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祥，男，绥德县辛店乡刘家湾村人，生于1954年11月。1972年绥德师范毕业后，先后在陕西省委办公厅、延安地委办公室、延安地区行署办公室、延安市老龄委、延安日报社工作，曾任科员、副科长、科长、主任、副总编辑，现任延安市文联党组书记。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延安市政协委员。
1984年以来，先后在国内30多家报刊上发表通讯、杂文、诗歌、散文等作品近百万字，出版著作9部，其中18篇获国家有关部门二等奖，5篇获陕西省好新闻一等奖、二等奖。
刘吉祥主要作品年表
《红叶》（散文集）远方出版社1998年出版
《门外闲谈》（杂文集）远方出版社1999年出版
《黄土地行吟》（诗歌集）远方出版社1999年出版
《冷眼热泪》（杂文集）太白出版社2000年出版
《赤膊锻剑》（杂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1年出版
《编采札记》（散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出版
《人在旅途》（散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出版
《歪瓜裂枣》（诗歌集）远方出版社2003年出版
《发自异国他乡的感慨》（散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出版
《为一任官敬一方老》获1994年中国老龄委三等奖
《延安人的“反弹琵琶”》获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参考二等奖
《乡村教坛孺子牛》获1997陕西省优秀人才有奖征文三等奖
《上梁下梁都是梁》获1998年中国作协言论二等奖
《县委书记的烦燥》获2000年中国作协全国文艺作品评比散文类二等奖
《建设秀美山川》获2001年度陕西好新闻一等奖
《走回绿色家园》获2002年度“三秦环保世纪行”一等奖
谁在制造悲剧
我突然间想起了鲁迅曾经提过的一件事：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人却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对此，鲁迅气愤地说，这些人是一些货真价实的吃人的看客。
我没法不想起这陈年旧事，我没法不为我们这个民族至今还没有根除这种麻木、冷漠的劣根性而愤慨。2003年5月9日中午，一名男子爬上湖南湘潭市河东大道一栋大楼的6楼上意欲往下跳，也许是人性的萌发，或许是人性的回归，此时他犹豫了。然令人震惊的是，就在这位男子犹豫不决之时，楼下街道上数百名围观者却不耐烦了，有的大喊“快跳啊”，有的高声说：“我都等不及了，你怎么还不跳呀！”接着，便是一阵阵一欢呼和鼓掌声。跳吧，跳吧，此时这名男子不跳又有什么办法，无奈他只好从6层楼纵身跳下，以了却看客们的一桩心愿。
行了。鲁迅笔下的看客，虽然他们长着一幅强壮的体格，但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他们只能也只好显出麻木的神情。如今，我们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还强起来了、富起来了，没有人再敢侵略我们的国家了，也没有人敢再如此凌辱我们的同胞了，但我们的同胞却不耐烦了，面对他人的自杀除了欢呼和鼓掌外，再就是催促他快快地假戏真做，弄假成真。结果，这伙人也分明成了鲁迅笔下的那类看客。
然这样看这些看客，显然是低估了他们的德行，因为他们的行为分明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他们不仅有一幅强壮的体格，他们也不再“显出麻木的神情”，而是活跃起来了，甚至简直有些力竭声嘶了，他们觉得看那个人在高处只顾自己抽烟还不过瘾，还要自杀者将自杀戏来个完完全全的表演。于是，他们不再像鲁迅笔下的看客那样麻木、冷漠，而是鼓掌、欢呼，甚至表现出的是面对他人结束生命时的一种疯狂的急不可待和兴高采烈。终于，他们如愿以偿；终于，他们听到了跳楼者“砰”的一声。然倒下的是一具生命，而让我们看到和听到的却是看客们那狰狞的面孔，和吃人肉喝人血时那犬齿撕裂之声。
前个时期，非典在我国20多个省区肆虐，而我们的白衣战士却冒着生命的危险，投入到抗击非典的战斗之中，其目的无非是想挽救万千生命。这说明生命是何等的宝贵，也说明生命是何等的神圣。然而，就在举国上下为抗击非典取得胜利而雀跃欢呼之时，我们却在闹市区又听到了刺耳的为死亡“欢呼”，对生命犯罪的“掌声”，这让我们怎么能不想起鲁迅说过的那陈年旧事，又怎能不想起鲁迅笔下的那些看客。然现实生活也不会因无法面对而消失。鲁迅当年笔下的那些麻木、冷漠的看客，说明那时的社会制度处处流淌的是“吃人”二字，而今天这些看客们的“兴奋”，说明生命意识至今还没有得到某些人的重视。最近某大学毕业生被无故收容，最终被毒打致死，流落在陕西的一个女乞丐千里寻夫，却被3个中学生残无人道地送上天堂，还有一上访老者在某市政府被工作人员轮番毒打，在政府门口睡了八小时还无人问津，而后又突然蒸发，不见人影，还有时不时发生的矿难和矿难发生以后矿主甚至有关部门领导那焚尸灭迹，这些都说明兴奋的看客们并不孤立，视生命如草芥的儿戏在我们的生活周围时常发生，而只要这种儿戏不会绝迹，那湘潭发生的这幕悲剧就一定会重演。
