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1日，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協会创研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办，《当代文坛》编辑部和凉山州文联承办，凉山州作家协会、凉山州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共会理县委宣传部、会理县文联协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2019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暨“文学扶贫看凉山”活动在西昌举行。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高中伟，凉山州委常委、宣传部长、州总工会主席曾令举，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武宝瑞以及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张颖出席并致辞。开幕式上宣读了中国作协创研部贺信。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暨南大学、苏州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厦门城市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华文摘》《文艺报》《文学报》《小说评论》《人民文学》等高校科研单位、媒体的专家学者和舒婷、东西、艾伟等知名作家以及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作家、学者70余人参加会议。开幕式由《当代文坛》主编杨青主持。
与会者围绕“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评论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当代民族文学的历史与现状”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回顾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探讨交流了文艺理论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贡献了智慧。专家们指出，文学创作和理论评论在助力民族文化发展，形成国家文化记忆和共同价值，构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的过程中，肩负着重要而关键的使命。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品和理论成果忠实地记录了国家和民族成长发展的历史足迹，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都把当代文学作品和理论研究成果视为承载民族文化、情感、思想和价值观的载体，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中坚力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关头，文学事业毫无疑问要承担更加光荣的历史重任，深入研究新时代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规律，推动创新，勇于实践，又是文学理论界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与会者具体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 七十年文艺理论探讨
王一川（北京大学）提出面对文艺实践挑战的文艺理论这一问题，他从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一是新的文艺实践挑战旧文艺理论格局。近几年来，文艺理论正遭遇一种“不知道该研究什么”的困惑，层出不穷的新作品、新形式有不少超出我们既有的文艺视野和文艺观念，纷繁复杂的新生产关系和传播生态也让一些文艺阐释方法产生“不适”，关于文艺未来发展的形态、方向更是有待深刻认识和理论引导。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文艺创作实践正不断向现有文艺理论发起挑战。二是以问题为抓手，从文艺现场“破题”。从文艺创作实践到文艺理论，需要以问题为中介。正是在回答文艺创作实践提出的一个又一个挑战性问题过程中，文艺理论得到发展和完善。文艺理论在关注实践的过程中要有自觉的问题意识，接住文艺创作现实抛出的新问题，从文艺现场破题，从问题症结处迎难而上，锐意创新。三是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要充分考虑和尊重新的文艺实践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过程中所体现的审美合理性。文艺理论应把回顾过去文艺史历程与放眼未来长远发展结合起来，致力于为文艺创作提供更高的精神目标，树立更加全面有序的价值规范。在回应实践挑战中实现理论创新，发扬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构建新型而成熟的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体系和文艺研究方法体系。理论创新不会一蹴而就，文艺理论要始终以理论创新的勇气，认真分析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通过新的文艺理论思维去加以创造性回应，唯此才能赢得自身话语权以及新的发展机遇。
陈仲义（厦门城市学院）围绕强制阐释的问题展开。他指出，2004年底反对强制阐释的观点提出后，几乎没有质疑的声音，反对者对强制阐释提出了四宗罪：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路径。在他看来，场外征用并非一无是处，用非文学的语言阐释文学也不是一定行不通。比如西方诗学，不少来自场外征用。强制阐释有一定的必然性、合理性、可取性，拥有一定实现机率。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可以印证这一观点，1985年“方法热”，用系统论分析阿Q;1970年代兴起的混沌理论，解释诗歌生存的无序;赵毅衡符号学理论等都是很好的例子。强制阐释有硬伤，但不是所有的场外征用都不适合中国文学现场。所有阐释都不是唯一正确的阐释，关键是应用得是否得当，是否得到读者的认可。
