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是指自1964年起，由国家主导，以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为重点区域开展的一场以战备为中心，以基础工业、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设施为重点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运动。具体关涉区域指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三线建设是一项国家工程，是在国际冷战的背景下，由中共中央主导、开展的一项备战运动和工业迁移运动，对当代中国历史和当今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为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2019年1月5-6日在成都举行“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多所高校、研究机构与企业、事业单位的专家、学者、党政工作人员、三线建设者、媒体工作者等七十余人就三线建设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三线建设的在地化、三线建设与共和国史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一、 三线建设的理论与方法
部分与会人员关注三线建设相关理论和概念的辨析以及在资料搜集和书写过程中的方法。李德英（四川大学）在介绍会议缘起时指出，三线建设历史资料的搜集应该涵盖档案材料、口述资料、地方文献、影音制品等方面，并建立专门数据库，推动三线建设学术研究的进步。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口述历史的角度出发，指出在搜集三线建设口述资料时，应对“口述史料”和“口述历史”进行区分，并注重规范化操作。李世众（华东师范大学）介绍了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关于三线建设资料调查、整理与研究的情况，展示了湖北十堰二汽档案以及江西省档案馆等机构所藏第二机床厂资料。
张鸿春（攀枝花市文物局）呼吁“三线建设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应该提上日程，以引起社会的重视， “三线建设学”要打造成一门特色鲜明的综合性学科，尤其要把握好“尊重历史、面向全国、抓好实力、突出重点”这十六个字的原则，注重历史学、经济学、行政学等多领域综合研究。何民权（重庆市明泉三线文史收藏馆）着重阐述了对于三线建设时间节点的理解，认为三线时期运行的企业在国家不注入资金之后，便不能称作“三线建设企业”，只能称“三线企业”。
张勇（四川外国语大学）主要关注三线建设历史书写与研究中的公共参与问题，指出学者、政府、媒体等不同主体对三线建设的记录与研究侧重点不同，各主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值得更深入地观察与研究。刘洪浩（《大三线》纪录片导演）从自身工作经历出发，认为从事三线建设研究的人员必须具有三个素质，即“有情怀、懂尊重、知敬畏”，并展示了传播视角下的三线建设。朱云生（攀枝花学院）介绍了攀枝花学院把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结合起来的尝试，通过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和暑期社会实践的开展，使青年学生了解三线建设的历史及三线精神的内涵。徐利权（华中科技大学）运用GIS技术，对湖北省三线企业选址及空间布局展开研究，指出其选址具有“大集中，小分散”的特征，三线企业的规划思想是围绕“集体生活单元”组织生活和生产，同时显著地受到了环境空间形态的制约，并从国土规划的角度，提出可以对三线建设建成环境进行实证演化分析。
二、 三线建设的在地化
三线建设涉及的地域和部门甚广，因其所处年代较近，大批的三线企业和三线亲历者仍然存在，故部分与会人员从微观的视角展开，对三线建设进行在地化研究。胡开全（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馆）从国务院三线调整办公室的变迁、成都四大支柱产业的形成等方面，报告了成都在三线建设中的突出贡献，包括在本地建设中的成就以及对贵州等地的输出和支援，指出成都应当作为三线建设的中心城市加以研究。周明长（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着眼于四川省城市现代化与三线建设的关系，认为三线建设在客观上推动了四川省城市的兴起，奠定了四川省城市体系成长的基石，对当代四川省城市体系的形成、完善和更新产生了重要作用。