也就是鲁迅在叙述了文章开头所说的那件事后，接着他又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第一要者，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无疑，鲁迅的话是对的，他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这个民族一些传统的劣根所在，更重要的是对今天也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说，我们不能等到灾难降临，才发现生命的珍贵，而应是在治病的同时更要救人，在强化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同时也应强化人性的观念，并使之平常化、平民化、法制化。否则，看客还会粉墨登场，悲剧也会登台亮相，但那时，就是我们整个社会要从高楼往下跳了。
盛世下的思考
盛世，是中国人由来已久的梦。
但盛世对中国人来说也并不陌生。从传说中的上古尧舜禹三代、周朝的成康，到封建社会的文景之治、中兴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弘治之治、康乾之治，哪一个盛世不曾被国人们引以自豪，哪一个盛世又不曾被文人们无数次地歌颂。
然盛世究竟应是一个什么样子，或者说一个盛世所应包含些什么内容，或者说盛世的定义是什么，自古以来就是模糊不清的。《史记·平淮书》中曾对文景之治的盛世作过这样的概述：“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杜甫也曾用诗的形式对开元之治有过赞誉：“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就是说，在国人们的眼里，历史上的盛世只不过是老百姓给国家贡献了丰富的财富，而自己手中留下的也稍微多了一些而已。正是因为人们对盛世的概念有如此认识，所以皇帝眼中的盛世和老百姓眼中的盛世又是有很大差距的。国破家亡，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但在陈后主陈叔宝的眼里还“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社会盗贼峰起，闯王已经兵临城下了，崇祯皇帝还一心想做中兴之主呢。即使就是受到国人们广泛赞誉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乾之治下的盛世，也不外乎是王朝初期的与民休养，轻徭薄赋，接着便是人民口中相对城市集中和土地不断被商人兼并，社会呈现出了一派繁荣景象，楼堂馆所建设星罗棋布，繁文缛节日渐增多，男欢女爱唧唧我我，君臣同乐山呼万岁。然此时往往也就是贪贿横行，吏治腐败，两极分化，饿莩遍地，社会矛盾和危机不断加剧之时了。其实，这种盛世就其实质而言，是人治下的盛世，是专制主义下的盛世，正是因为这样的盛世，因此也是固步自封的盛世，是自我陶醉的盛世，也是不可长久的盛世。所以，文景之治不过30我年就昙花一现，贞观之治20多年后也偏安一隅，即就是因时90多年和130多年的中兴之治、康乾之治，也因其集权专断，人治色彩过浓，西汉和大清也从此走向下坡路，便何况相对于漫长的封建社会来说，一百年又算啥。
人们渴望盛世，至少说明盛世能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但真正的盛世不仅仅是经济发达，民生殷实，更重要的是一种气象，一种氛围，或者说它不仅是一个经济指标，还有一个人文指标。在这种社会氛围里，星罗棋布的土木建设是必要的，歌舞升平的场面也是必须具备的，甚至像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那样的场面也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应是政通人和，充盈着宽裕、大度、自由的氛围，社会能保证每一个人的生存权、人格权等权利不受侵犯，也就是说统治者能广开言路，虚怀纳谏，任人唯贤，唯才是举，以法办事，赏罚分明，轻徭薄赋，发展经济，戒奢崇简，民族团结，和平共处。但这样的盛世太难了，即使曾亲手开创一代盛世的封建帝王们，一旦盛世凸现，或一旦大功告成之后，德行便开始衰减了。唐太宗李世民，堪称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位伟大政治家，也是贞观之治的创始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对隋亡这面“殷鉴”逐渐淡忘，地主阶级政治家本身的局限性也开始在他的身上显现，尽管魏征等人曾一再提醒他要“慎始如终”，但他还是未能“如始”般地“慎终”，因而给“贞观之治”也就抹上了一层阴影，特别是在贞观之治的后期，他对老百姓的态度也不像创业时那样，关心倍至，怜悯非常，而且追求奢侈，注重繁文缛节，使百姓负担越来越重；在纳谏和用人方面，也不像过去那样鼓励犯颜直谏，而是海阔天空，夸夸其谈，仿佛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甚至胡乱猜忌，动辄问罪，轻者贬，重者杀。在这种心态指导下，当初能做得好的事情坚持下来也就很少了，原本真心诚意地对待他人也被放纵情欲代替了，甚至骨肉兄弟也疏远得如同路人一般。