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部散文在较大的时空范围内交替呈现了边地神奇的地理环境、复杂的人文生态和久远的历史回响，缘于此，“新疆想象”的地域性元素才被充分彰显。西部作家无论在事象的叙述、意象的创构方面，还是人物形象的把握方面，都注重西部精神的开掘与西部意识的凝聚，从而使“新疆想象”的形象序列显示了历史的厚度和时代的深度。“新疆想象”的风格诉求又是以“悲”和“力”为基调的，这里的“悲”即由悲壮、悲悯、悲慨形成的悲剧之美;而“力”则是由雄浑、苍凉、豪放融合而成的阳刚之美，这种风格诉求使“新疆想象”在1990年代乃至新世纪，都成为一种显在的“身份”标识。
关键词：西部散文;新疆想象;人文生态;西部精神;美学风格
在当代西部散文的谱系中，“新疆想象”是很早就引起关注的叙事范式，如碧野1961年的散文集《边疆风貌》中就集中展现了新疆的地理人文状况，以及1949年后十多年间边地民众的生活所发生的沧桑巨变，引起了当时文坛的较大反响。新时期以来，随着周涛、刘亮程、赵天益、唐栋、陈漠、红柯、雷茂奎、梁彤瑾、郭从远、沈苇、王族、李娟等新疆本土或寓居新疆的作家的陆续出场，以及张承志、余秋雨、贾平凹、毕淑敏等游历新疆的作家不断介入，“新疆想象”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审美能指，成为1990年代影响较大的叙事范式。应该看到，“新疆想象”无不来自于作家的新疆经验，但从经验到文本是一种想象性的叙事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映象着作家对新疆地理状况、民俗风情、历史文化等表象形态的审美体验，而且表现着西部作家由这些表象形态的审美体验所引发的人生感悟、生命自觉和哲性思考，这就使“新疆想象”可能超越地域性局限而具有普世性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疆想象”既是对地理新疆的一种审美建构，也是对人文新疆的一种文学超越。由于新疆地理人文状况的特殊性，典型的体现着西部的诸多特征，故“新疆想象”构成了观察西部散文的内在机制的一个重要支点。
一散文新疆：从地理环境到人文生态
寓居新疆多年的作家红柯曾这样说过：“新疆对我的改变不仅仅是曲卷的头发和沙哑的嗓音，而是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大漠雄风、马背民族神奇的文化和英雄史诗……新疆的风土又是这样的独特，湖泊与戈壁、玫瑰与戈壁、葡萄园与戈壁、家园与戈壁、青草绿树与戈壁近在咫尺，地狱与天堂相连，没有任何过渡，上帝就这样把它们硬接在一起。”①红柯的这段话真切反映了“内地人”对于新疆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生态的震惊体验，以及由此激活的对于人的生命本身的关怀与体认。诚如红柯所言，新疆的地理环境呈现的是两极的直接相连，那是一种一落千丈、大起大落的骤变，最高的峰岭与最低的盆地，最冷的寒带与最热的山系，最彻底的荒凉与最充裕的富足，都在这165万平方千米的辽阔大地上次第展开，展现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样的奇景绝域为西部作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并内化为他们心中的绚丽“风景”。任何作家对于自然的书写都是基于精神上的移情寄思，这就必然使其将精神诉求投射到自然物，让自然物体现人的本质力量，换句话说，自然物也只有与作家的主体人格精神相印证，才有可能成为审美对象。肖云儒指出，“西部中国荒蛮壮丽的自然景观就是这样激扬着人的情绪，使之深沉、悲壮、阔大……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中对民族振兴的主体精神的渴慕和呼唤，由于在英雄形象中得不到充分的寄寓，而转向对高山、大海、草原、长河、骏马、飞鹰的敬慕与拜谒。于是，充分体现出人格主体精神的大自然，直接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②这段话清楚地阐述了西部作家因何热衷于自然形象的创造，就“新疆想象”而论，其见解无疑是极为恰切的。
