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球化的发展必然要导致一种新的全球秩序与新的统治形式，即帝国。帝国主义是现代世界的产物，帝国是后现代的产物;与传统帝国主义相比，帝国具有空间开放性、权力统治无中心性和载体多元性等特征。《帝国》一书在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化歌功颂德之际，对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进行了深刻分析批判，但其帝国思想缺乏对当前全球经济社会全面的分析，片面夸大了全球化反抗运动主体——大众的力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帝国》毕竟为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勾画了一幅全新的图景，要辩证分析帝国这一新的全球化思想。
关键词：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内格里;全球化;帝国;帝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9-0065-02
对于全球化是好是坏的问题人们已经进行了大量讨论。西方的主流学者对此做出十分积极、肯定的回答，新世纪之初，美国左翼学者迈克尔·哈特和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安东尼奥·内格里站在“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表示某种程度的担忧。他们发表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以下简称《帝国》）一书认为，生产的全球化和市场的全球化导致了一种新的全球秩序、一种新的全球规则和全球结构，最终形成了一种新的主权，这种新的主权形式便是他们所称的“帝国”，“帝国”是不同于传统帝国主义的全球化秩序。
一、全球化与“帝国”的形成
哈特和内格里对帝国的描述不仅是别具一格的，而且是颠覆性的，他们认为，全球化现象导致全球权力结构发生转变，在当今全球层面出现了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即他们所称的“帝国”。在他们看来，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不断推进世界市场的形成发展，全球化曾为传统帝国主义的出现创造了物质和文化基础，但资本扩张最终走向了垄断，因而被各种矛盾、危机所困扰，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地趋于崩溃。正如民族国家诞生于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一样，作为新的全球统治形式的帝国正是在资本主义危机之中诞生的。
《帝国》指出，由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出现不可逆转的全球化现象，迫切需要打破帝国主义发展中形成的垄断，冲破民族国家限制的固定的疆界，创造出一个平滑连续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为资本在全球流动大开门户，这时跨国公司就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它可以超越国界去寻找人力资本，可以把所有的低成本投入而获得高利润的全球区域作为自己的生产基地，它的建立使得全球各个角落连接起来，进行商品、资本和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的跨国流动，随着这种流动规模和范围的不断加强与扩张，它客观上就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用以取代过去那个和现代民族国家密切相关的旧的权力结构。伴随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发展，现代民族国家的统治虽然依旧在发挥作用，但已经不可避免地衰弱了。哈特和内格里认为，“甚至最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在自身疆界的之内或之外，也不再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民族国家主权显示出它的衰败性，并以一种不可逆转的形势衰落了，毋庸置疑，以传统的帝国主义视角来看待今天这个全球化世界已经落伍了，世界市场和生产的全球化迫切需要打破民族国家界限，寻求一种新的全球统治形式、全球规则结构和主权形式，世界的发展逐渐趋向了一个新的全球范式，这时世界新的生产形式——“帝国”开始逐渐崭露头角，并以一种新的权力统治形式名正言顺地在全球运转。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民族国家统治的日益衰落并不代表这种统治已经无足轻重，“在整个当代的变革期间，政治的控制、国家的功能以及管理的机构继续统治着经济和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现在仍不可忽视民族国家主权在世界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帝国主权，正是在民族国家主权衰落之后诞生的新的全球控制秩序，以跨国公司和全球性机构为支点将自己的网状统治向全球散播开来，这就是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权力秩序，即全球统治的新形式——帝国，但要看到全球还没有形成集全球权力于一体的帝国形式，帝国是一种发展趋势而不是业已形成的现实结论。而这个帝国与传统的帝国主义不同，是对帝国主义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性改进。
二、“帝国”的特征
《帝国》一书指出：“通往帝国之路出现在现代帝国主义衰落之时”，这句话强调的是帝国不同于帝国主义，它们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是这两个阶段的不同的权力统治形式：以民族国家主权为基石的帝国主义属于现代主权，而帝国主权属于后现代主权，后现代的帝国主权与现代的民族国家主权相比具有如下一些新的特征。
