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统计体系不断改革和完善，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和系统性也在不断提高，但是，新兴加转轨的经济社会特质，也使得我国GDP统计数据质量成为国内外持续关注的焦点。
前些年，相当多的观点认为我国的GDP增长率高估了；近些年来则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官方统计数据存在低估GDP增速的现象。当然，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我国GDP统计数据总体上是可信的。
虽然对我国GDP统计数据的各种评论中存在一些不实的言论，但也有不少是基于科学和客观的研究。
综观近十年来对我国GDP核算的讨论，从中外学者评判我国GDP统计数据质量的方法看，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一致性分析方法，即选取一些重要经济指标，如能源消费、客运货运量等来看它们和GDP之间的变动是否一致，从而判断GDP增长率是否真实；二是运用一些方法直接对产出进行测算，如运用实物产出指数、全要素生产率等方法直接对产出及增速进行测算；三是分析计算不变价GDP时价格调整方法是否合理；四是分析GDP统计覆盖范围是否全面；五是从统计制度或政治制度方面找原因。
辨析这些不同方法与观点，有助于我们不断完善当前的GDP统计方法，为把控宏观经济走向提供更精准的判断依据。
方法一：用一致性分析方法判断GDP高估或低估
这是经常被用来判断GDP统计数据是否可信的方法。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的分析。罗斯基认为，中国能源使用、城市就业、消费价格指数和经济增长指数不一致；生产数据之间以及生产数据与投资数据之间不一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与人均消费支出、住户收入增长之间不一致，因此，中国的GDP不可信。
他指出，中国GDP增长的上限值应该是航空客运量的增长率，因为乘坐飞机的人是中国人口中最富有的，他们的收入比一般人增长得快。1997年－1998年国内航线的旅客周转量增长2.2％，因此，中国1997年－1998年GDP增长的上限是2.2％。
对于罗斯基的方法有不少人提出了质疑。任若恩（2002）认为，罗斯基的观点建立在假设经济增长率与能源增长率大致相等及官方能源数据是准确的基础上，但日本、韩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情况证明，经济增长率与能源增长率应该大致相等的假定并不成立。
任若恩对罗斯基提出的经济增长上限观点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第一，航空客运在交通中的份额低，交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也不高；第二，通过1983年-2000年客运周转量增长率和GDP的比较，证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张新、蒋殿春（2002）也对罗斯基的方法提出了疑问，并证明能源的生产与消费均与GDP没有直接关系，就业增长和GDP增长也是一种无序的关系。
另外，也有分析认为，中国在能源和航空客运量统计等方面存在缺漏（Holz，2007）。这说明用能源或运输的数据来评价GDP统计数据的方法并不十分可靠。
尽管如此，在罗斯基之后还有不少学者或机构用类似的方法分析我国GDP数据的可靠性。如2009年一些国外学者认为，2008年四季度GDP增长6.8％的统计数据与发电量和工业产出连续下降的情况不相符；中国2009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1％的数据与当季石油需求下降3.5％的情况不符合,与异常疲软的电力需求不吻合，因此GDP增长存在高估，这与有些学者质疑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GDP高估的逻辑类似。
刘伟、蔡志洲（2009）对我国工业电力消耗与工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工业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根据发电量和工业增长下滑来否定我国经济增长是站不住脚的。张永军（2009）认为，工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高电耗产品产量下降是造成电力消耗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时，替代能源的采用也是工业用电量减少的原因之一。
方法二：直接对产出进行测算
孟连、王小鲁（2000）用168种工业产品产量的实物量数据估计工业增长率，结果显示1991年-1997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高估了4个百分点以上；他们还运用生产函数法计算了全要素生产率，得出1992年-1997年全要素生产率从2.5％跃升到7.3％，认为这是不可信的，通过排除法可知，这一段时期的GDP被高估了约2.5个百分点。
