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农工民主党是具有爱国、革命优良传统的民主党派，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邓演达为首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中表现出鲜明的“行动特质”。这种以行动为导向、强调付诸实践的“行动特质”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固有基因和内在品格，本质上反映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革命实践观。中国农工民主党的“行动特质”萌发于对国民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深刻总结，产生于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深刻认识，根源于对革命动力和武装斗争的深刻领悟。中国农工民主党的“行动特质”在思想上表现为注重思想建设和理论研究，在军事上表现为强调武装斗争和军事行动，在组织上表现为组织机构的屡次复建与重生，在宣传上表现为重视办刊办报和公开表达政见。“行动特质”对中国农工民主党产生了深刻影响，塑造出鲜明的政党品格，演进出特有的历史脉络，铸就出优良的党派传统，也为研究其党派特性和发展轨迹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视角。
关键词：中国农工民主党;行动特质;党派品格;斗争精神
中图分类号：D6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19） 02-0105-08
中国农工民主党（以下简称“农工党”）及其前身（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间诞生的第一个民主党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参与者、行动者和见证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纵观农工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系列活动，可以发现注重行动、强调行动、付诸行动是其显著的党派特质，并深刻影响了其历史发展进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农工党是一个特色鲜明的“行动党”。
党派特质是党派组织内部所具有的相对稳定的特有品格和精神气质，对党派的纲领政策、组织活动、发展路径等具有重要影响。目前，关于党派特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党派特质的综合性研究。例如，邓小伟在政党政治视阈下阐释了政党品格与政党特质的关系，指出政党品格是以政党组织为载体，以实现利益为目的，以共同理想为引导形成的政党组织的内在特质[1];周秀泉认为，民主党派具有爱国为民、以党为师、自重自律、求真务实、鞠躬尽瘁等五种传统特质[2];莫华生指出，我国民主党派具有坚持爱国、坚持民主和坚持追求进步三大政治特性[3]。二是关于党派特质的局部性研究。这类研究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关于民主党派某一方面特质的研究，例如，郑宪认为民主党派政治建设具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共相性、联盟性和广泛性的特征[4]，刘亮红认为政党政治的运行就是对政党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有序开发的过程[5]，赵安琪从参政议政角度考察了我国民主党派的时代性特质和现时性策略[6];另一种是关于某一时期民主党派特质的研究，例如，李玲分析了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进步性特征，王序晔探讨了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期的时代特征[7]。综上，目前针对党派特质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民主党派的共性特质方面，针对特定时期、特定党派、特定特质的研究还不多见。王复光以农工党的界别为切入点解析了界别文化特征[8]，周巧生对农工党在第三党时期的历史特征进行了分析[9]。因此，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考察时段，记录这一时期为农工党打下的“行动烙印”，探寻其“行动脉络”，揭示其“行动特质”，对研究其政党特性和演进历程，秉承党派传统，指导当前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农工党“行动特质”的内涵及形成
农工党的“行动特质”是指以邓演达为首的农工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以行动为导向、强调付诸实践的党派特征。“行动特质”是农工党革命性和实践性的本质体现，是其政治纲领和斗争精神的直观反映，是其独有气质和特有品格的本真流露。
（一）“行动特质”的萌芽
注重行动、强调行动、付诸行动的特质是农工党在建党之前已经产生的固有基因。早在1927年，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在苏联就成立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构进行商议时，宋庆龄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还是要按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去做，现在要的是行动和行动的人。”[10]这个新的领导机构最终被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将“行动”二字冠入该机构名称之中至少说明两点：一是态度坚决地表明为达到复兴中国革命的目的，要采取积极行动，而非坐而论道;二是说明引入“行动”二字不是随意为之，而是刻意为之，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同年11月，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以实际行动开始革命斗争[11]。由此可见，在建党之前，农工党的早期领导人就突出强调行动，并将这种行动理念标示在新成立的革命领导机构名称之中。
（二）“行动特质”的内化
农工党以行动建党、以行动兴党，“行动特质”贯穿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1930年8月，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在上海召开。与会代表围绕党名进行激烈讨论，最终决定采用邓演达的意见，沿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正式党名。对“行动”二字的保留再次表明强调行动的理念得到建党之时各位成员的一致认同。建党之后，农工党迅速采取行动，开始建立地方组织、创办进步刊物、开展民运工作、组织反蒋抗日同盟等，以实际行动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即至1931年夏，拟响应武装起义的反蒋力量已有相当规模，各项武装起义准备工作也渐次就绪[12]。但随着邓演达的不幸被捕遇害，农工党的发展陷入低潮。1935年，为响应中共《八一宣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发表《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呼吁“组织统一的行动指导机关。”[13]同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香港九龙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将党名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依然保留了“行动”二字。从1927年筹备组党，到1930年正式建党定名，再到1935年首次易名，直到1947年二度易名。在长达近20年的时间内，农工党党名虽两度更易，但始终不变的是延续了将“行动”冠入党名的渊源以及不断以实际行动参与革命的精神。這足以表明“行动特质”不是农工党在特定时间或特定事件中表现出的短期特征，而是其始终秉持的固有品格，已经内化为其鲜明的政治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