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仲勋传》内容可以概括为早期革命活动部分、陕甘边根据地部分、关中分区和绥德分区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部分、主政西北部分、国务院部分、蒙冤部分、广东部分、中央书记处和全国人大部分、晚年生活和家庭生活与家风部分，10个部分各有亮点，真实全面地记录了习仲勋76年的革命历程以及他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建立的历史功勋，高度评价了习仲勋的高贵品质和革命情操，为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了解、研究、学习习仲勋提供了一部高质量的重要读物，是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精品力作。
【关键词】《习仲勋传》；革命历程；重要贡献；十大亮点；书评
编写《习仲勋传》是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立项，由中共陕西省委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中央有关部委以及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东等省（区）的大力协助下，《习仲勋传》上卷和下卷分别于2008年4月、2013年8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为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将《习仲勋传》上下卷合起来，作为一套书印行，共36章147节、94万字、150帧照片。全书内容可以概括为早期革命活动部分、陕甘边根据地部分、关中分区和绥德分区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部分、主政西北部分、国务院部分、蒙冤部分、广东部分、中央书记处和全国人大部分、晚年生活和家庭生活与家风部分，10个部分各有亮点，真实记录了习仲勋76年的革命历程以及他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建立的历史功勋，高度评价了习仲勋的高贵品质和革命情操。
首先，该书记录了习仲勋早期接受革命思想、追求救国真理、开展兵运工作的革命历程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在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他在少年时代就接受革命思想，树立起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勇敢地投入到陕西渭北地区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1926年，13岁的习仲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两年后在国民党监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把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作为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习仲勋因年纪小投身革命，被当地群众称为“都村三杰”之一。1930年2月，年仅16岁的习仲勋受党组织委派，不顾失去父母双亲的巨大悲痛，冒着深入敌营的巨大危险，到陕西长武县国民党部队做兵运工作，后担任营地下党委书记，肩负起了领导兵运工作的主要责任。1932年4月2日，乘部队在陕甘两地a换防之机，营党委果断决策在甘肃两当县发动武装兵变，并将兵变后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任队委书记。部队千里转战，计划与刘志丹部会合。但在东进途中，遭敌重重围堵，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散。两当兵变为陕甘地区革命武装的创建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在西北地区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此后的几十年当中，习仲勋不止一次地谈到两当兵变，他说：“两当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
其次，该书记录了习仲勋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的重要贡献
1933年3月，习仲勋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离开渭北革命根据地到达陕西耀县照金，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作为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在环境恶劣、物质匮乏的条件下，倾注超凡的智慧和极大的精力，领导根据地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为照金苏区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失去省委领导和刘志丹尚未脱险返回照金苏区的危机关头，习仲勋于1933年8月14日主持召开陈家坡会议，决定恢复与扩大红二十六军，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坚持和发展陕甘边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使根据地形势转危为安。1933年冬，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以甘肃南梁为中心的发展阶段。21岁的习仲勋先后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以极大的精力领导根据地政权建设，制定并实施著名的“十大政策”，为巩固红色政权进行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他参与领导红军游击战争，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和不断排除内部“左”、“右”倾思想干扰中壮大红军武装，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1935年春，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合并成立了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坚实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第三，该书记录了习仲勋在抗日战争时期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北大门的重要贡献
