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名理事同意，20多名理事弃权，两名理事反对，不予通过。2010年11月中旬，四川省律师协会七届二次理事会上，该协会拟推出的《关于建立异地办理刑事案件备案制度的意见（草案）》遭遇流产。
该草案目的之一，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并“加强律协对律师异地办理刑事案件的指导”。其中规定，异地办理刑事案件时，在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合同起五日之内，承办律师要将备案表发往案件所在地、市、州律师协会备案；审理阶段拟作无罪辩护的，还应填写主要案情、辩护观点及理由。
同时草案规定，律师事务所对于律师异地办案拟作无罪辩护时，应集体讨论，并向对方市州律协、司法行政机关报告。
这一备案制度还规定了事务所与当事人解除委托代理合同的情形：在罪与非罪观点上，与事务所集体讨论发生冲突，且不服从最终决定；未经事务所同意，擅自接受媒体采访等。
律协的职能在该草案中得以强化。按规定，律协可根据需要成立刑辩指导、协调委员会，并对提交的重大、敏感、疑难或拟作无罪辩护的刑事案件进行业务把关，必要时提出参考性意见；而对“个别”业务水平与职业道德有瑕疵的律师，有权对其所在律所提出限期整改、予以更换的建议。
目前在多地，敏感案件需备案、无罪辩护需向律协汇报，已成为地方政法部门管控律师的一种方式，但类似四川省律协以成文方式对此进行明确规定，尚属头一遭。律师头上的“紧箍咒”，面临愈来愈紧的趋势。
湖南省已有先例。2010年10月27日，湖南省律师协会向律师杨金柱发出立案通知书，称其涉嫌不适当宣传及违反律师服务收费管理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此前，杨金柱因为在网上发表文章质疑重庆“打黑”、批评司法部在律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批评湖南省公安部门办案中的不当之处，已多次被湖南省律师协会通报批评。律师协会对律师主动“执法”，引来律师界一片哗然。
律师协会，顾名思义是律师的自律性组织，是民间社会团体。《律师法》第五章规定：全国设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地方律师协会，设区的市根据需要可以设立地方律师协会。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师协会。加入地方律师协会的律师、律师事务所，同时是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但现实中，律师与律协间关系微妙。2008年，北京35名律师联名致信北京市律师协会，呼吁北京律师协会在即将开始的新一届律师协会选举中进行直选。最后北京律师协会在其官网刊发的“严正声明”认为，这些联名的律师“借北京律师协会换届之机，利用部分律师参与协会行业管理的热情，打着‘律协民主管理’的旗号，其本质是妄图摆脱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全方位否定现行的律师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
律协行政化倾向实已定局。一些地方的律协会长由同级司法行政领导担任，以北京市律协为例，其理事、监事、会长都是兼职，而绝大多数专职人员为市司法行政机关人员担任。律协成了第二司法局，是行政机关的附庸。
2010年以来，律师行业遭遇一连串管控措施：2月，《关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积极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该意见要求，健全律师参与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处置相关报告备案、集体讨论等制度；4月，司法部部长吴爱英签发司法部令发布《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和修订后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7月，浙江省高级法院和浙江省检察院印发《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此前后，浙江共有23名律师因在调查取证及诉讼过程中涉嫌伪证或虚假诉讼触犯刑律，被追究刑事责任。
虽然一些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在保障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在维稳大势下，律师权益保障未见改变，管理日趋严格，其方式包括加强党的领导、律协“执法”、行政处罚和刑事打击等。律师的权益受到不同层面的影响。
到2010年末，《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出台。同时，司法部公开强调，要求进一步规范律师执业档案管理工作，尽快实现对律师跨地区执业的动态监管，加强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日常执业活动的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