（一）空间的开放性
“或许，帝国主权最基本的特点是，它的空间永远是开放的”。传统的帝国主义是以民族国家为奠基石的，它的主权的实施总是在自己封闭的疆域内，因而存在着一个截然分明的领土疆界。在《帝国》中，哈特和内格里将德勒兹的流动理论和全球化联系起来，指出当民族国家的主权不再牢固地限制在自己封闭的领土疆界之时，空间的开口也就打开了。新型帝国统治的确立和全球化，最终消除了国家主权的限制，实现了资本在全球的无障碍流动，这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帝国主义向无固定疆域的帝国过渡的过程。伴随着世界全球化的进程，民族国家的主权逐步衰落，传统的帝国主义已经衰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具有超级权力的“帝国”这一新的体制，这一体制成功地包括了空间的整一性，并不存在像民族国家那样具有固定的疆域界限，没有国界限定它的统治权，它的统治是无边的。帝国这一统治形式成功地打破了内外之分，这是它与帝国主义的根本不同之处。
（二）权力统治的无中心性
在哈特和内格里看来，“美国，或是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不能成为帝国的中心。帝国主义早已成为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近代欧洲国家那样，真正成为世界的领袖。”传统的民族国家存在一定的疆域，国家的边界之中有一个权力的中心，这个中心在维持自身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同时，对社会进行权力统治;与传统的国家主权截然不同的是，帝国的主权没有领土，没有界限，它的统治是去中心的、无处不在的。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帝国系统内的国家通过彼此间的磋商和谈判，达成共识，共同创建和维持当今的世界秩序。可见，“帝国由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新的全球统治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帝国。”
（三）载体的多元性
哈特和内格里指出：“帝国主义是欧洲民族-国家的主权超出它们自身疆域的扩张”，其含义是传统帝国主义以民族国家主权为奠基石，通过武力征服来实现自己的统治。而帝国的统治好比是一种网络统治，以美国为先锋载体，以跨国公司、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及其他主要有势力的民族国家为主要载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施加其威力，将它的统治之网在全球散播开来。这里可以看出，帝国的全球统治载体可以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以拥有在全球使用武力能力的超级大国——美国为顶端载体，实行霸权统治;其次由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扩展它的统治范围，并通过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机构提供政治后援，以稳固它的统治基础;最后是通过一些有势力的民族国家以谈判和协商机制实现国家间的合作，以此来维持帝国的统治秩序。可见帝国就是通过控制这些载体，掌握主导权，将它的统治之网撒向全球的。
因此帝国在空间上是开放的无疆界的，在时间上是永恒的，在政治上是无中心的，特别强调了即便是现在最强大的美国也不是这个帝国的中心，是由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机体构成的一种新的全球统治形式。
三、“帝国”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局限性
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的《帝国》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是21世纪初最有影响也最具争议的学术著作之一。哲学家齐泽克甚至说：“《帝国》是旨在为21世纪重写的《共产党宣言》”[1]，但同时他也指出，在历史条件的局限下，该书缺乏对社会经济方面的具体分析，亦存在一定的缺陷。
（一）“帝国”思想的当代价值
哈特和内格里是西方学界公认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作家，他们的《帝国》是一部力图将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后现代理论结合起来以分析当代全球化的著作。《帝国》是一部冲击力极强的著作，它对全球化的分析并不像某些流行作家那样仅仅停留在对全球化现象的肤浅描述上，而是由表及里地深入分析，指出“帝国”这一新的全球统治形式已经内在于一个历史过程中，帝国是在全球化一路高歌的势头中出现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化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的情况下，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对全球化所造成的新的统治形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呼吁进行一场大众的革命。
哈特和内格里指出：“帝国不仅管理着疆域和人口，而且创造了它安置自身的世界;它不仅统治着人类的相互交往，而且直接寻求统治人性。帝国统治的对象是人类完全的社会生活”。帝国并没有消灭剥削，而是对它进行了再定义，这就警示我们，今天的这种无疆界的网状结构的帝国统治，比之前的任何统治都更具渗透性和压迫性，并在强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加强，不断扩展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伸展到民众的灵魂和精神层面。帝国统治不仅仅是一种肉体上的压迫，更是一种直接渗透到人性精神灵魂上的、深入到人类的日常生活层面的整个社会生活的统治，具有致命的无形杀伤力。在今天这个看似文明和谐，人人安居乐业的社会中，人类面临的无处不在的压力越来越繁重了，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感叹的那样“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帝国具有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力量和巨大的压迫，在帝国的统治下，人类和平民主的期待难以实现，人类和平的愿望仍是很久远的。
