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施动-结构难题反映了国际关系研究中在认识论与本体论上的两种对立：前者探讨结构与施动者何者具有决定性，后者探讨国际关系的本体是个体还是社会力量。目前理论发展注重两者的互构，但大多在施动如何发挥自身作用的问题上陷入了结构的路径。从关系性实践的视角出发，可以认为实践才是国际关系的本体，从而以描述实践分布的场域的概念重新阐释施动-结构问题，并提出国际关系的核心是回答实体进入实践的场域后将如何行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场域又存在四种实践的互动模式，用以描述行为体进入场域后的行为模式。这就取消了施动-结构在本体论上的对立，并具体回答了施动的作用模式，从而避免了施动因素陷入结构的固有问题。
关键词 实践 场域 互动模式 关系性 施动-结构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存在一个难题：施动-结构难题（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对于agent及其相关概念有多种翻译。比较主流的将其翻译为施动、行动或施动者、行动者等，由此将agency翻译为施动性或行动性。本文认为agent主要就是指与结构对立的一面，而结构又代表着社会性，因此本文中施动、施动端、行为者乃至个体都表达了agent的概念，特为说明。这在某些程度上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第四次大争论”。李志永.国际关系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论战与启示[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7（1）：15.施动-结构难题简单来说主要讨论是“行为体塑造了结构”还是“结构塑造了行为体”，前者强调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与社会化，后者强调行为结构的物质性力量，本质上反映了个人与社会、理性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间的争论，并进一步促进了国际政治理论的进化。从认知论与本体论的角度讲，施动-结构难题主要从集中于认知论的问题，即如何认知国际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发展到关注该难题的本体论因素，即结构乃至施动本身是否仅是建构的分析概念。目前理论发展虽然更强调施动与结构的互构，但很大程度上结构如何影响施动的研究比较成熟，而施动如何塑造结构方面的研究却很容易出现最终陷入仍然是结构因素在起作用的困境之中。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点原因造成的：第一，认识论上，从强调施动的这一端出发，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与背景知识（background knowledge）本文使用背景知识这个概念来指代行为体具有的习惯性的、潜意识的、社会化的认知。国际关系研究中对于这种认知的研究多种多样，如英国学派的共有价值、建构主义的身份认同等。本文使用背景知识一词指代这些概念。虽然成为当时新理论发展的方向，并最终促成了建构主义的诞生，但是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与结构主义越来越趋同，没能具体说明施动这一方是采用何种具体机制发挥影响的；第二，这种趋同反映出理性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在本体论上的一致立场，即认为国际关系是一种实体（entity）本文使用实体来指代国际关系中的客观实在。对于这种客观实在，在不同的研究中被称為施动者、国际行为体等等。本文使用实体来强调与关系性相对的特性。间的互动，只不过前者认同物质来界定实体，后者以观念为实体的影响增加了一个前置因素，但正如对结构是否是一种分析性概念分析性概念主要意指其为理论构建时创造的，在客观世界中并不一定是实在的。对于结构作为分析性概念的讨论，参见：杜玉华. 社会结构： 一个概念的再考评[J]. 社会科学， 2013（8）：90-98.的讨论所启发的那样，行为者是否也可以是分析性的概念。本文认为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发展，关系性（relationalism）的视角提出了“关系”“过程”“实践”等概念关系性的概念最早出现于社会学研究中，本文认为关系性不是一种特性而是一种视角，因而将“关系性”对应为relationalism，而不是relationality。关系性视角将主体间性向前推进一步，强调流动性与行为的非实体性。关于关系性视角中的重要概念，国外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有：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 Daniel H Nexon. Relations Before States： Substance， Process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9（5）：291-332； Emanuel Adler & Vincent Poulioteds. International practic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国内以秦亚青教授的关系理论最具代表性，主要有：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 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J]. 中国社会科学，2009（4）：69-86；秦亚青. 关系与过程：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秦亚青. 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2）：4-10； 秦亚青. 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几个假定[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10）：19-28；在此推动下，也有一批具有实证意义的研究课题：朱立群，聂文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践转向”[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8）：98-115； 魏玲.关系、网络与合作实践： 清谈如何产生效力[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10）：39-58； 陈定定.合作、冲突与过程建构主义： 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为例[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10）：59-74.，通过关系性的实践概念可以比较完整地解决上述两个问题，从而更好地描述施动-结构的互构。
一、作为国际关系基本单元的实践
从建构主义开始，主体间性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十分重要的概念。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以结构建构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越来越远离了主体间性的出发点。结构建构主义早期主张国际政治中的结构是由国家的特性建构起来的，强调结构与施动者之间的互构，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7， 41（3）： 335-370.但是温特越来越将建构认为是一种观念结构，并提出了三种文化结构的分类，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246-259.因而在本质上与沃尔兹的权力结构没有差别：二者都强调超个体层面的社会因素对于个体的影响，而只不过存在作用方式的不同。这就与主体间性发生了矛盾，或者说将主体间性简单化了，认为主体间性是结构形成过程中的一种特性。这与新古典现实主义试图研究国内因素在结构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几乎不存在区别，都代表了这样一种努力，即“结构决定论”显得过于冷硬，希望将决定性的结构适当“软化”，注重体系结构因何变化的一面。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一大特点是将国内结构与个体层面重新纳入体系分析的现实主义中。参见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J]. World Politics， 1998， 51（1）：146.无论如何，都没有跳脱出“结构决定论”的底色。而随着目前研究的进展，真正的主体间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于“关系”“过程”“实践”概念的强调实质上要求就是建立一种完全动态的国际关系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