新疆对于张承志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其相约来世的地方。在他眼中，所谓新疆，就是灵魂的向往，是高尚的人心，是九死不悔一定要抵达的境界。他无数次行游在新疆的大地上，在那高山峻岭、荒原戈壁、大漠大河之间，寻找并感受着来自大自然的启示，而他从这里的确触摸到某种现代人身上所缺少和失落的东西。新疆的高山峻岭、荒原戈壁、大漠大河早已与张承志的人生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张承志对大自然高度敏感，他以沉着的笔墨尽情展现着大自然的千姿百态和气韵风华，而新疆大地更是以其古拙和苍凉，丰盈和慷慨，生生不息和多姿多彩成为作家永不厌倦的精神场所。新疆游历促发张承志不断以散文的方式创造众多的自然形象，如《凝固火焰》中千万年都保持着熊熊燃烧姿态的不屈的火焰;《辉煌的波马》中地处天山腹心的波马的气象万千和诡谲多变;《圣山难画色》中在峥嵘如吼的群峰间却静若处子的汗腾格里峰;《冰山之父》中将冰冻灼烤当成装扮的色彩，将痛苦灾难看作迅忽的瞬间，严父般注视着“我”的冰山。张承志“新疆想象”中创造的自然形象，常常是叙述者“我”的情感情绪的外化，叙述者“我”强烈的情感情绪借助于自然形象得到了较大程度的释放。自然形象的描述使张承志“新疆想象”的地域症候格外显著，不仅体现了其丰富的精神世界，而且强化了西部散文的自然书写。其他西部作家在散文叙事中同样注重对新疆地理环境的描述，并将其情感情绪贯注于各自发现的自然形象之中，由此形成了他们相似而又相异的“新疆想象”，如周涛、郭从远之于伊犁;李若冰之于塔里木;梁彤瑾之于哈密;陈漠之于塔克拉玛干;红柯之于奎屯;李娟之于阿勒泰……对于西部作家来说，尽管其着力呈现的可能是新疆某个地区的地理环境，但将其放在一起通观，则散文意义上的新疆地理图也就形成了。
新疆虽地处中国西部的边地，却是亚欧大陆的中心，在新疆境内有三条丝绸之路通向亚欧大陆。毋庸置疑，古代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流传到国外去的，所以，历史学家通常将新疆看作是人类文明的融汇之地。世界上最重要的三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希腊文化、印度文化，在新疆形成了大融合，这就使新疆文化呈现出动态的驳杂色彩。多元文化的融合、多民族的汇聚，使新疆的人文意义已大于地理意义。由此而论，呈示新疆的人文生态，展现多民族的民风、民俗、民情，就成为了“新疆想象”不可逾越的言说形态。
散文艺术谭·当代文坛·2015.4论西部散文的新疆想象李若冰的散文集《塔里木书简》以勘探生活的叙说为主体，但极为看重新疆人文生态的呈示，作者有时甚至对人文生态的兴趣超过了勘探生活，如《面向塔里木》中作者就精心营构了达坂城的异域风情。你看那沙尘飞扬的大路前突然出现一顶清真寺的圆塔，高高的淡绿色的两根圆柱，色彩斑斓的牌楼分外耀目。穿过大门洞就到了街区，面店前维族姑娘的穿着打扮引人瞩目，长发瀑布似地披在肩头，上身着白色编花绸衫，腰间系着黑裙子，脚蹬深红色的高跟半统靴子，显得飘洒而又利落;集市上有卖羊肉串、羊杂碎的，有卖葡萄、酸奶的，还有卖西瓜、哈密瓜的;摆摊的几乎全是女人，有回族、汉族和维族姑娘，她们穿着各式花样的连衣裙，腰间结着花围裙，有的留着满头鬈发，有的梳着几十条长辫，差不多头上都裹着红、黄、绿、紫色闪光的纱巾;而录音机里播放的一曲歌咏达坂城的《马车夫之歌》更将这种喧闹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伊犁河流域是游牧民族的聚散地，动荡的生活，艰难的岁月，使游牧民族同马和歌不可分离。郭从远的《爱唱歌的民族》就叙述了哈萨克人“唱着歌儿来到人间，唱着歌儿走进坟墓”的民族习俗。当他们思念亲人，当他们对心上人倾诉衷肠，他们要唱歌;每逢婚嫁喜庆，他们用歌声表达对亲友的祝愿;每当人们遭遇不幸，他们仍用歌声悼念死者，安慰生者;他们是用歌声增强战胜困苦的勇气，用歌声抚慰受伤的心灵;那多情的草原因他们的歌声更加多情，那明亮的篝火因他们的歌声更加明亮。西部作家对新疆的生活有着深度的审美体验，因此“新疆想象”所呈现的民俗风情画卷“是一幅幅流溢着动感和浓郁的民俗色彩的长镜头，是社会风尚、生活习俗、文化传统的凝固再现……如陈年老酒一样，给西部文学带来了醉人的芬芳，成为许多西部作家描写的共同无意识”③。