于是，又一反常态，用残酷的刑法来督察，用威严与愤怒去震慑，但老百姓又总是采取苟免祸患的方法应付，表面上恭恭敬敬，骨子里却怨气冲天。这种可怕的人心背离，一旦再遇上外患，于是火山便喷发了。在横扫贪官污吏的同时，也将盛世葬送了。此后，唐玄宗又励精图治，轻徭薄赋，亲手开创了开元盛世，但又因其后期怠于政事，安于享乐，任用奸相，把一个好端端的封建盛世又亲手断送。如此看来，一个盛世的开创是如此的不易，而断送一个盛世，一个昏君和几个小人就够了。这一点，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是这样，其他盛世的开创与结局也不例外。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不仅是历史上多少有识之士的终身抱负，也应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所在。因此，我们要认认真真实践“三个代表”思想，弘扬民主之风，加大依法治国力度，一切唯实不唯上，唯民不唯官，把盛世创在农村、创在厂矿、创在老百姓心中。这样的盛世，才是老百姓喜欢的盛世，也是久盛不衰的盛世。
对欣慰的忧思
黄炎培，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实业革命家和职业教育家，但真正使其名垂青史的却是当年在延安与毛泽东的那次对话。对此，不仅黄炎培本人感到欣慰，由于话题的尖锐性在半个世纪之后也重新突显。
应该说，黄炎培当年确实提出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尤其是向一个其时民心所归，既有得天下之势，又有得天下之志的政党领袖提出这个问题，便体现着他对这个国家前景的悬念和期待。其实，中国历史的这种周期早已为国人所见。就史实而言，有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到“康乾之治”的太平盛世，也有与盛世对照之前或之后的“白骨暴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世；就理论而言，则对这种周期现象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五百年必有王者出”的表述。而黄炎培所说的那些周期现象，只是强调了这个周期律在其“自在”地起作用时表现在政象方面的一种“自为”，或者说“周期律”在吏治和人事运作方面的一种体现。事实上，这种政象也是极为残酷的，但再怎么触目惊心，也是中国历史周期那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在起作用，而这个周期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以二三百年为一轮周而复始，先是王朝初期的“与民休息”，励精图治，接着很快出现盛世的奢华和骄奢淫逸，接着是人口相对向城市集中和土地不断被商人兼并，接着是贪贿横行、吏治腐败，引发积累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不断加剧，接着是两极分化膨胀，遍地流民饿莩，如再遇上外患，于是火山喷发了：农民起义出现了，在横扫贪官污吏的同,时也将几十年、几百年积累的物质文化成果毁于一旦，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等到农民战争一过，新的王朝建立，在这块废墟上再来一次重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始终就这样轮回着，复转着。这个周期虽然令人惊心动魄，但历史上哪一个王朝也未能幸免，过去我们曾以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人数之众、范围之广、影响之大“为世界历史上所仅见”而自豪，岂知这正是中国历史的一大不幸，正是我们自秦汉以来所形成的地主制经济的农业社会的一大痼疾。能否摆脱这只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历史之手的束缚，黄炎培的提问只是表达了中国在脱离农业社会并向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一种普遍要求的渴望，而毛泽东的回答也应该说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但问题能否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也绝不仅仅能靠一次对话所能如愿的。