王晖（南京师范大学）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评论的理论与实践所包蕴的内涵非常丰富，非虚构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应该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非虚构写作在中国当代70年的历程中从未缺席，1980年代和2010年代是两次高峰，而从创作、研究和评论三界的共同参与来看，近几年来非虚构话题成为文艺评论的一个显学。包括《当代文坛》在内的学术期刊的“非虚构研究专栏”对其日渐深入的探讨，必将推动这一文艺现象和潮流的创作。
陈汉萍（《新华文摘》）谈及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问题。她指出，就70年中国文艺理论学科体系而言，中国文艺理论已经形成了开放多元的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所谓开放，是指中国文艺理论与西方同步进行，参与了世界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这70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30年基本借鉴苏联模式，后40年打破固守一元体系，博采众长，并形成了富有自己特色的理论体系。她谈及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文论体系的话语建设。关于这一问题，需要对西方文论话语体系影响进行反思，坚持中国立场的更新;此外，网络文艺话语建设有了新的成效，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转换也较为成功，古代文论的重新阐释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都使得我们有了理论自信，中国文论未来大有可期。
二 七十年当代文学变迁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提出，面对70年的文艺历史，面对文学多元化发展的现状，如何处理时间逻辑的重建，成为一个新问题;对于以前文学阶段的划分，值得甄别和追问;当代文学究竟是什么样的构造，如何描述和呈现，需要反思。中国古人处理彼时代的“当代文学”时，采用的是审美而非发展的眼光。而今，更为全面理性的是融合审美眼光和发展眼光，随着近些年来意识形态重大的变化，政治表述的转换，不能用“前”否定“后”，也不能用“后”否定“前”。前30年和后40年的文学逻辑关系，值得当下的研究者关注;如何评价之前和审视其后，成为一个重要的、耐人寻味和逼人思考的问题。无论是十七年文学阐释的“进步论”，还是现代主义引领的“进步论”，都需要审视思考和考虑如何将其视为一个共同体。
陈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衰年变法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70年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当代文学在不断地遭遇和应对不同的问题，也在不断对自身提出“变法”的要求。中国当代文学有很多作品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土地问题，乡村书写的难度在于历史在不同阶段提出了对不同经验的否定，不断升级产生新的问题和新的景观，因此也就要求文学创作美学的“变法”。农民真正的出路，在今天看来需要有新的生产关系和更高的生产力，而非打破合作化，这就相当于否定了一些作品的叙事逻辑。可见，农业、土地、农民、乡村书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
张学昕（辽宁师范大学）指出，改革开放40年和新中国成立70年，从史论的视角和建构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两个重要节点。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再到新时代——特别近10年来，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变化直接导致文学创作和批评呈现出一个复杂的状态，因此，对于创作和理论的关系梳理和描述也是非常有难度的。我们处在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现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超过以往，所发生的一切几乎覆盖甚至超越了作家的想象力和叙述能力，这对作家的创作思维和技术能力都提出了挑战。对大历史、大时代的书写，需要作家不断提高段位，要沉得住气，抵抗现实对想象力和虚构力的束缚。文学批评也要突破以往的惯性思维，文艺理论需要不断补给和建构，这样才能与现实和创作保持呼应。面对作家和写作文本时，理论不能脱节无力，因此可以考虑吸取古代文论的精华，守成并前行，以呈现创作和批评的双向对流，呈现如勃兰兑斯以及巴赫金时代的理论辉煌。
季进（苏州大学）主要阐述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地位和影响，二是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在195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走出去”的概念和意识，是自娱自乐的状态。到了1980年代，文学创作开始从意识阐释走向文学审美，这一转型带来了积极的发展前景;在莫言获得诺奖以后，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者和受众的文化自信均空前高涨，这一时间，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地位和影响也达到了更高的位置。但也存在几个问题或者现象：一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作品容易被海外译介;二是除了一线作家，其他大多是学术出版和资助出版;三是当代文学译介应保持更为谨慎的态度。总体而言，中国当代作家没有必要急于求成，真正需要做的是写作技术层面的提高，国家资助也应采取更好、更理性、更完整的方式。