在“新疆想象”的人文生态的叙事中，除呈示各民族的民风、民俗和民情之外，还交织着那早已逝去的历史回响。从西汉开通丝绸之路，叮当作响的驼队就跋涉在这里的古道上，多少途径西域故地的个体生命，都成为驼铃声中匆匆的过客。远嫁乌孙的西君公主来了，却在戈壁荒滩上埋葬了她对故乡的无尽思念;西去求法的法显和玄奘来了，他们在这里感受着佛光的指引;岑参带着缱绻的诗情来了，唐诗中从此多了边关的雪花;纪晓岚从北京来了，阅微草堂竟容不下他对边地的追念与感慨……站在新疆大地上凝望那荒漠驼队，城堞烽烟，长河落日，垦荒屯边，西游传说，丝路古城，西域故国，不断勾起人们对历史的怀想与设想，悲壮而又苍凉。
张承志《荒芜英雄路》的中心意象是“路”，对“路”的寻找与确认实际上就是对蒙古人创造的那个英雄时代的追问与怀想。在叙述者的反复寻找中，确认了通向蒙古国的一条十米宽的古道，那应该就是成吉思汗走过的远征之路，但这条古道如今已何其荒芜，青草枯干，荆棘遍地，环顾四野天地间是一片死寂。在苍茫暮色中叙述者看到，无论是七世纪以前那壮举般的行军，还是成吉思汗或阿睦尔撒纳;无论是石砌的草原大道，还是几千年来遗下的各式古墓，一切都黯淡地沉灭了。《荒芜英雄路》是张承志散文中历史感分外突出的作品，这历史感犹如那苍茫暮色，将我们淹没其中。李若冰在《和“死亡之海”搏斗》中同样彰显了历史的回响。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自古以来就被人视为“死亡之海”，有多少强悍的骆驼客都丧生沙海。法显及其信徒途径此地，结果其信徒全部丧生，剩下他一人只得改道前行;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率队去楼兰古城考察，随员一个个死去，连骆驼都经受不住干旱的煎熬倒毙瀚海，斯坦因只好逃离“死海”;玄奘历经千难万险取经返程，途径“死亡之海”东行，其《大唐西域记》就记载了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行走时的惶恐感受。李若冰通过法显等人的“死海”经历，映象了人类挑战自然的勇决。对于历史回响的叙述，显示了西部作家“力图从社会文化心理中捕捉历史信息，从集体的无意识中来描绘历史车轮的印痕，将氤氲于大地的淡淡的文化暮霭和矗立于历史轨道上的理念峰峦组构进作品的画面中”④的努力，从而赋予“新疆想象”以某种历史的厚重。
二西部精神：从意象、事象到人物形象
西部散文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地域性现象，有其特殊的题材空间，形象活动空间，生活氛围空间，以及由话语和表现手段形成的艺术空间，同时它还必须具有自己的精神空间。正是由于这种精神空间的存在，将它与其他散文创作区别开来，在这个意义上，西部精神的传达可以说是西部散文的魂魄所系。既然西部精神之于西部散文创作如此重要，因此，应该弄清楚什么是西部精神。“西部精神”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被研究者反复讨论的话题，虽迄今尚未达成共识，但毕竟给我们提供了基本的参照系。吴亮强调“西部精神的历史沿承性和闭锁性特征”⑤;肖云儒则认为“西部精神是历史感与当代性并存，忧患意识与达观精神同在，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既是守成的又是开拓的”⑥;李星提出“生存的自然意识、信仰的宗教意识、自我定位的中心意识与边缘意识、精神上的英雄意识，构成了西部人与西部文学的精神特征”⑦;赵学勇的观点则具有更大的概括性，如其所论，“自古以来，这里烽烟连绵，征战频繁，民族斗争激烈，加之恶劣的自然条件，艰辛的拓荒生涯，构成了种种不同于东南沿海地带的生活方式、社会环境和价值坐标，构成了特有的西部历史、民俗、伦理、道德、宗教、习惯、信仰等文化景观，并且结晶为这里的人民群众剽悍、勇敢、顽强、韧性、豪放、侠义的性格特征。