但任若恩（2002）认为，孟连和王小鲁通过实物量数据计算工业增加值的研究缺乏必要的透明性，研究过于粗糙，还没有考虑到增加值率的变化问题。他分析，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超常增长来判断经济增长率是否真实的方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计算既取决于所使用的方法，也取决于所使用的数据，两个因素的结合可能产生非常不同的估计结果，不同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可能是由其他因素的变化引起，不能由此认定是产出的数据出现问题；试图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异常来分析产出增长率的误差，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其逻辑也是颠倒的。
伍晓鹰（Wu,2002）利用实物产出指数（physical output index）方法说明，中国官方关于工业增加值的统计夸大了实际GDP的增长率。伍晓鹰利用117种产品的数据，详细分析了制造业、冶金业以及公用事业产值年度增长情况，认为1952年-1978年和1978年-2003年，中国工业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0.1％和9.75％；而政府公布的同期数据分别为11.5％和11.5％。
计量比较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2006)将自己对中国农业和服务业数据的研究和伍晓鹰(2002)对中国工业产值的估计结合起来,通过将GDP名义价值转换为以1990年为基期的国际元（International dollar，又称吉尔里-哈米斯元（Geary-Khamis dollar），在特定时间与美元有相同购买力的假设通货单位。常用1990年或2000年作基准，与其他年份作比较。国际元由罗伊·C·吉尔里于1958年提出，萨利姆·汉纳·哈米斯于1970年－1972年发展而成，基于通货购买力平价（PPP）和商品国际平均价格建立。国际元和国际汇率皆可用作比较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过在比较各地生活水平时，国际元比国际汇率更准确），得出中国1990年至2003年间GDP平均增长率为7.9％,低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2年至2004年年均增长9.9％的增长率。
但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卡斯腾·霍尔茨(Carsten Holz, 2004,2006)对伍晓鹰和麦迪森的方法持强烈反对态度。他认为，计算一个规模庞大而且发展迅速的经济体的GDP本身存在困难，要识别统计局数据中的系统性偏差或者另外得出令人信服的估算结果也不容易。
他对伍晓鹰的方法的具体批评包括：假定投入产出技术不变和固定的增加值率的方法存在问题；低估了产出质量的改进，因而导致对真实工业增长的估计存在下偏误差。伍晓鹰之后一直在改进方法，但并没有直接计算GDP增长率。
方法三：分析价格调整方法是否合理
不少人认为，国家统计局在计算实际GDP增速时使用的价格调整方法不当也是高估GDP的重要原因。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H. Perkins，1988）、艾尔伯特·凯德尔 （Albert Keidel，1992）、胡永泰（1996）和麦迪森（1998）认为，用可比价格核算GDP平减指数未能充分反映价格的实际增长程度。这种做法低估了通货膨胀水平，进而高估了GDP增速。胡永泰（1998）和伍晓鹰（1998）也认为，中国的官方统计由于低估GDP平减指数而高估了实际GDP增速。任若恩（1997）用價格指数缩减方法得出，1986年-1994年GDP增长率高估了3.8个百分点；麦迪森（1998）用生产指数法得出，1978年-1994年GDP增长率高估了2.4个百分点，他在2001年的分析中认为1995年-1998年GDP增长率高估了2.1个百分点；伍晓鹰（2002）用生产指数法得出，1978年-1997年工业增加值高估了3.3个百分点。
近些年来，虽然国家统计局调整了核算不变价GDP的方法，但不少研究仍指出，价格指数不完善，影响了GDP不变价核算的准确性，如没有编制服务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服务贸易价格指数，金融业增加值的价格指数缩减方法还可以优化（孙天琦，2011）。
伍晓鹰（2007）认为，在新的产品和服务问世初期，其价格相对较高；随着服务业产品和服务的成熟，其价格会迅速回落。由于国家统计局无法对服务业价格的这一变化过程进行适当、合理的调整，服务业增加值被低估了。伍晓鹰提出，2004年经济普查中没有考虑价格因素，所有生产和收入等数据均是时点数据和名义变量，这就导致GDP增值率的修正没有将价格缩减指数考虑在内，具有相当大的武断性。
方法四：分析GDP统计覆盖范围是否全面
一些研究者认为，规模以下工业企业的增加值没有全部纳入GDP之内。但讨论得最多的是服务业增加值被低估的问题。麦迪森和伍晓鹰指出，传统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下，银行、保险、住房服务、不动产管理、社会服务、医疗、教育、娱乐、私人服务、研发、军事、警察、党政机关等“非物质资料服务业”被排除在“物质服务业”之外。虽然这些项目目前已经被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范围内，但官方对这部分增加值的统计尚缺乏必要的透明度。伍晓鹰（2007）还指出，1992以来，新兴的服务产品和服务业层出不穷，这些新的产品和服务未能及时纳入GDP核算范围内。
汤姆·奥尔利克（Tom Orlik，2011）认为，两次经济普查后，服务业增加值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这表明国家统计局在服务业产值统计方面做得越来越好。但是，低估服务业产值仍然是中国在国民经济核算方面面临的最严重的方法论问题。
