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体系,初步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体现了外植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特点。中西方文化的冲突、民族主义的时代背景充斥于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辛亥革命试图依靠政府权威与社会精英,自上而下推动现代化进程,其客观效果难以达到革命派主观意图的要求。
关键词:辛亥革命 政治现代化 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一
所谓现代化,就是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政治现代化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与政治体系向现代社会的政治规则与价值转型。现代西方理论学界主要从历史与结构两个角度来分析与理解政治现代化。
以历史的视角来观察,政治现代化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阶段,指政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具体指政治的民主化。它的涵义是在一个国家与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过程中,现代社会政治体系方面的结构与文化变革。当前,很多学者都把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认为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现代政治体系建设的启动。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中,辛亥革命的功绩主要表现在改变了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皇权政治。
从结构角度来看,政治现代化是指传统政治结构分化,产生新型的角色,形成新的政治体系与政治结构。辛亥革命在推翻封建制度之后,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系:制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宪政制度;按照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确立了资产阶级政党制度;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形成分县自治制度与国民大会制度。具体形成了以四大民权与五大治权为核心的政治体系。
二
政治现代化实现的标准,主要是国家形成自主性的相互依存和协调的新的政治角色和结构;政府作用的加强;政治民主化;政治稳定;政治参与等。从客观效果来看,辛亥革命后,类似于西方的民主社会并没有在中国出现。中国形成军绅政权,出现了北洋军阀的割据。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辛亥革命并没有真正实现中国政治的现代化,究其内在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外植型政治现代化
追根溯源,西方的民主政治起源于古代雅典与罗马的城邦民主制。古希腊人重视公共生活,亚里士多德云“人是城邦的动物”。古希腊人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区分开来,形成后来西方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局面。权力、权利、义务等政治意识在西方萌芽。罗马帝国的建立,使古希腊开创的朴素民主思想扩张至地中海周边地区。在帝国的形式下,罗马人通过法律、制度、军事、行政逐渐发展了民主思想,并且深化出分权、混合政体、法制等涵义,形成了保障民主政治的制度。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的产生,是近代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到近代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欧洲社会在激烈的社会转型中,从古希腊、罗马的传统文化中生成了一套应对欧洲复杂社会政治环境的民主政治思想。欧洲封建机体中的异己力量生发出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冲击着固有的思想与生活方式。在革命与改革的形势下,欧洲反对神权、君权,提倡人的解放、理性,逐渐形成了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思想。古典民主政治理论大师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潘恩、卢梭等,发展了分权、天赋人权、代议制等民主政治的理念与制度。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的历史演进逻辑表明,欧洲独特的历史是形成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核心基础。在强大社会之下,国家政治制度出现变革趋势,出现政治现代化。
甲午之役后,近代中国的智识阶层认识到国势的转变不能再依靠于传统文化。西方进化之观点,使他们以发展之眼光来看中国社会历史,并且强烈要求以西方之方式来重构中国之社会。起初,严复疾呼“以民主为用,自由为体”,而后资产阶级鼓吹西方议会、民权,再后革命派移植了西方的革命政治理念,意图以革命再造中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效仿欧洲国家民主思想与实践的产物。在谈到四大民权与政府五权时,孙中山说到“这九个权的材料,并不是今日发明的”,“在瑞士已经实行过了三个权”,“在美国的西北几个省除了这三权外还加了一个罢免权”。“至于选举权更是世界各国最通行的民权”。孙中山的“五权宪法”除了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抽出了考试权与监察权外,其它都是照搬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理论思想。
辛亥革命在推翻封建制度之后,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系。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如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族权与王权结合的等级制度、家庭伦理与天命观念结合的政治文化,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根系没有彻底动摇。革命后建立的新式制度犹如“旧瓶装新酒”。辛亥革命覆灭了王权,企图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移植到中国,改造中国旧社会。但是取代旧制度的是大地主、大官僚、大军阀,传统政治以新的形式复活了。相对于日本等派生型资本主义来说,中国的文化与制度传统,很难与西方的制度完全融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论述道:“中国今日之生活全是矛盾的生活,全是矛盾的现象”。矛盾的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起,分立对抗的生活。辛亥革命后,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并未出现广泛调动政治参与,新型的政府也没有发挥出推动社会、经济变革的强劲动力。