习仲勋曾经说过，他一生两次受党中央之命镇守南大门：第一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两下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第二次是时过40多年后，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担负起守卫共和国南大门、建设南疆的重任。全面抗战爆发前，习仲勋两次南下关中特区。他第一次下关中从1936年2月至5月，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3个月时间，很快就奉命参加红军西征。随军到陇东，先后任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又是3个月时间。第二次下关中是在1936年10月初，任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等职务，在关中分区生活、战斗达6年之久，直到1942年7月调任西北党校校长。1943年2月，为加强陕甘宁边区北线工作，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将守卫边区南大门工作富有成效的习仲勋，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委，担负起守卫陕甘宁边区北大门，领导人口占陕甘宁边区1/3的绥德分区的历史重任。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和绥德分区军民，全面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屡次挫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磨擦、蚕食等破坏活动，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积极开展分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为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支援抗战前线、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深入农村调研，领导大生产运动，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和“三三制”政权的巩固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一批干部和群众。习仲勋的辛勤工作得到党组织的充分肯定和人民群众的高度信赖。1942年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期间，党组织在习仲勋的鉴定中称他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并用这样一段文字生动记录了习仲勋同人民群众的血肉情谊：“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1943年1月，毛泽东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这是对习仲勋坚强的党性原则和崇高的精神境界的准确概括。1945年6月，习仲勋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8月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其间，他和张宗逊指挥爷台山自卫反击战，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夺取关中分区进而挑起内战的图谋，取得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
第四，该书记录了习仲勋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大西北做出的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军副政委、西北军区政委等职务。他带领陕甘宁边区军民全面加强边区建设，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加紧备战，随时准备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他奉党中央和毛泽东之命，组织陕甘宁边区力量，全力接应八路军三五九旅中原突围返回延安。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策动组织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横山起义，解放了无定河以南广大地区，为边区军民以后作战取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1947年春，国民党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习仲勋临危受命，驰骋疆场，协同彭德怀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与数倍于我之敌浴血奋战，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在4个多月时间里，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等战役的胜利，歼敌2.6万余人，初步改变了西北战场形势， 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胜利信心。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称西北人民解放军为“彭习军”。 1947年7月小河会议后，习仲勋告别陕甘宁边区保卫战前线回后方主持西北局工作，既要负责后方党、政、军、民各方面繁重的工作，还要参与西北野战军的重要决策。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更好地支援前线作战，习仲勋和贺龙、林伯渠领导陕甘宁边区各级党政机关实行了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的转变，或指挥地方部队、民兵开展游击战争，袭扰敌人，配合野战军作战；或整顿财政，发展生产，解决军需民食；或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破坏敌人军用设施；或抬担架，搞运输，担负各种战场勤务。为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习仲勋把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陕甘宁边区实际相结合，适时提出和制定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及时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差，使陕甘宁边区土改运动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习仲勋以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非凡的工作业绩，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后来回忆说：“在整个西北解放战争期间，有时我追随彭老总在前方打仗；有时和贺龙元帅一道组织晋绥、陕甘宁边区的人力、物力支援部队作战，一直到大西北全部解放、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