这一切，都成为‘西部文学’的生活矿藏……西部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西部文化与原始人性相结合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总和”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西部精神是由强悍的生命精神、韧性的生活精神、顽强的开拓精神、沉着的自由精神等构成的精神价值总和，它是在西部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的客观背景下，在漫长的历史动荡和文化积淀的过程中，融合着现实的时代精神逐步形成的。”在笔者对于西部精神的内涵阐释中，淡化了诸如保守、闭锁、排外等消极性因子，突出了诸如达观、韧性、侠义等积极性元素。因为所有成熟的文学性写作都有其主导的精神指向，就西部散文创作实践而言，其强调的恰恰是西部精神的积极性元素，而非消极性因子。“新疆想象”作为西部散文的一种叙事范式，势必要关注西部精神，使其彰显西部散文特有的气质与风骨。
“意象”是一切文学作品形成美感和意义的重要构成元素，对于散文创作也不例外，如古代的庄子、现代的何其芳、当代的余光中等作家的散文作品就创造了丰富的意象，他们组合建构意象的能力不在诗人之下。陈剑晖指出，“现代的散文要从一览无余的抒情到节制的抒写，从直白说明到间接呈现，从模仿现实到超越现实，就必须重视对散文意象的组构创造。”⑨澄清了这个理论疑惑，也就明白西部作家在“新疆想象”中创造意象是顺应了当代散文的发展潮流，提升了西部散文的审美品格。意象的本质特征是哲理性，艾略特曾言，“最真的哲学是最伟大的诗人之最好的素材;诗人最后的地位必须由他诗中所表现的哲学以及表现的程度如何来评定。”⑩艾略特的论断不啻给我们提出了评价西部散文的标准，即西部散文质量的高低，取决于西部作家所创造的意象，而西部作家所创造的意象的质量，则取决于其在文中所表现的西部精神以及程度如何。
在“新疆想象”中，多是由作家对新疆地理人文环境的体验而生发的意象，常见的有动物意象、植物意象、山体意象、戈壁意象、草原意象、沙漠意象、河流意象、太阳意象、大地意象等。周涛在《巩乃斯的马》中就创造了充分体现西部精神的“马意象”。在周涛看来，马奔放有力而不让人畏惧，毫无凶暴之相，它优美柔顺却不任人随意欺凌，并不懦弱。马是进取精神的象征，是崇高感情的化身，是力与美的巧妙结合。马能给人以勇气，给人以幻想，给了“我”一个多么完整的世界，使“我”感受到生活不朽的壮美和那潜藏在人们心里的共同忧郁。在周涛创造的“马意象”中，酣畅淋漓地展现了西部精神的核心元素强悍的生命精神和沉着的自由精神，作者精心营构的“巩乃斯草原夏日迅疾猛烈的暴雨”中群马奔腾的场面，更是将这种西部精神推向了极致。陈漠在散文集《谁也活不过一棵树》中创造了众多意蕴深远的动物意象和植物意象，但相比较而言，其创造的植物意象更动人，也更催人沉思，如《大风吹不老胡杨林》中的“胡杨意象”。与其说陈漠在这里写的是胡杨，还不如说写的是西部人，在西部偏远地区有许多人就像胡杨，他们一生就这样在艰难困苦中无怨无悔地活着、过着，不管是“风吹、沙打、日晒”，都不能摧毁他们生存的意志，也不能消磨掉他们生活的希望，尽管对他们来说，生活是无比艰难的。不难看出，这个“胡杨意象”中始终流动着一种西部精神韧性的生活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我们震动。
“事象”是从散文的叙事意义上来讲的，散文中的事象主要是指故事、事件和民俗。散文当然不像小说那样注重故事的完整性，也不必详细叙述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等全过程，它可以对故事或事件进行极简要的叙述，但无论是对故事的叙述，还是对事件的叙述，叙述者都必须清晰呈现自己的“声音”，具体到“新疆想象”，就是说西部作家在其叙述的故事或事件中蕴存着某种西部精神，而这是其叙述的核体。陈漠的散文《一个人和一条河》讲述了一个维吾尔名字叫艾河买江的汉族人的故事。这篇散文给人的突出印象是没有中心事件，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而只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从容追述了“我”的生命历程，但细加品读，则不能不被叙事中充分张扬的西部精神所震撼。首先是强悍的生命精神。