贺仲明（暨南大学）提出，新中国文学70年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以及相关联的文学与读者的关系问题。近年来，文学被边缘化，读者日益减少，很多人在分析其原因时，对文学自身进行了反思，认为不少作家距离生活太远，缺乏对生活的热情，甚至有编造和伪饰生活的情况。这是文学逐渐失去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有鉴于此，一些学者进行了思考，一些文学管理机构也有行政举措，以各种方式支持和鼓励作家下基层、深入生活，希望能够促进作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像1950、1960年代一样，产生像柳青、赵树理、周立波这样具有深厚生活功底和强烈时代精神的作家。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当前时代与柳青时代已经相去甚远，作家思想观念更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更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特别是在作家思想层面有很好的引导，才能让作家们拥有丰富扎实的生活基础，更多方面地关注现实。这样的文学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也能让文学产生更大的生活影响力。
李国平（《小说评论》）指出，当代文学史书写中，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时代映照最为丰富，“知识论”也最多。其中，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总体的发展趋势和模式是文学及文学史发展停摆了之后，促进反思和接续研究书写。文学史料学的建设是一个发展重镇;文学期刊发展史也开始引起学界和评论界注意，因为文学期刊是收纳文学思潮的深层源头。李国平坦诚地陈述了办刊的难度和发展趋向，以及当代批评期刊的遭遇与命运，这些折射了文学批评的种种矛盾和博弈的信息。对于期刊如何把握现场感和历史感，如何作为当代文学史的资源和参照，也应成为相关的重要命题。
胡军（《文艺报》）以《文艺报》70年的历程来回顾当代文学的发展变迁。他提出，我们应该厘清历史的来路和去向，通过我们的精神劳动，平实地记录下中国文学发展的每个步伐，追求一种丰富、雅正、博大品格，以此来“解读文学中国，博览艺术新知，活跃理论争鸣，传承华夏文脉”。面对多渠道、多声音、多表达、多评判的状况，要让文学艺术更加回归其本位，承担艺术良知，提高学术品格。既倡导求真务实精神，更要增强创新意识，立足中国文学的实践，放眼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避免凌虚蹈空和生吞活剥，在内容和语言上既“说真话”又“接地气”，不断提升文艺评论的针对性、实效性、创造性和说服力、吸引力、感召力。
赵雷（《当代文坛》）从当代文学历史叙述的角度，谈及当代文学的评价和开端问题。对当代文学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再逐渐多元化的变化过程。在1950年代第一批现代文学史著述里，当代文学从篇幅上看只是现代文学30年的一个“尾巴”，但从评价上看，则是一个比现代文学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的伟大文学时代的开端。新时期以来对现代文学评价的提升和对当代文学尤其“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评价的调整甚至降低，是一个比较普遍和明顯的现象。从新时期到今天，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评价更是“各说各话”，愈加多元和复杂。第二个变化是当代文学的开端研究经历了一个由近及远的不断上溯前移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研究当代文学的历史，理解当代文学的运行，观察当代文学的演变，需要一种历史的、宽广的眼光。
赵依（《人民文学》）从同代人的角度谈及当下青春写作与发表的问题。她提出，同时代人毫无疑问有着某种同时代性，这种同时代性不仅是一种凝视时代的思考、与时代保持的相关性，还要有对现实书写的超越性，这已经反映在我们这一批写作者的评论和文学创作中。我们现在讲现实书写，往往在说要有“向上的超越性”，例如描写乡土和一些特定的题材，还必须要有一种“向下的超越可能”，比如“好人”和“好事”怎么写，怎么写透，把人和事树立起来;比如类似的主题怎么写好，经验的话语和叙事如何来处理，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未来一起努力做的事情。
三 70年文学作家谈
本次峰会还邀请了几位作家参加，从他们的视角回顾反思中国当代文学走过的辉煌历程。凉山本土作家也回顾了凉山文学的发展历程，并对未来文学发展提出了新的预想和展望。从地域文学这一个小的视角，可以窥见整个文坛的大动脉与大历史。
舒婷（福建省文联）说自己不知来了四川多少次，凉山却是第一次来，想来看一眼这块神秘的土地，看看这片神秘土地上诗人作家们的想法、声音、历程和体会。她回顾了自己的创作历程，从1969年开始写作，至今已经50年了。《致橡树》1979年发表，到如今刚好40周年。这个历程其实也是一部个人的文学史。此外，她还说今天想多听听凉山作家、东西、艾伟等人说说他们对当代文学的看法，心里充满谢意与期待。
东西（广西区作家协会）谈到：凉山很多榜样诗人、作家，地形地貌奇特，民间文化丰富，创作营养多，虽然环境对作家的塑造很重要，但作家应该更有高度。在调整创作格局的同时，也应该调整阅读形态，现在阅读小说会想到新闻、电影等，文本上的阅读，不如联合起来阅读。写作者开始写作是由于内部动力，当评论家称赞关注的时候成了外部动力。作家要回到内部动力，才能走得更久更远。
艾伟（浙江省作家协会）谈的是70年文学的几个内在逻辑。一是革命意识形态逻辑，新时期文学之前笼罩中国文坛的乌托邦叙事，对私人、个人领域非常排斥。人的丰富性被割舍、简单化。第二是1980年代的逻辑。这个阶段可概括为长足的进步，难得的机遇。1980年代的逻辑是启蒙的逻辑，文学是叙事艺术。先锋时期也是对形式的启蒙。然后走向商品时代，开启了1990年代逻辑。这代作家生长在商品化时代，没有更强大的精神支撑，这种逻辑一种延续到今天。展望新时代，文学逻辑是否会改变，如何改变，专家们会做出研究。科技对人类社会的改变超过了以前3000年，频率会越来越高，如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现有的知识、哲学、思维、价值观都会发生巨大变化。这些都对文学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巴久乌嘎（《凉山文学》）以彝族文学为主线，简要介绍了凉山文学的情况。彝族有着本民族语言文字，有着创世史诗、英雄史诗、教育经典和大量卷帙，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凉山彝族却没有自己严格意义上的作家文学，的确令人不可思议。新中国成立以后，凉山彝族开始有了作家文学，到改革开放以前，就有李乔、吴琪拉达、阿鲁斯基等作家和诗人;改革开放以后，以吉狄马加、倮伍拉且、阿库乌雾、巴莫曲布嫫、冯良等为代表的作家构成了“凉山作家群”，现在活跃的“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的诗人作家数以百计。