黄炎培的一生，基本上从事的是发展实业和职业教育这种民间工作，就其运作方式也一直坚持不靠上层、靠民间力量和社会支持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又只能使他不民遭遇尴尬。为此，他也曾有过没有政权和军权的困惑，但当他了解和认识了中共所施行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路线和所做所为后，便得出了中共的主张也就是他的主张，中共的群众动员模式与他的民间事业运作模式“路线是相同的”结论。这种一厢情愿的认同，自然促使他产生了把这方式和举措推向全国的希望，毛泽东更使他看到了实现这种希望的希望。而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位时代精英来说，他自认为一生猴气不足，虎气有余，凡事总想打破陈规陋习，标新立异。这一点在其人生旅途、革命生涯特别是与黄对话前的经历中更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当黄炎培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后，他不仅仅是针对国民党的策略，而且表达了一个完全合乎他的性格、他的思考、合乎他所接受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民主观，即由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以“造反有理”的态度的口号来反对压迫群众运动式的民主。这种民主观对毛泽东来说，绝不是即兴之谈，更不是迎合之态，而是始终一脉相承地体现在他的言行中：“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是他在1919年立下的人生誓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这是他在1921年的建党豪言；“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这是1945年他与黄炎培对话时的自信；“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他在1966年的谆谆教诲，而“造反”、“关心”或“监督”的极至，就是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民主”来打倒“做官当老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能说这不是毛泽东一生的追求吗？也许这种追求的本意是善良的，但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种民主观念，由于缺乏制度、章法的保障，给国家造成的是喜忧参半的局面，甚至灾难。
毛黄的对话已成历史，而社会也已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再一次地号召中国共产党人要忠实地实践“三个代表”思想，但黄炎培先生当年面对几千年的历史质询，至今还令人汗颜，毛泽东的回答也使新一代的共产党人耳目一新，但仅仅如此就够了吗？今天看来，显然远远不够。事实上，在毛泽东的自我意识里，也还是认为他在继续着摆脱这讨厌的“周期律”的探讨和努力：怎样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的继续革命，怎样防止做官当老爷和既得利益者的产生，怎样反修防修，怎样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可以说，这位钟情革命浪漫主义的诗人，终生都没有放弃他的努力，力争避免这种周期律的颠覆，但这时已经没有“对话”时的氛围，也没有了“对话”中的黄先生一类人了，更没有人敢提如此尖锐的问题了。先是1957年的引蛇出洞，接着便是1958年的大破坏，再以后社教运动在城乡上下全面展开，直至“文化大革命”使全国处于大动乱，一切都是服从，一切都是紧跟，最终把人摆在了神的地位，以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谁若“乱说乱动”，就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一点，就连黄炎培本人也膛目结舌，不得要领。而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要害所在，就是缺乏华盛顿和他的战友们以一部宪法开美国二百年民主之制的机制，人民监督被束之高阁，民主成了集中服务的铺垫，一切的好坏均以领导人的需要与好恶来判断。需要了，法规与制度就成了一座钢铸的墙，碍事了，就一脚踢开了，成了一张废纸。这就难怪“文革”的爆发了，也难怪黄炎培本人在临死之时，再也不敢提他给现代史和国人留下的最重要的一笔——对周期律的质询了，也难怪“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今日世风之形成了。
谁能免费给我当情人
我虽然娶妻生子，也年近半百，但近年来却越来越产生了这样一个荒唐的想法，即谁能给我免费当情人。
谁能给我免费当情人，是因为我无钱养情人。我家居农村，从小就生活很苦。上学后，虽然家里生活时常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但也始终没有放弃上学的梦，白天拦羊砍柴黄土地里刨，晚上挑灯伏案勤躬耕，硬是靠自己的辛勤努力，终于从穷山圪崂来到省城，以后又到了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地方。几十年来，虽然生活上低标准，得过且过，能过就过，从来没有过奢望，可生活仍然并不富足。为此，妻子和小孩常常喋喋不休，怪我无能。此外还时常提示我谁谁怎样怎样。那他们又是怎样的呢？冷眼旁观，果然不同凡响。有的“明媒正娶”，妻妾成群；有的金屋藏娇，暗渡陈仓；有的寻花问柳，招蜂引蝶。看着他们一个个花前月下，谈情说爱，耳鬓厮磨，如胶似漆，我一个活生生的男人又怎能无动于衷。如果说他们是靠自己的正常劳动所得，帮助良家女子脱贫致富，那倒情有可原，可事实是这些人往往用非法的劳动所得又干着一件件罪恶的勾当。然非也，有的说这是能人，应该得到社会的承认；有的说这是家事，毋需他人说三道四；有的说这是小节，不要大惊小怪，甚至一些领导还身体力行地和这些人交朋友。既然领导都肯定这些人的行为，而且还乐于和他们交朋友，那我辈又何须做苦行僧呢？但囊中羞涩，只好希冀谁能免费给我做情人。