主人公置身于戈壁荒滩，缺少食物来源，没有劳动工具，只能像原始人一样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竟持续了十年之久，如叙述者所言，“在这片野生原始胡杨林里生活，没有过人的意志和精力是难以活下去的”。其次是韧性的生活精神。主人公在极端简陋的条件下活着，却从未丧失生活的信心，而且是“越活越好，越活越有信心”，他能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孤独，与野生动物和睦共处，没有韧性的生活精神，这一切都是难以想象的。另一个体现生活精神的显例就是年轻的妻子抛弃了他，他虽然很悲伤，但还是不忘旧恩，仍和岳父一家人毫无怨言地共同生活。最后是顽强的开拓精神。主人公在戈壁荒滩上搭建了自己的“地窝子”（家），在认识吐木尔江之后就在沙丘上尝试开荒，试种了玉米和小麦，还学会了养羊、养马，通过拓荒“使我的生活基础日益厚实起来”。
散文是以人的生活为中心线索展开叙事的，所以说散文写人乃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散文不可能像小说那样通过丰富生动的情节和浓墨重彩的叙事来塑造人物形象，而只能依靠事件的片段或细节的选择来突出人物性格的某些侧面，在寥寥数笔之间取得形象化、概括化和抒情写意的艺术效果。可见，散文写人是相当有难度的，好在很多散文作家都能从小说创作实践中汲取经验，并将其真情实感熔铸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之中，从而大大丰富了散文写人的可能性。需要说明的是，在“新疆想象”所创造的形象序列中，尽管人物形象与事象的关系较为紧密，也都体现着鲜明的西部精神，但其侧重点有所不同。事象的侧重点在于彰显故事、事件或民俗本身所蕴含的西部精神，并不太关注人物形象的刻画，如《一个人与一条河》就是这样。而人物形象的刻画，其侧重点往往在于作家对人物性格的把握，即通过人物性格的刻画以显示西部精神的存在，这可能要涉及到故事的叙述，但叙述故事却是为了更好地刻画人物性格。正因为事象与人物形象在西部精神的传达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故笔者分别对其进行阐述。
周涛的散文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尤以军人形象引人注目，但周涛并不是将他们置于血与火的战场上，而是置于生产建设或是军人的日常生活中，注重刻画人物性格并从人物性格中折射西部精神。在《沙场秋点兵》中，周涛既塑造了军人的群体形象，也有重点地塑造了军人的个体形象，如战区司令员。红柯在《天才之境》中塑造了“这一个”李白形象，“诗人的激情犹如沙漠中心窜出的一股狂风，横扫中原，给诗坛注入一种西域胡人的剽悍与骄横。匡庐的飞瀑，雄奇的蜀道，浩荡的江水，一下子生动起来;在中原人最为醉心的空灵中，增添了一种使人惊骇万丈的力度。”李白为什么在盛唐群雄并起的诗坛能够力压群雄？红柯认为，这是因为李白真正与西部融为一体了，其性格充分张扬着西部精神。李白张扬的这种西部精神，首先是强悍的生命精神，这种生命精神不掺杂任何的世俗功名色彩，其生命处于某种最原始最本真的状态。其次是酣畅的自由精神，李白的笑傲权贵、一掷千金、仗剑走天下无不是自由精神的体现，而其在诗歌创作中横绝古今的抒情又何尝不是自由精神的高度体现。最后是旺盛的开拓精神，李白的性格也映象着唐王朝特有的开拓雄心，而又超过了那个政治集团，“他把王朝最有生机的部分，与中亚胡人的气魄成功地焊接在一起，从而成为盛唐之音中最绝妙最精彩的篇章……诗人李白的足迹比唐朝将军们的战马更遥远。”
三美学气象：以“悲”和“力”为基调的风格形态
“一股悲壮、沉郁之气流贯在西部文学的许多作品之中。这种悲壮、沉郁之气和对人民母体、大地山川的崇高感的把握相交融，相辉映，形成一种悲剧氛围。这种悲剧美是西部文学阳刚美学风貌的又一表现。”肖云儒在这里确认了西部作家所极力营构的美学气象，即由悲剧精神所触发的风格诉求悲剧美。悲剧美被西方美学看作是“崇高”范畴中的主流，悲剧精神基于“人作为有限存在物”这个事实，然而文学中的悲剧美体现在作家虽然体认到人的有限性却充满了悲情的抗争精神。悲剧美是一种能牵动魂魄的美，是一种体现于“存在实践”维度的最动人的美。悲剧美作为西部文学共同的美学追求，深度影响了西部散文的风格诉求，终于形成了以“悲”和“力”为基调的风格形态。这里的“悲”是由悲壮、悲悯、悲慨融合而成的悲剧美，而“力”则是由雄浑、苍凉、豪放组构而成的阳刚美。