2 民族主义下的政治民主化
辛亥革命的一条线索是推翻满族人的统治,华夷之辨也是自古中国士大夫的文化情结。特别是在近代中国民族矛盾激化的大环境中,追求民族独立是革命党人不可逃避的任务。近代中国的政治界保持着旺盛的民族主义情节。民族主义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的原动力和向纵深推进的持续动力。在民族主义的背景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启政治现代化,运用西方政治理念分析中国现实,以民族主义激励民族自豪感。如章太炎指出:“故仆认为民族主义为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革命派背负着沉重的救亡图存重担,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开启现代化,面临社会转型与强化民族的双重任务,要解决现代性与民族性相结合的沉重课题。20世纪民族主权独立的世纪洪流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强调民族本位、放大民族意识以求调动更大社会力量的行动在所难免。
中国政治现代化面对西方民族的影响,必然会导致两个矛盾的现象:一是民族自大、盲目排外,另一是民族虚无、全盘西化。为改造本民族以求自强的情势所迫,民族自大情绪往往与偏激思想并生。一些人固守孔孟学说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还有人以日本为例,认为中国民主实现不以推翻皇权为要务。若非如此,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民族的羸弱,使国人对传统文化与制度丧失必要的信心,醉心于西化。甲午之役后,中国人急需改变现状之法。一些人一心求西方民主、议会之法,对传统文化与制度不屑一顾。当时就有人说:“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沸,不可遏抑也。及政变而八股复矣,然不独聪敏英俊之士,不屑再腐心焦脑,而问津于此亡国之物,即于高头讲章,舌耕口穑数十年,号为时艺正宗者,亦谓诵之无味,不如多阅报为愈矣”。直至辛亥前期,新式留学生群体形成,中国的社会心理发生深刻变化。一些人形成进化论的文化范式,认为中国文化必须进化发展,而西方文化是东方文化改造的目标,应以西方文化为中心改造中国文化。欧化思潮风起云涌,欧化论者与“国粹主义”展开激烈论战。及至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失败,欧化思潮更是气势磅礴,最终成为早期新文化运动思想洪流中的主导思想。
3 精英主义的社会发动模式
政治现代化的标准之一,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但是辛亥革命是在当时中国的精英分子推动下发动的,中国广大的乡村社会根本没有真正参与其中。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裂逐渐加大。在近代学堂和海外留学的催生下,20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比传统士人更关注国运与时运,但更加疏离于下层社会与农村社会。在外力作用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解体,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整合的融合程度,远远不及西方政治变革前夕的社会。西方经历王朝战争、商业革命与宗教文化变革的淬炼后,逐渐形成市民社会。民主、自由思想成为社会上下的共识,社会主导着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进程。辛亥前的中国缺少西方前工业社会的历练,民众启蒙与社会变革并未形成广泛社会基础。少数开明人士深刻认识到中国“民智”未开。革命派认为民众很难理解他们追求的事业。胡汉民曾说:“共和国之主权在民,而人民之不识字者实居大多数,更不知民主制度为何物。”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此种社会中推行革命,必然把眼光局限于通晓西方民主精神的智识阶层,他们认为这样才使革命具有合理性与现实性。
孙中山以中国传统“贤人政治”的政治理念,结合西方精英政治,形成了自己精英主义的思想。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关键依赖于精英组织。他曾兴奋地说:“近日吾党在学界中已联络成就一极有精彩之团体,以实力行革命之事。现舍身任事者已有三四百人矣,皆学问充实、志气尖锐、魄力雄厚之辈,文武才技俱有之……有此等饱学人才,中国前途诚为有望矣。”在具体革命实践中,他们设计制度、组织政党、推行政策都以精英思想为指导。孙中山还专门设计了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训政”阶段,在此阶段实行“权能分离”,政治统治权掌握在少数精英分子手中。由此再到“宪政”,即广大民众的完全参与。辛亥前期,中国社会的现实使革命派认识到,革命的发动与政府的管理有赖于社会精英。在此衰落与贫困之社会中,辛亥革命试图借助社会精英发动现代化,使资产阶级革命派自尝苦果。社会力量动员狭窄,威权主义的政治模式,精英模式的现代化路径,导致政权的社会基础薄弱与权威色彩。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虽突破了以皇权为中心的传统政治体系,但是马上过渡到北洋军阀为核心的威权主义统治。
三
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贡献与以往不同。之前的政治运动是以进行中国君主制度改革为主题的。在改革的大思路下,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君主立宪、开明专制等各种理念和政治设计。这些都没有也不可能引领中国政治真正走向现代化道路。辛亥革命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而是使作为封建社会制度最主要象征的专制政治体制寿终正寝了。
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重要阶段。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体制的覆灭是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巨大成功。资产阶级革命派充分吸取了西方政治现代化的经验,用西方的政治理念与模式改造中国传统社会。民族独立图存,社会形势恶化了原本纷繁复杂的东西争端,民族本位与虚无的价值之争,救亡与民主的双重任务,影响了革命的思想与行动,造成政治现代化现代性的缺失,封建传统因素阴魂不散。社会力量发动层次与广度低下,造成政治变革影响面狭窄和革命支持力弱小。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的成果缺少力度、广度以及持续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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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静,女,1979—,重庆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工作单位:内江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