谁能免费给我做情人，是因为我无权宠情人。何谓权，权即全也。也就是说有了权便有了一切，自然也就拥有了女色，正像一些贪官深有体会说的那样，权这东西，如一块大磁铁，不仅能把钱统统地吸过来，而且还可以把女色吸到你的怀抱和枕边。当然，这样的解释在字典里是查不到的，但一些人的行为不是已经令人若解了吗？成克杰贼眉鼠眼，老气横秋，但由于他手中有权，如金似玉的李修平不是心甘情愿地给他当情人吗？胡长清秃头显顶，远看近看就像一口盛水的瓷缸，但由于他手中有权，不仅吃着碗里的，还霸着锅里的，甚至还借出差云南的机会，竟私自去广州与情人鬼混。还有那一个个已经暴露和没有暴露的贪官们，哪一个背后又没有几个情人，而哪一个情人又不是被贪官们哄着捧着，然他们在用党和人民的财产包养这些情人的同时，哪一个又不是边腐边升。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果用老百姓的血汗钱养情人，而且还能边腐边升，那我辈又何乐而不为呢？但苦于手中无权又成不了“全”，更何能宠情人，而哪一个女人又愿意给你当情人。无奈，只好空嗟吁，谁能免费给我当情人。
希冀谁能免费给我当情人，虽然有“嫉贤妒能”之嫌，但问题的要害恰恰是今日社会有人就用人民的血汗钱养情人宠情人，正像民谣所形容的那样，家里有个做饭的，办公室有个好看的，旁边有个等待的，远方有个思念的，而这种能力的，一般又是手握一定权力，白天文明不精神，晚上精神不文明的人，但这样的人往往又是握住领导的手，点头哈腰不松手，握住小姐的手，青春回到十八九，握住情人的手，你说怎走咱就怎走。但我还是要告白于天下那些想当情人的女人们：还是给我当情人吧，免费给我当情人，也许你们会倒一辈子霉，若给那些贪官和乌龟王八蛋们当情人，你们肯定会倒八辈子霉。
流言的启示
一个病魔，一个叫做非典的病魔，今年的春夏之季逐步在华夏大地上蔓延传播；一个流言，一个“婴儿初生就说话”的流言，伴随着非典的蔓延，在短短的四天之内就飞传祖国的14个省市。一时间，家家鸣放鞭炮，户户“金牛”站岗，半夜喝绿豆汤成了“时尚”，香火在华夏上空缭绕，致使一些地方鞭炮断缺，而哄抬物价，抢购市场更成了随处可见的可怕场面。
诚然，非典是一种自然病毒，它的发作和蔓延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而人们认识它战胜它，更多反映的却是社会民众的心理意识。235年前，在华夏大地上曾经发生过一次鼠疫，致使数万人死于非命。遗憾的是，数万人的生命换来的却是“叫魂”这样一个妖术，而且也是从江南启程，北上西行，在半年最终覆盖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最终影响了12个省的社会生活，但那是科技并不发达的时候，也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如今，民主之风日渐盛行，科技水平也突发猛进，那为什么又会重演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悲剧呢？从历史的渊源关系上讲，既有通过神意的传达来消灭灾难的传统心理，也有季节变换、特定饮食保健的习惯做法，但更多的却是人们面对生命安全的威胁，将恐惧心理外化为一些具体行为，而这些行为又基于个人的知识程度，财力、性格、心理承受力、既往的经验、所处的职业群体、家族联系、接收与理解信息的程度不同而会各有差异，但问题的要害是这次流言的传播，不仅仅是制造者和传播者，不仅仅在农村也在城市，几乎得到了千篇一律的认同，仿佛非典的肆虐只有也只能以这种神秘的方式来解释来防范。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政府首次利用媒体详细向公众公布疫情，特点是患者、病故人数，这种打破传统的新举措，有可能使长期处于信息严重匮乏、毫无心理准备、不了解现代公共卫生管理运作方式且远离大城市的人们产生误解，从而又加重恐惧气氛。其次，充斥媒体的专家解释过于专业、媒体不考虑受众的接受能力，使大量不具备基本科学知识的人们难以把握事态与指导自身行为，继而出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再次，各级匆忙上阵的基层防治队伍多为外行，难免在执行过程中“层层加码”，使一些人产生“大难临头”的感觉，从而又影响更多的人加入这些恐慌大军，以致一个荒诞不经的说法竟在四天之内就风靡14个省市。因此，面对疫情和流言，各级政府乃至整个社会都应该建立一种应对机制，重视对流言传播的处理，要主动发布与大众攸关的公共信息，保证这个渠道的公平、透明和可信，使政府真正成为抵制消解流言的权威机构。
反观历史，235年前那场惊动全国的“叫魂除巫”闹剧，上自乾隆，下至官员，整个大清帝国被这个可怕的流言折磨着，终日疲于奔命的寻找“叫魂者”，但结果除了一无所获外，大量的便是人们的荒诞表演和政府的无能。
这或许是个值得注意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