第五，该书记录了习仲勋从“年轻有为”到“炉火纯青”的奋斗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年，习仲勋主政西北地区，领导西北各族人民医治战争创伤，建立和巩固西北地区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进行各项民主改革，努力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加强西北地区党的建设，全力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改进干部作风，在西北地区党内形成了做好群众工作的良好氛围。1950 年1 月20 日，《群众日报》发表《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习仲勋》一文，报道了习仲勋在西北20多年同人民在一起的奋斗经历，《人民日报》随后全文转载。习仲勋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和爱国民主人士肝胆相照、以诚相见，同宗教领袖、上层人士广交朋友，得到党内外人士的高度赞誉，为促进民族团结、维护西北稳定、和平解放西藏发挥了重要作用。民主人士邓宝珊同毛泽东谈到习仲勋时说：“这个同志气度大，能团结人，可以挑重担。”面对西北地区经济极端落后的实际，习仲勋致力于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平抑物价，实现了西北地区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在恢复和发展西北国民经济的过程中，他注重抓好农业生产、畜牧业发展、植树造林、铁路建设等基础性工作，改善了西北人民生产生活条件，为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习仲勋的艰辛努力，使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在短短3年内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从战争年代“年轻有为”的领导者，成长为“炉火纯青”的主持西北大区全面工作的高级领导人，实现了“当好西北人民的忠诚勤务员”和“人民的长工”的庄严承诺。
第六，该书突出了习仲勋“国务院大管家”的作用以及在纠“左”中敢于反映实情的胆略和气魄
1952年底，习仲勋奉调中央工作。此后10年间，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他主要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日常事务，并且独立完成周恩来交办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参与了国家大政方针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国家机关活动的规章制度，为加强国家机关建设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被誉为“国务院的大管家”。他十分重视人民来信来访，认为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倾听群众呼声、密切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渠道。他要求秘书起草材料，将西北地区群众来信来访中反映农村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上报中央，把人民群众反映的真实事例和真实语言写进去，“把真实情况报告毛泽东”。在讨论国庆10周年首都十大建筑项目时，习仲勋建议不要盖国务院办公大楼。周恩来当即宣布：“在我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期间，绝对不盖政府办公大楼！”“大跃进”期间，习仲勋受周恩来委派，三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除在甘、宁、青、内蒙古调研外，还两次赴河南和陕西调研，向党中央多次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为中央纠“左”和制定克服困难的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1961年，他在河南省长葛县进行典型调研，根据掌握的情况多次向党中央作了详细的书面报告，力主停办公共食堂、把粮食分到农户。他郑重建议长葛县“要把所有犯的‘五风’错误编印成册，每年都拿出来在干部会上打个招呼，引起同志们的注意！”
第七，该书表现了习仲勋虽身处逆境，但始终坚持革命信念不动摇，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品德
1962年，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问题”遭康生诬陷，蒙冤长达16年之久。但他始终坚持革命信念，永葆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品德。“文革”期间，习仲勋身陷囹圄。在孤独的岁月中，他依然笃信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以顽强的意志认真学习理论，坚持锻炼身体，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能够公正解决。没人说话，他就对自己说话。他开始背诵《矛盾论》、《实践论》和“老三篇”，不但磨砺思想，也磨砺语言。为了保持一个好身体，他坚持了长年锻炼，化枯燥的身体锻炼为一天中最愉快的事情。每天，他先是做一日两次的斗室转圈，先迈步正着转圈，从1数到1万，然后退步倒着转圈，从1万倒数到1；接着，他用肩膀撞墙，用后背撞墙，用拳用掌击打全身；最后，仰面躺在床上，做仰卧起坐。1975年，被关押近8年的习仲勋又被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接受监管，他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和直率开朗的性格。他相信沉冤终有昭雪日，只有保持健康的身体，将来才有可能更好地担负起工作重任。1978年初，沉冤得雪的习仲勋回到战友们身边时，大家都十分吃惊。叶剑英惊讶地说：“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这么好！”毫无疑问，习仲勋在逆境中长年砥砺的敏捷思维和健康体魄，为他后来主政广东大胆进行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第八，该书彰显了习仲勋创办经济特区，为中国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的巨大贡献
1978年春，习仲勋甫一复出，即临危受命、主政广东，在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时刻，在极为重要的祖国南大门，进行了开创性的伟大工作。他团结带领省委一班人，开展整风运动和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开创广东工作的新局面。年逾六旬的习仲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仅跑遍了广东的23个市、县，还经常与秘书悄悄上街买菜，碰见谁不管认识与否，就家长里短地与人聊天，多方面了解了广东当时真实情况。看到许多想“逃港”被拦截下来的群众，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明确指出制止群众外流要采取“治标治本并举、以治本为主”的方针，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强调今后一律不准抓人，已经关押的群众立即全部放了。他深深感到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严重束缚着生产力发展，认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广东要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就必须发挥毗邻港澳这个优势。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了“要权”进而“先走一步”的要求。中央同意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实行与内地不同的政策，为改革“杀出一条血路”。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南粤大地带来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也使无数人享受了伴随巨变而至的稳定工作和舒适生活。习仲勋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领导广东在全国最先迈开了改革开放的重要一步，对此后中国的经济腾飞起到了“先行一步”的引领作用，这是他为党、国家和民族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第九，该书记载了习仲勋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的重要贡献