悲剧精神何以会成为西部作家的重要精神结构，可从西部人的生存环境、命运流变和文化心理等层面进行追溯。西部恶劣的自然生态，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永远处于与大自然苦不堪言的奋争中，而农牧资源的匮乏，又常常使人与大自然的悲剧性关系转化为人与人、部落与部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争斗，转化为悲剧性的社会冲突与征战。艰苦的生存环境，游移的部落群体以及各民族的迁徙和征战，不但使西部的本土人在人生道路上要经历更多的动荡、曲折和坎坷，而且，西部的艰苦也使得这里自古就成为贬谪与流放的地方;成为走投无路者企望绝处逢生的地方;成为生活无着者孤注一掷的地方。于是，一种历史性的现象就出现了，这就是悲剧人物向西部聚集;悲剧情绪向西部流动，不断强化着西部的悲剧氛围。西部为落日之地，置身于辽远、苍茫、浩大的西部大地上的作家，怎能不由此触发其对历史、人生的悲剧性思考，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也许是形容那种悲剧性心理体验的最恰切的诗句了。神话故事中的西部人同样是悲剧性的人物形象，如《太平御览》中所载的茄丰、《夸父逐日》中的夸父，按荣格的原型理论来看，他们都是体现西部人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传说轩辕黄帝的臣子茄丰曾被流放到玉门关以西，他是怀着强烈的原罪感到西部寻求归宿的流亡者，他的后裔被称为“扶伏民”（躬腰行走的人）。夸父从未放弃追日，但又永远追不上日，最终力竭而亡。茄丰和夸父的原型表现了西部人相反的两种文化心理，前者呈现了历史上各类政治犯、刑事犯、贬谪者的原罪心理和流亡意识;后者再现了西部探索者、求生者、冒险者的进取精神和创业雄心。这两种文化心理的流动、对话和冲突，构成了西部人集体无意识中的悲剧底色。西部散文作为西部文学不可或缺的分支，表现悲剧美自不待言，而“新疆想象”同样会在叙事中表现悲剧美，而且由于新疆更典型地体现着西部的诸多特征，悲剧美在“新疆想象”中往往表现得更为显著。
“新疆想象”的悲剧美表现出对“悲壮”风格的执着。悲壮风格体现着人类精神结构中最真挚的美，这种风格的生成，基于作家明知自身或作品人物正处于某种悲剧情境确能张扬人格尊严，捍卫人生信念，并积极抗争悲剧命运。悲壮风格的散文自有一种非凡的气势，其措辞也惊世骇俗，从而凸显出作家精神人格的高洁与超俗。悲壮风格因为悲而能壮，故常常与“雄浑”风格相互融合，即在“悲”之外显示“力”的存在。周涛的散文就显示了悲壮与雄浑相融合的风格趋势，这在《巩乃斯的马》中表现得极为真切。叙述者讲述了自身的悲剧处境，那是1970年，“我”被派往一个农场接受“再教育”，第一次触摸到了冷酷、丑恶、冰凉的生活实体，不正常的政治气候像潮闷险恶的黑云压在人的心头，超量的体力劳动并不能打击“我”对生活的热爱，但精神上的压抑却有可能摧毁“我”的信念。叙述者在这种悲剧情境中并没有消沉，更没有绝望，他从奔腾不息的巩乃斯马群中看到了自由的存在，听到了人格精神的召唤。在这篇散文中，周涛所运用的话语系统彰显了别具一格的基调，如对“巩乃斯草原夏日迅疾猛烈的暴雨中群马奔腾的场面”的抒写，通过“暴雨的吆打”“最壮阔的马群奔跑”“低沉的怒雷”“倏忽消逝的闪电”“山洪奔泻似的汇聚”等短语的组合，使人深切感受到悲壮与雄浑风格的真实存在，这是一种力量的汇聚，是西部大地上奏出的雄壮有力的鼓声，足以横扫萦绕在人心头的阴霾，激励人们去创造明天。
“人作为有限存在物”的哲学性体认是“悲悯”风格得以形成的直接动因。悲悯是作家对于人类悲剧性存在的一种独特的心灵感受和精神把握，是个体在对群体命运的思考和感受基础上生发的崇高情感，其价值意义在于对人类苦难和悲痛的担当与救赎。西部作家在他们的散文叙事中常常注入那种悲剧性的人生体验，不仅对一切道德高尚、心地善良而命运多舛的人物充满了同情，而且即使面对那些心灵卑琐、行为恶劣的小人，甚至那些飞禽走兽也同样充满了悲悯情怀。“他们看到了所有人所面临的共同苦难，对人类由于人性缺陷而遭致的灾难报以同情和怜悯，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暴露出真相，目的在于使人能够警醒”。