“哲学世界”。
西方哲学突显的逻辑思维特征反映出与其使用的语言有着紧密的联系。其语言本身就有其严格的规则，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更进一步从形式上规范了语言概念的构成与表达的规则，即“形式逻辑”。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中，包含研究有语法和语义的理论；命题形式和推理形式的三段论等。他把三段论和归纳应用于辩论中的辩证推理理论；把三段论和归纳应用于科学中的科学推理理论和科学方法等等。他认为，每一门科学都应有事物最普遍规律的公理；每一门科学都有它的基本术语（假定它的基本术语所表示的事物是存在的）；每一门科学中的所有术语都必须有它们的定义。三段论是他的逻辑学中更为基本而深刻的理论，表现出了在运用语言于推理过程中环环相扣的逻辑关系，使本身就具有严格意义的西方民族的语言或拼音文字，更增添了严密的性质。在古希腊哲学中表现出了对概念确定性的追求和对语形的逻辑分析，也为进一步使语言表达更具严密性的现代逻辑的生成与发展打下了基础。
语言意识在表述纯粹的非实体性理性概念时，对其概念的限定性、明晰性比表述感性事物方面要求更高。如将希腊语与英语、德语相比较，“便很容易看出更为清晰明确的客观性和更为深刻内在的主观性之间的这种区别”。然而，德国哲学家在使用着较为明晰的语言表述的基础上，又在为追求更精密的“确定性”的道路上而迈进，他们作出了大胆的设想。莱布尼茨提出创造无歧义的符号来表达思想，使概念之间的关系成为符号之间的关系，使推理进程成为演算进程。于是，人们创立了人工语言，以至弗雷格构造了一个本身具有逻辑规则的逻辑公理系统。语言符号引导人们创建了数理逻辑，既能用数学的方法研究逻辑问题，又可用应用逻辑的成果去研究数学的基础和方法。由此，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也是人们思维不断深化的具体显现之一。
中国古代的汉字远不是我们现在书写的这样简化，象形字几经演变基本面目皆非（当然留有痕迹）。早期的语言文字“象形”意味甚浓，笔画繁杂，使人见字易引发联想、类比、譬喻等，引起非理性的思维。且不像西方的拼音文字那样有着严格意义上的语法，不受语形规则和句法结构的限制，句子内容注重的是具体事物的状态和关系。如，“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这是对人事关系叙述构成的句型。其中没有拼音文字那种严格的主谓宾结构。因此在古汉语的句式中更注重词意、语境和语用。由于受到“原生态符号”——“具体形象”的制约，古代思想者往往以“象”寓“理”，如塞翁失马（《淮南子·人间训》）、刻舟求剑（《吕氏春秋·察今》）、鹏程万里（《庄子·逍遥游》）、庖丁解牛（《庄子·养生主》）、守株待兔（《韩非子·五蠹》）等，都反映了人们在对哲理的探寻中突出了具象的思维方式。
这种语言与相应的思维方式渗透于“哲学世界”之中，在对世界本体的探讨上，中国哲学表现为：亦虚亦实或虚实同一，把世界的本质和某些具体事物达成“同一”。也正因如此，中国哲学提倡“天人合一”，天道和人道“同一”，如五行说即如此，可以适用于人事、自然、宇宙的起源。虽有“道”、“仁”等较为抽象的概念，但有其多义性。如对“道”的理解似乎难以达到“言尽意”。《论语》中出现的“仁”字有百余次，但都是从各角度或某一特征上加以诠释和理解，而并没有表示出系于各特征之间的内在的、共同的本质特征，其概念没有明晰的、确意的定义。如，“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樊迟问仁。子曰：“爱仁。”（《颜渊》）等等。这些表述表现出了对于概念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对具体问题作具体的解释，但未给出明确的定义或本质的说明。中国传统哲学概念缺乏西方哲学概念的明晰性和确定性，并且，中国这种具象的思维方式延续的时间很长。然而，古希腊哲学在对世界本原的探讨上也曾有过“朴素”的观点，但是它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它们延续的时间很短，并从古希腊一开始就基本确定了抽象思维的模式。如虽都有“气”之概念，但对此理解中表现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哲学更注重的是直观；而西方哲学注重的是“思辨”，他们把自己的理论置于超越经验的理性之上，来探讨宇宙发生的理论，由此，对宇宙一种系统化的描述开始了。其次，中国传统哲学往往是以概念描述具体事物，以概念释物，概念和事物直接同一；而西方哲学以概念描述具体事物背后的抽象概念，探“实”后之“虚”，即现象背后的本质，以概念释概念，超越具体事物，寻求着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如巴门尼德的“存在”之概念，毕达哥拉斯的“数”之概念，柏拉图的“理念”之概念等，逐渐展开了对本质问题的探讨，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因此，他们也较早地就有了极为抽象的“哲学”概念，从古希腊的哲学原词φιλοσοφτα拉丁化为philosophia（爱智）发展到英文philosophy以及其他种拼音文字，而在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一抽象的概念。当然，中国古代虽不曾有“哲学”这样的概念，但也已经有以不同形式呈现出的“哲学世界”，如先秦时期的“显学”，魏晋时期的“玄学”，宋明时期的“理学”等。但其概念的抽象度与西方那些反映“普遍本质”的概念有所不同。在其中显现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具象性的思维方式，它与汉民族语言（表意文字）的影响与指引有着很大的关系。
