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气韵生动
董思白云：“画家六法，一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有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鄞鄂，随手写去，皆为山水传神矣。”（《画诀》）
气韵者，精气神韵。宋范温之《潜溪诗眼》中，提及“韵”字一意：“盖尝闻之撞钟，大声已去，余音复来，悠扬宛转，声外之音，其是之谓矣。”范温之还谈到一个“有余”的问题，“有余”即是表达中留有余地，这似乎也可归类到气韵的问题。“是以识有余者，无往而不韵也。”留有余地，也不仅仅是做文章、做字画的方法，为人为事皆应如是。在范温的审美中，“古今诗人，惟渊明最高，所谓出于有余者如此。至于书之韵，二王独尊。”
董思白之画家六法说，实出于南朝齐谢赫之论调：“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法，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自一至六，逐渐向低级去，最低档次的习画方法便是传移模写——类似西洋之写实素描，基本功也。即使模写，既然列入六法之一，应是必不可少的基本环节。
气韵生动，是作画的最高境界，类似于武侠里的飞花摘叶可以随意伤人。思白并没有把“气韵”简单地归为“生而知之、自有天授”这一天生才能，他交给我们另外一个途径，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无论天才还是后进，他们的最终目的是相同的，便是散去胸中尘浊，还复一个澄明空旷的渺远之境。
譬如诗歌写作，天赋的发挥功效，要大过于散文小说等其它文体。诗歌最接近音乐的形式，里德在《艺术的真谛》一书中提到三个艺术阶梯形式，是音乐、诗歌和绘画。越是接近艺术的最高形式，天赋的发挥就越重要。
董思白提出了气韵生动，也为那些不具备艺术天赋的人提供了另一条出路，尽管这一条出路攀爬起来十分艰难，但总算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当然，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不止只简单的走过和读过，更是用脑子去走、去读，所以说这是一条思考和阅读之路。尤如禅宗，有缘之人若慧能者，顿悟成佛；而无缘且又愚钝者，只能苦修枯坐冥想不断，却也能精进达至般若波罗蜜。
二、诗从于心
扬雄《法言·问神》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石涛《画语录》云：“夫画者，从于心者也。”这个说法，和禅家学禅似乎类似——问题在心。如果心的问题解决了，那么禅也参透了，画的境界问题也解决了。画关乎心，“不违其心之用”（《画语录》），完全地顺从内心的方向，达到真、善、美的极致。
禅从内心求，画从内心求，诗也是从内心求得。世间草木人事之诸多元素，一旦符合内心脉动之频率，元素变词句，和内心气息一个频率共舞，这便是诗歌自然流露。越是人间的细微处，越能与内心和谐共振，越易奏出好曲。故写诗作画，都须关注草木人事的细节，关注内心的点滴。
“吾道一以贯之。”孔子为坚持忠恕之道这么说过。石涛强调绘画从心之法时，也是这么说的。
三、惜墨与泼墨
董思白曰：“李成惜墨如金，王洽泼墨成画。夫学画者，每念惜墨泼墨四字，于六法三品，思过半矣。”三品之说，出自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然而然也。故气韵生动出于天成，人莫窥其巧者，谓之神品。笔墨超绝，傅染得宜，意趣有余者，谓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规矩者，谓之能品。”
这三品，若用于诗歌，当是这样：一品是气韵生动天然，为神来之笔；二品为修辞手法超绝，语言意趣有余，为妙品；三品是循规蹈矩，词句谨慎，工整而稍现平庸，功劳没有也有苦劳，故名之能品。夏文彦之“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然而然”，颇像佛教中般若波罗蜜的境界，拨迷雾而见大智慧彼岸。
岁月或有长短，可不一定就是智者短而愚者长。创作者常常会惊奇于不经意时，产生的好作品，这就是艺术与人的缘份。在我看来，无论泼墨还是惜墨，都是接近好作品的一种方式。
四、士人作画
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云：“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似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不尔，纵俨然及格，已落画师魔界，不复可救药矣。若能解脱绳束，便是透网鳞也。”
董别号思白。这个号，就别有一番意义。思者，想也，琢磨也。白，即画中空地露白。其语“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却非士大夫画之做法，另一层意思应该是去掉媚俗之气，呈现内心真实和艺术真实。思白所说，是对一个画家的要求，不是画师的要求。
文学和绘画有诸多相通处，无论技法还是艺术要求。今之写作，也有媚俗之风：有媚大众者，有媚刊物者。媚大众者沦于速食快餐，媚刊物者最后迷失了自己，甚至扭曲了自己的内心和行为。
画师与画家之区别，等同于诗匠与诗人的区别。诗人为诗，不可仅注目于词句修饰，否则苦吟之下，不过得一堆漂亮词藻，到头来落得“诗匠魔界”。而放开身心，能有恣意汪洋，文字活泼起来，想象力也能调动起来，即使有粗砺处，也是杀人的锋芒。因此诗人写诗，为解脱绳束为第一，首先要解脱“写诗”的绳束，其次要解脱词句的束缚。然后才能作“透网鳞”。
五、诗文词曲贵有节制
王士祯说：“凡为诗文，贵有节制，即词曲亦然。正调至秦少游、李易安为极致，若柳耆卿则靡矣。变调至东坡为极致，辛稼轩于东坡而不免稍过，若刘改之则恶道矣。学者不可以不辨。”（《分甘馀话》）
后来，刘熙载的《艺概》指责有人以东坡为变调是大谬，大概说的就是王渔洋吧。其实东坡之归类，实是芝麻小事，王渔洋的“贵有节制”才最为重要。所谓节制，就是含而不发，或不完全发，留有余地。诗文，就贵在留出来的这一小块余地，于是意义纷呈。
渔洋先生贬刘改之“恶首语，让我想起明代王世贞的《艳异编》，其中一则就写到了刘改之，当然没什么好话：“刘过，字改之……在道赋《天仙子》一词，每夜饮旅舍，辄使随直小童歌之。其词曰：‘宿酒醺醺犹自醉，回顾头来三十里。马儿只管去如飞，骑一会，行一会，断送杀人山共水。是则青衫深可喜，不道恩情拆得未。雪迷前路小桥横，住底是，去底是，思量我了思量你。’王世贞按语：其词鄙浅不工，姑以写意而已。”一百多年后的王渔洋语其“恶道”，似意出王世贞语。其实，现在看看刘改之的这一词，颇有曲意，适合民间少男少女间传吟。王世贞大概是怪他抒情没有节制吧。
后来，我读到刘改之的《唐多令》，看上去并没有王士祯、王世贞所说的那么差：“芦叶满汀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