1980年11月，习仲勋回京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之后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协助胡启立负责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勤政殿办公，习仲勋在这里度过了7年时光，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十二大后，习仲勋与胡启立共同协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工作，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机构精简，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当时为了方便领导，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胡耀邦任组长，习仲勋任副组长，许多日常工作都是由习仲勋来处理的。1983年4月14日，中央书记处决定：以后凡各省市自治区人大、政协副职配备的报告，不必再提交书记处讨论，由中央组织部报习仲勋、胡启立同志批准即可。习仲勋深感责任重大，对干部的选拔任用更加慎重，严格把关，使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了领导岗位。习仲勋为开创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以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宽宏大度的政治修养，平易近人善交朋友的工作作风，成为统一战线工作卓越的领导者和楷模。习仲勋曾长期在西北民族聚集地区工作，在处理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时，驾轻就熟，得心应手。1987年7月率中央代表团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习仲勋的言行始终围绕民族团结的主题，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者对民族问题深邃的认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内蒙古各族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领导人，在中央书记处和全国人大工作期间多次深入基层，到群众中了解情况解决问题。1985年11月，习仲勋在江西考察，从南昌到井冈山的路上，前面开道警车不时鸣响警笛示意让道。习仲勋顿时严肃起来：“不要再鸣笛了，要考虑群众的安全嘛！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们不是老爷啊！”
最后，该书还原了习仲勋严格教育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生动场景，重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和高贵品质
习仲勋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家的风范将共产党人廉洁自律和中国人传统的家教融为一体，严格要求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点点滴滴如春风化雨，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在家庭生活中，他既是一位充满爱心体贴入微的好丈夫，又是一位和蔼慈祥而又家训严厉的好父亲。习仲勋和齐心自1944年结婚，携手相伴了58个春秋。受习仲勋影响，齐心多年来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20世纪50年代，国务院机关周末晚上经常举办一些活动。在一次晚会上，有人看到齐心衣着简朴便议论说：“习副总理的夫人，怎么穿着那么土啊！”齐心回家说了这件事，习仲勋诙谐地笑着说：“土比洋好！”习仲勋在广东工作将近3年，后在珠海、深圳休养十多年，齐心竟然连近在咫尺的香港、澳门都没有去过，最远也只去过深圳的沙头角。习仲勋疼爱孩子，但从不娇惯他们，经常教育孩子不要搞特殊化，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鼓励子女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正是由于习仲勋的严格教育以及家庭的耳濡目染，他的子女们都自立、自强，无论是在逆境中还是在顺境中，都经受住了考验，成为党和国家的有用之才。2001年10月15日，家人为习仲勋在深圳举办88岁寿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公务繁忙实在难以脱身，抱愧向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他深情地写道：“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四十八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他写到，从父亲这里继承和吸取的高尚品质很多：一是学父亲做人，“您是为人坦诚、忠厚”，“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和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一以贯之”；二是学父亲做事，“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从不居功，从不张扬，对自己的辉煌业绩视如烟云。这才是成大事者的风范，永远值得我辈学习和效仿”；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著追求，“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您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您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您用自己博大的爱，影响着周围的人们，您像一头老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这封信，既是习近平本人并代表儿女们对父亲真实感情的流露，也是一个革命后代继承先辈精神的誓言。
总之，《习仲勋传》内容丰富，史实准确，立意高远，文风朴实，真实完整地记述了习仲勋76年的革命历程以及他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为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了解、研究、学习习仲勋提供了一部高质量的重要读物。在《习仲勋传》启动之初，中共陕西省委提出要把该书编写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精品力作”，从该书质量和读者评价来看，编委会、编写组没有辜负期望，达到了“精品力作”这个目标。
（本文作者分别系西安邮电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教授；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