安纹忠（凉山州冕宁县文联）提出了文学扶贫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他提出了在凉山建立文学扶贫基地的想法，也提出了建一座以文学为核心的“凉山文艺博物馆”，把古今中外、山里山外所发生的关于凉山的大大小小点点滴滴的文艺事象，陈列一部文艺历史。他指出，凉山这块文艺沃土，这片充满灵气的神奇土地，因为生生不息于这里的文化，可以与人类的远古文明撞击出回响;可以与中华灿烂的上古文明遥相呼应。
阿克鸠射（凉山州作家协会）发言指出，作为基层写作者、作家、诗人，文学的功能是向上的，文学始终有益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一方面，文学告诉人应该往哪个方向走，为什么这样走;另一方面，文学作为一面镜子让人看得清自己，让人时时正视矫正自己。
何万敏（《凉山日报》）提出了文学批评与地方文学的发展问题。他指出，一个地方的文学发展，只出作品没有评论就没有发展动力。他提出两个建议，一是通过州文联把本地一些好的作品推荐到高校，请老师进行指导，使作品得到一个更好的提高，二是条件成熟的高校把凉山作为创作基地或者是实践基地，与外界更好地交流，得到更多好的指导。在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一起发力的情况下，推动整个凉山的文学发展。
四 凉山文学研讨
敬文东（中央民族大学）主要谈凉山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他指出，凉山州的文学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比如非非诗人，吉狄马加、阿库乌雾等。另外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也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也许以后很多语言会消失，但最后剩下的一定是汉语，赶快把彝文经典翻译成汉语，加入大合唱，这对彝族文学汉语文学善莫大焉。
王金会（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从编刊的角度谈及对凉山文学及少数民族文艺的体会。她指出，因工作原因，看过一些口头纪实文学以及研究性的文章著作，有些全是少数民族文字，一般看摘要及介绍，完全不能理解其作品的精神。但是如何从语言的角度保存、研究这些文学，这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文学体量巨大，相关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都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也开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栏目，但每期基本上只能从其他原发刊物中选出1篇，有时甚至没有，可以看出民族文学研究还没有跟上。
刘小波（《当代文坛》）提出了如何保持少数民族文学的本真性问题。他指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越来越受到重视，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大凉山文学所取得成绩也很突出，由凉山文学书写及整个文化的发展现状，可引出几个相关问题。一是少数民族的本真性与同化问题;二是少数民族书写与地方性知识的建构问题;三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理论的关系。这些都需要不断思考。
蒋林欣（《当代文坛》）谈及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她认为，从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学地理学逐渐兴起，被认为是国内本土的一种理论，主要研究地理环境与文学之间的各种关系。凉山独特的地形地貌、乡土人情、艺术精神，是我们当代文学独特的文学地理空间，也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文学现象。凉山是多河流的地方，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长江水系、邛海、泸沽湖，在凉山文学中，比如吉狄马加的长诗《大河》，倮伍拉且《大自然与我们》等都对河流地理有比较充分的展现，值得探讨。
周珉佳（《当代文坛》）主要谈凉山戏剧文学创作。她指出，在凉山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内，文化建设逐渐成为经济发展除基础设施与社会环境外的另一个支撑点。作为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其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与现代化文化建设双向调适的问题。尤其是凉山少数民族戏剧文学，也在發展中经历着彝汉文化的交流。若能以文化人类学视角解读凉山彝族民间文学背后所透视出的文化要义、思想意识和本土知识，并将其融入现代性戏剧文本创作，呈现出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有积极的一面，这便能够为凉山大文艺景观提供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自2006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14届，成为四川乃至全国知名的文学品牌活动。峰会致力于关注文学创作重要现象，研讨文艺理论前沿问题，推动文艺理论批评创新发展，团结了一大批文艺理论批评界专家学者，为四川文学发展赢得了学术支持，为四川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发挥了积极作用。2019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在全国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场大凉山的首府西昌举办“文学扶贫看凉山”活动，体现了四川省作家协会和四川文学界“文学扶贫”的决心和信心。通过此次峰会及活动，对当代文学70年尤其是四川文学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路径进行深入研讨，对整个当代文学的历史成就和未来前景进行回顾与展望，从而为文学在新时代的繁荣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单位：《当代文坛》）
责任编辑：周珉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