黄巍（辽宁省社会科学院）通过对史实的梳理，论述了辽宁省在支援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其支援力度之大，涉及行业之广，搬迁设备、援建人员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名列前茅。张志军（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介绍了江西小三线创设过程中的复杂关系，展示了三线建设中围绕企业布局、人员安置以及资金来源等方面的种种曲折，并分析了地方对于小三线创设和布局的考量。崔龙浩（华东师范大学）梳理了第二汽车制造厂选址过程和围绕厂址产生的一系列政治风波，认为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主导的企业建设选址过程受到战备观念、领导人个人意志、政治形势变动等种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围绕其产生的争论与矛盾也深刻影响了基层的微观政治与人际生态。蔡珏（国防科技大学）以061基地为考察对象，阐述了技术转移的基本概念，指出在研究三线建设技术转移的一般形式时，应对迁出地企业转移的人员、设备、图纸资料给予关注，并对迁入地企业的引进消化乃至创新的过程展开考察。王华（四川大学）阐述了三线建设征地移民与农民的关系变化及地方政府为改善工农关系所做的努力，指出在三线建设过程中，当地族群在对待征地问题上出现的态度分化，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三线建设的曲折性。蒙庆（原兵器三九八厂）从个人生命历程的角度回顾了三线建设这段历史，指出川渝地区的发展与三线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对三线建设的调迁提出了加强宣传、摸底规划、政策支持三方面的建议。
吕建昌（上海大学）以攀枝花、六盘水等地为例，提到三线建设企业搬迁后，所留之物大多长期荒废，对于这些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将极大地促进“三线建设”的文化研究。莫兴伟（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指出该馆作为全国面积最大、展陈最全的三线主题博物馆，在爱国主义和党史教育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蒲长文（广安市委）以华蓥山为例，介绍了三线军工历史在现代旅游资源开发方面的潜力和计划。王超（德阳东方电机有限公司）回顾了德阳工业区的创建过程，并介绍了2018年举办的“德阳工业、国之重器”建设成果展示活动。段德强（广安市文物管理所）主要关注三线企业的民品开发，从三线建设民用工业的背景、开发过程、作用、影响及存在的问题出发，讲述了三线时期军民结合、以民养军的具体情形。刘常琼（成都晓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成都市龙泉驿区宁江社区为例，分享了打造社区三线文化的具体做法和呈现方式。傅琳（原广安市委政策研究室）认为广安市五机部明光厂的“厂社结合”、华光厂的“干打垒”彰显了三线精神，在三线遗产保护方面，广安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走在了全国前列，因此应该考虑将广安作为中国三线精神的发源地。
三、 三线建设与共和国史研究
三线建设是共和国史中的重大事件，在研究过程中应当将三线建设放入共和国史大框架中加以讨论。郑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探索历程中的一次重要尝试，其中虽然存在曲折，但应将其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在探索的过程中也不能忽略中国形成了一定的体制优势的事实。徐有威（上海大学）从自身的“小三线”课题研究情况出发，认为三线建设研究具有开拓中国当代史新领域的意义，针对资料搜集方面的困难，徐有威提出应多关注破产调迁企业的档案材料，以及三线建设者的口述历史、笔记、日记等资料。王瑞芳（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当代中国水利史的研究经验出发，认为其与三线建设研究在资料搜集等方面存在共通之处，可加以借鉴。陈东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三线建设是国家在特殊时代的重要决策，涉及决策内幕的档案显示，其提出与实施受到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局势、经济现状等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王春才（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讲述了彭德怀元帅在西南主持三线建设工作的相关事迹，弥补了不少彭德怀元帅最后岁月仍心系国防建设、关心民众疾苦的历史细节。宁志一（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指出在既往三线建设的研究中，更多关注宏观布局和“三线精神”，对共和国时期各大军工产业的科研创新成就和科研人员重视不够，应当关注到核动力、航天航空、军工电子等领域涌现出的于敏、孙家栋等优秀科研人员和他们的科技创新成就。
本次會议论题集中，研讨热烈，与会人员集思广益，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与交流;参会代表的发言资料翔实、论证充分。关于三线建设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与会人员普遍认为应关注到不同主体，搜集多种材料。其次，在不同层面的三线建设专题研究中，地方经验与调适、个体的生命历程，以及三线遗产的保护利用等引发了较多关注。本次研讨会的报告和讨论，集中体现了参会代表的思考和探索，为推动三线建设历史研究迈上新台阶做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许丽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