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是一项没有先在经验和基础，需要通过厘清学术和理论前提而从头开始的艰巨工作。要厘清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学术和理论前提，就必须对其理论形态、理论模式及实现路径等重大的、关涉全局的“前端”理论问题予以考察、辨析和说明。概言之，就理论形态和理论模式而言，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既应当是一种容纳理论哲学问题的实践哲学，同时也应当是一种包含了多维问题的复合型理论；就实现路径来讲，我们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合宜选择，就是从抽象到具体再到抽象。这条路径既可以防止理论论证上的缺环，也可以防止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可能性断裂。
关键词：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建构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1-0057-08
建构当代中国本土的政治哲学，是近几年中国学术界形成的一个重大理论自觉和问题意识。虽然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中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哲学思想，甚至传统儒家哲学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面向伦理世界的政治哲学，但由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并非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逻辑上的自然延伸，而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化改革以来当代中国特定的理论和现实语境而予以建构的全新理论形态，所以总体来看，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是一项没有先在经验和基础，故此需要通过厘清学术和理论前提而从头开始的艰巨工作。进而论之，要厘清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学术和理论前提，就必须对一些基础而重大的、关涉全局的“前端”理论问题予以考察和辨析，而不是将这些问题掩蔽起来。基于这种审视，本文集中追问和探讨三个问题：一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应是一种实践哲学还是理论哲学？二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应是一种单一型理论还是复合型理论？三是，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应从具体到抽象还是从抽象到具体？
一、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应是一种实践哲学还是理论哲学？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实践及制作这三种活动类型的界分，以及康德关于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这两种理性形式的界分，造成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这两大哲学形态的基本分野。简单概括，理论哲学主要探求的是具有不变性特征的规律和知识，而实践哲学主要探讨的是具有可变性特征的自由意志和善观念。前者主要包括认识论、知识论、本体论和形而上学，而后者则主要包括伦理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从目前的学术开展来看，人们通常是以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为范导，在严格区隔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前提下，来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而由此一来，政治哲学就被先在地命定为一门仅仅关乎自由意志和善观念，而与认识论、知识论、本体论和形而上学无关的实践哲学。这似乎告诉我们，唯有在一条纯粹实践哲学的道路上，我们才有资格谈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问题，而一旦夹杂进理论哲学的内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就可能会走向歧途。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绝非如此简单，其复杂性实际上远远超出了人们通常的想像。
从哲学史来看，作为实践哲学的政治哲学，与理论哲学的问题并不总是相互分离和隔绝的，相反它们经常是交织和糅合在一起的。这种交织和糅合的情况，从苏格拉底就开始了。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哲学主要探索的是知识论、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等理论哲学方面的问题。苏格拉底所实现的一个重大转折，就是开启了政治哲学。但“德性就是知识”这个口号表明，苏格拉底并没有由此而改换古希腊哲人对于最高知识和形上世界的探索，而只是将这种探索从自然领域推置到了政治和道德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实质又是以理论哲学的方式得以实现的，形而上学在其中起着奠基作用。这一点，同样显而易见地体现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柏拉图是在“理想国”的界面上阐述其政治哲学思想的，而理想国作为他所讲的超感性世界，代表的就是真理而非一般性的意见。所以，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既关涉到善观念的意志，也关涉到善观念的认识和知识，体现了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政治哲学与形而上学的高度融合。而至于亚里士多德，他虽然区分了理论、实践及制作并把实践指定为伦理和政治活动，而人们也总是据此来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划界，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和政治活动并非具有任意性，相反要符合事物的本性，所以从事政治学研究（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政治学与政治哲学并未发生分化）的人，应当是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理性的、能够对事物作出正确判断的人。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观点表明，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实践哲学，虽然与追求确定知识为旨趣的理论哲学形成了基本分殊，但也保留了理论哲学所具有的“求真”意识。由此可见，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始终都是在一条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相交融的路线上开展和推进的，亚里士多德的划界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正是基于对古希腊政治哲学这一独特开展路线的把握，20世纪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才将政治哲学直截了当地界定为“有关好的生活和好的社会的知识”：“如果人们把获得有关好的生活、好的社会的知识作为他们明确的目标，政治哲学就出现了。”①
在排除理论哲学问题的前提下從事政治哲学的研究，严格说来是近代之后的事情，这与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普遍拒斥直接相关。以洛克为代表的近现代政治哲学家关切的最根本问题之一，就是所有权的合法性问题，以及根据这一问题而确立起来的分配正义问题。以施特劳斯之见，合法的所有权就其正义性而言，与古希腊政治哲学所讲的正义有着天壤之别。在正义性上，合法的所有权讲的是“得其应得”，其立论基点是人在物质利益上的占有关系。古希腊政治哲学也将正义界定为“得其应得”，但其立论基点是自然本性和真理：“正义首先要求的就是，每个人被赋予一份他能够很好地履行的职能或工作。但是，每个人能够做得最好的，是依据自然他最为适合的事情。于是，正义就只存在这样的社会中，在其中，每个人都在从事他能做好的事情，每个人都拥有他能够很好利用的东西。正义就等同于在这样的社会中的成员身份并献身于这样的社会——一个合于自然的社会。”②以自然本性和真理为基点的正义观念，彰显的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的形上关怀及其以理论哲学问题为底蕴的特质。而近现代政治哲学围绕合法的所有权而确立的正义观念，则将自然本性、真理、形而上学等理论哲学的问题和内容，统统视为遥不可及乃至无用的东西予以疏远和抛弃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