19世纪70年代，日本的一位被人称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的哲学家西周首先把中国汉字“哲”与“学”结合起来，与philosophy相对应，后来“哲学”一词被引人中国，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见之于报端。梁启超先生在他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事》（1902）中使用了“哲学”概念，并首先启用了“中国哲学”之概念。“哲学”概念是更为抽象的概念，显学、玄学、理学等在一定意义上都分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部分，或是不同时期对于中国哲学的不同称谓。在我们引进西方科技与文化的过程中，也包括引进了语言，如“逻辑”，也就是拉丁语系的“logic、“logik”和“logique”的音译。到了20世纪，我们便把中国古代和近代表述不一的“形名之学”、“名学”、“辨学”、“名理”、“理则学”、“论理学”等统称为“逻辑”。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传人中国，如按照三段论的标准衡量中国传统哲学理论（古文）中的语形、语句等，那是不能吻合的。从这一点也说明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逻辑思维。清末语文学家马建忠用西文（拉丁）语法来研究古汉语的结构规律，出版了著名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使我们更加注重了汉语的句法结构，使人们在语言文字的表达上更加规范和准确。同时，古文也在逐渐“隐退”，朝向白话文的方向发展，后来的新文化运动起到了助推作用，白话文冲破古文对思维表达上的局限，进而又推行简化字等。这种种因素的渗透，不断冲击着传统的思维方式，促使着我们思维及其方式的变化。
“哲学世界”的扩展与变化反映出了哲学思维的变化与深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语言、概念的不断变化给我们带来新的理论，新的世界。因此，哲学语言影响着哲人们思维方式的不断更新与变化，并给予哲学思维以导向。
所以，某一套思想和概念系统都有其相应的具体语言形式，思维的外部结构是语言，而语言这一结构的“内面”表现为思维模式（萨丕尔）。某一语言模型是经过反复使用而固定下来的，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结构和规律，相对独立于思维，从而，它潜在地规范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指引着我们的思维。
总之，语言对于思维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或导向作用，但绝不是说各异的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完全由语言所决定，那样便成为了“绝对主义”。实际上，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还要受到许多且重要的因素影响，如实践状况与水平、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另外，语言对思维方式的影响只是单向运动，思维方式反过来也会促进语言的变化与发展，由此，二者形成的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双向运动。在此，只是着重从语言的角度来探讨它对思维方式的影响问题。
三、结语
实际上，在多样化的民族语言背后，也隐藏着普遍性和共同性的东西，因为人类语言本身就体现着人类的共同性。从维柯的“新科学”看来，在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不同语言的背后，都有着“心头词典”（mental dictionary），尽管在语言的细节上、发音上有所不同，但“心头词典”可以寻找到不同民族语言的共同根源。就像亚里士多德《解释篇》所说的，全人类的书写标记是不相同的，他们的有声语言也是不相同的，但它们首先都是灵魂的，或心灵经验的情感符号，在这一点上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这些经验所反映的那些东西，或这些情感具有的相似性也是相同的。这说明语言具有共同的“隐喻”功能，具有差异性、多样化的民族语言带有共同的目的，都在反映、表达人类可感知到的和不可感知到的人类灵魂深层的东西。尽管有时相异的语言在对译时，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吻合，达成其原意，但其后的共同性、普遍性使它们蕴含着内在的联系。
如前所述，不同民族的哲学语言符号引导并表征出不同民族的哲学思维传统，不同民族的哲学家虽话语方式与文本各异，但他们所探讨与表达的“道”、“理”，对超验的世界、超时空的“绝对境界”的理解与认识是相通的。无论是老子的“道”，还是柏拉图的“理念”，无论是朱熹的“理”，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他们都用语言展示着同样的既不可触摸，又不可见的“哲学视界”，并在一定意义上而言，他们在运用着不同的语言谈论着人们共同关心的共同问题，可谓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
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各民族文化在“融合”，语言在“融合”，因而也影响着各民族的思维方式的相互“融合”。当然，不是设立出“实体统一”的语言，而是每一个“语言世界”都能够扩展或融合到其他的“语言世界”之中，反过来也一样。卡西尔说：“语言的真正统一性（如果有这种统一性的话），不可能是一种实体的统一性，而必须更确切地被定义为一种功能的统一性。这样的统一性并不以任何质料的或形式的同一性为前提。两种不同的语言，无论在它们的语音系统，还是在它们的词类系统方面可能都代表着两种相反的极端，这并不妨碍它们在语言共同体的生活中履行同样的职务。这里重要的问题，不是手段的差异性，而是它们在目的上的一致性。”其目的在于，语言在寻觅、揭示、表征、言说着人类那些共同的需要被言说出的“神秘”。
不同的民族语言的变迁影响着不同思维方式的变化，但在这些不同的，或说每一种“语言”与“思维方式”的“相对世界”的背后，还有着带有人类共同性的“绝对世界”的存在。
（责任编辑 韩顺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