还有人指出其他方面存在的低估问题。宋小川（2007）认为，现行GDP统计方法没有包括非市场经济、地下经济和闲暇活动；低估了中国劳务等产业创造的价值及其增长潜力；无法追踪企业在技术革新、产品设计、品牌打造和员工培训这些无形资产方面的投资；忽略了中国经济中迅速增加的知识经济成分，特别是教育投资成分。因此，中国的实际经济总量及其增长率，特别是增长潜力要远高于官方的统计数字。
亚洲开发银行（2007）认为，中国GDP核算体系事实上低估了实际GDP的数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没有统计软件支出；其次，没有对国有的道路、桥梁、大坝以及灌溉系统等固定资本消费进行统计；第三，利用初始价格（acquisition prices）而非当前市场价格（current market prices）进行价值评估；第四，没有考虑家庭住房的房产价值及其升值部分。
但蒋萍（2008）认为，中国的GDP不仅包括了非市场生产活动，而且所占比重并不低；GDP不包括无酬家务劳动不是中国的错，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规定，GDP不包括无酬家务劳动；中国的GDP不仅包括地下生产，也有可能包括了非法生产。她认为地下生产确实存在统计不全面的问题，但这是漏算的问题，不是规则问题。
蒋萍分析，支出法GDP大于生产法GDP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很可能与非法生产有关，GDP支出额包括了用非法收入购买的货物和服务，而生产法未包括非法生产的生产额。
方法五：分析统计制度或政治原因对GDP统计的影响
奥莱克桑德·莫夫夏克（OleksandrMovshuk, 2002）的观点具有代表性。
他指出，中国GDP被高估的原因有两个方面：（1）政府政绩评估体系使GDP容易被高估；（2）中国国民经济统计采取的国家和省两级核算体制也使国家统计局无法有效保证GDP核算的独立性。
霍尔茨（2003）认为，国家统计局不可能在主观上故意公布不准确的GDP统计数据，中国GDP统计数据质量欠佳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统计体系是从MPS转换而来的，要做到完全按照国际SNA标准核算GDP还需要很长时间，这在客观上导致中国的统计数据质量欠佳。
许宪春（2009）认为，我国GDP实行分级核算方式，是导致国家与地区之间GDP差异的原因之一。国家统计局已采取很多措施，但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有必要加强统计法制建设，加大统计执法检查力度，减少地区GDP数据人为因素的干扰，并对地区GDP核算方式进行改革，逐步采取地区GDP统一核算方式，即国家统计局直接计算或组织部分省区市统计局统一计算各地区GDP数据，逐步实现地区与国家GDP数据的一致性。
评论与建议
以上分析和评价中国GDP统计数据质量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影响我国GDP统计数据质量的原因，有些还对GDP总额或增加值进行了估计或测算，还有的提出了改进GDP核算的方法。
这些分析方法都是很有价值的。
一致性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经济指标间的联系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能促进我国统计体系的完善和指标间平衡关系的改善。直接测算产出和对价格调整方法进行研究，可以为我国改进GDP核算技术提供参考和借鉴。关于GDP统计范围是否全面、统计制度与政治原因对GDP统计的影响的分析则有助于我国进一步完善GDP核算制度。
盡管每一种方法都有合理性，但也都存在局限。如一致性分析方法常常被用来判断GDP数据是否真实，但这种方法必须建立在作为参照的数据是真实可靠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怀疑GDP统计的真实性，那么又如何保证作为参照的数据的可靠性呢？
另外，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往往是一种长期关系，在短期内不可能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并且，在结构发生变化或经济面临外部冲击时，经济中某些指标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就不能用一致性分析方法判断GDP数据是否真实。
还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研究方法揭示了GDP统计和核算中不同方面存在的问题，如果仅从一个方面去分析GDP高估了还是低估了，往往也得不到科学的结论，因此，要评价GDP统计数据质量，还应综合分析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为促进我国GDP核算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有关方法的研究。一是要进一步加强主要经济指标与GDP之间的一致性研究，构建更好的一致性指数和先行指标体系来分析判断经济增长趋势；二是加强GDP核算中价格的统计核算研究，以促进我国价格统计体系的完善，进一步提高GDP和价格统计数据质量，为宏观调控奠定良好基础；三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如何完善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业）统计的制度和方法；四是进一步研究如何从制度上保证减少行政干扰，逐步提高地区与国家GDP数据的一致性。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