哈特和内格里认为，全球化浪潮中形成的帝国统治的新时代下，必然会出现新兴的革命力量，这就是新的反抗力量——大众。从帝国主义到帝国，从现代到后现代，人类在全球新秩序下，面临的是大同社会的安居乐业还是剥削世界的压迫束缚，关键就在于帝国及其抵制力量的互动结果。哈特和内格里抱着一种乐观的态度认为，以流动的大众为基础的反帝国运动，在努力追求全球公民权利的同时，必然能开辟一个新的世界，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公民社会。这个全球公民社会无疑是与帝国相对立的，是一种新的乌托邦。
总之，《帝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力图发现新时代之下的新兴革命力量——大众，提供了一个替代帝国的奋斗目标——全球公民社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的帝国背景下的强大的活力，他们这种“扬弃”的精神仍值得我们学习。
（二）“帝国”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哈特和内格里对社会发展进程总体认识不准确，并对当前的全球社会经济缺乏具体有效的分析，片面地夸大了当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水平。截至目前，还没有形成世界一体的帝国，民族国家的权利和地位在世界体系中还是至关重要的，得出帝国主义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帝国统治已经实现并成为当代世界新秩序的结论过于匆忙。帝国的逻辑表现出政治上的简单化，在方法论上的独断论倾向，且在理论上也明显缺少说服力。
其次，在《帝国》提出了一个“大众”的概念，指出大众是处于全球化世界的最底层的力量，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被压迫者，“大众是一种新的无产阶级，而不是新的大工业工人阶级”，但这个无产阶级已经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了，它包括了一切被资本主义剥削和支配的民众。可见，大众作为反对帝国的新的力量，取代了传统的无产阶级，成为直接对抗帝国的革命主体。同时，作者还指出了大众反抗帝国的三点政治诉求：“一是全球公民权，二是要求社会报酬的权利，三是再占有的权利，即民众自我控制和自主的自我生产的权利”[2]，这无疑夸大了全球大众的反抗能力，脱离了全球的现实情况，忽略了在全球相当大一部分地区的民众仍没有解决基本的生存权问题，为大众设定了一个过高过大的目标。
帝国是与全球化世界市场相联系起来的，而世界市场就是要冲破一切障碍壁垒，这就导致帝国是一片平滑、连续的空间，并相应地产生了新的统治形式——帝国主权，同时也激发了新的反抗形式——流动的民众的反抗。流动的民众在平滑连续的帝国空间的任何一个点上，都是对帝国的反抗攻击。哈特和内格里指出，“民众必须决定它是否、何时及向何地运动，控制自身运动的一般权利乃是民众全球公民权的终极要求”。作者还分析了大众斗争具有直接性、游击性和无组织性等特征。在他们看来，大众只是抽象地存在，在不停地流动，充满着差异。从全球化现状来看，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流动量已经相当可观，但更多地区的民众却是本土之内的，没有足够的能力超越国家疆界，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就可以明了，在中国这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民众的流动大多仅限于城乡、城与城之间的流动，而绝不是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可见今天大众的流动性并不是无所不在的，全球化的舞台也并没有平滑到可以让大众自由无拘束流动的程度，即使全球性流动能够成为既成事实，这些民众怀着向往自由，追求“全球公民权利”的目标在流动着，但也只是一帮没有统一性、没有中心、缺乏有效组织和反抗战略的乌合之众，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呼吁他们进行抵制和颠覆帝国的统治，这种愿望可以说是一种空想，只能停留在理论上而难以在现实中实践。把这样的“民众”作为革命的主体是理应受到严重质疑的。
参考文献：
[1]斯拉沃热·齐泽克.《帝国》：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J]张兆一，译.国外理论动态，2004（8）：33.
[2][英]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内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杨建国，范一婷，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375-384.
[3]萨米尔·阿明.帝国与大众[J].段欣毅，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5）.
[4]章国锋.全球化、“帝国”与世界新秩序——“新帝国论”透视[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5）.
[5]陶文昭.《帝国》的大众政治评析[J].政治学研究，2005（3）.
收稿日期：2015-04-1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面——全球主义研究”（12YJA71006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马琳（1990-），女，河南郸城人，硕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