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画中要求表现对象的精神本质，并表现出一定的褒贬态度；山水画和花鸟画中则要求画家像诗人咏物一样在写景写生的基础上表达自己的情感，也就是说使画也像文学那样起到“言志”的作用。中国画以儒、道、禅学为美学基础，利用儒家人格道德修养，培养人的正气来消除消极情绪：利用道、禅的虚静恬淡无念无相等观念，抚慰人生不平的心灵，使其获得平衡而至平静，达到修心养性。因此中国画忌讳躁气，它不但反映在题材立意的选择上，也表现在技法水平上，用笔用色都不能过火。同时还要讲究制作的书写性质，使人心灵平静，具有修身养性的作用。中国画重笔墨、重立意、重神韵、重法度、重修养、重人品，并与诗、书、印结合，有着深厚的传统和文化底蕴，以其诸多的独有的民族性特征自成体系。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傅抱石先生曾说：“中国画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作为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代表的中国画，我们是需要守护和发展的，但前提是不可丢掉其独有的民族特性。民族性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共同的根本的特性。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特殊性。而艺术跋涉之后的思考，也便没有一个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凭借这两点。于大伟初步奠定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尺度，确立了自己的艺术创作出发点，使自己的艺术心象，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魅力而达至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我十分喜欢画家那些以植物花卉为题大笔涂写的画面，没有丝毫的造作和拘束，胸有成竹，信笔拈来。既有中国写意一派文人的豪放之气，又有西方现代绘画大师的狂飙神韵，是真正的内在心灵的激扬和表述。在他的画面上，水墨和色彩交织而成的气韵，像昂扬的诗篇、沁人心脾的散文、荡漾灵魂的交响旋律。大伟作画的材料，仍然是目下人们常见的中国传统绘画创作时所用的纸笔砚墨。然而。从他的笔下诞生出来的东西，却与这些材料的历史记载判若两样，这使我们又一次想起了清代大画家石涛的那句名言——笔墨当随时代。历史上无数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艺术创作的道理在于思想而不在于笔墨。
大伟的绘画作品是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来构建自己面貌的。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处处可以找到传统给予他的营养，比如线的抑扬顿挫和水墨的氤氲流动，比如“不似之似”的形象把握。这些被提取的经典元素。大都带有民族的主流血脉。另一点则是，多年身处西方艺术和现代艺术的发源地，他也养成了站在世界看民族的心理习惯，跳出了狭小的狭隘民族心理圈子，从另一种角度和视野体味和观看中国传统，使他有了更高更全面地视觉平台来涂写自己的艺术世界。一句话，作为当代画家，应该把握当代文化语境，以当代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为精神资源，在传统的基础上重构作品的审美品质，走出传统文人画的狭小天地，以当代人的心灵感受为依据，凭借当代人独特的生命形式，抒写当代人的理想心境。
当代绘画与传统绘画的很大不同，是更为重视观念带来的与以往经验不同的异类的审美愉悦，这种异类的审美愉悦可以在两个层面上显现。一是以相关的形式符号构筑观念的壁垒，来逃避繁琐艳俗的大众文化，领御前卫，炒作观念；一是运用快餐文化模式，迅速满足人们的当下需求，抚慰狂躁迷茫的人类灵魂，让人们在温馨的气氛下栖息。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不再关心画什么，而更愿意解决怎么画的问题。由此出发，大伟在形式与构成因素的探讨上做细心的追求，他不愿意让自己的作品承载更多的理性成分，来肢解画面中的感情积淀。这也许是一种无序中的有序，无法中的有法，是他随心所欲与意料之中生动而有韵律的感觉，也是情绪与想象在画面中的生动构架。的确，当沉重厚实的墨色与浓郁的红色、亮丽的黄色、绿色以及白色灰色等对比、互补与交相辉映时，画面便产生了强烈的视觉效果，仿佛是生命在瞬间爆发出的响亮声音和鲜活的肌体，仿佛是远古的足音在当下重现其青春的步履，仿佛又是文明的碎片被重新组装，产生了焕然一新的娇容。
作为新生代画家，于大伟置身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这已经成为他挥之不去的精神烙印，他眷恋传统，向往现代的复杂心态也表现在他的画面之中，构成了他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卸下包袱，走向未来，为当代人创作更多更好的美丽画卷，已经成为大伟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不是吗，他正矫健地走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