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以悲悯风格的抒写引人注目，在作者所创构的“黄沙梁”这个村庄世界，一切生命体都被尊重，像冯四那样无所作为的人，那些家禽、家畜，乃至不知名的小虫子的生命历程都被作者耐心地叙述，因为作者早已经参透自己和这些卑微生命并无实质性的差异，都是一种极局限的存在。悲悯风格的抒写因为是对有限人生的一种宏观性透视与把握，所以能够高屋建瓴，使叙事显得举重若轻而充满诗的意味。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悲悯风格的抒写是对人生的宏观性透视与把握，而常常与“苍凉”风格形成某种交融，这种交融既显示着“悲悯”所具有的情感的通透，也呈现了“苍凉”所具有的视域的阔大，进而取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的审美效果。
“悲慨”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例如屈原、曹操、鲍照等人的诗作就体现了悲慨风格，他们或抒写英雄末路、信念失落之悲;或叙说人生短暂、生命无常之痛，志深笔长而气盛情悲。相对于“悲壮”和“悲悯”，悲慨风格的散文更注重从悲剧性情境生发出能够使人震动的人生、历史或文化的浩叹，引领读者重新思考人生、历史或文化，突出了审美进程中由痛感转化为崇高的道德感的可能性。悲慨风格在张承志的散文中有坚实的存在，理想主义者张承志在“单向度”的现代工业化社会，尝试提供另一种不同于历史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价值标准，但“大道日丧”的社会现实，使其深感自身的乏力，因此在他的散文中总有一种悲凉与悲愤相交织的浩叹，这在《荒芜英雄路》中表现得最为具象。红柯的短文《骑手的墓园》表现了与《荒芜英雄路》相似的悲慨：英雄时代消失了，留给我们的只是忧伤而绝望的回忆。虽然都是悲慨风格，张承志与红柯却表现出相似中的差异：张承志悲慨而苍凉，红柯则悲慨而豪放。这不仅是由于两人的个性不同，也是因为两人对新疆的感受不同。
四结语
“新疆想象”是西部散文中极具代表性的叙事范式，众多的西部作家以他们风格各异的叙事共同为我们构筑了“这一个”散文意义上的新疆。在“新疆想象”这种叙事范式的具体运用中，西部作家注重对新疆地域文化的多维观察与深度把握，从地理环境到人文生态都有全方位的展现，并在这种展现中形成了将客体主体化和将主体客体化的双向流动，从而使新疆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与西部作家的情感运动和审美感知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新疆由于典型地体现着西部的诸多特征，所以西部作家无论是在意象的创构、事象的叙述，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都往往能更自然、更确切地表现西部精神。新疆作为中国的边陲之地，呈现着动人心魄的壮美，而“新疆想象”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壮美，更有超越地域的普世性的价值意义，诚如周涛所说，“边陲是永恒的……它的土地，它的人，总是在时髦的漩涡之外提供某种不同的存在。”周涛不啻道出了“新疆想象”的价值指向。
注释：
①红柯：《我与〈西去的骑手〉》，参见《敬畏苍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5-326页。
②④肖云儒：《中国西部文学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7页，第212页，第229页。
③丁帆主编《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⑤吴亮：《什么是西部精神》，《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3期。
⑥肖云儒：《关于中国西部精神》，《中国西部文学》1986年第3期。
⑦李星：《西部精神与西部文学》，《唐都学刊》2004年第6期。
⑧赵学勇等：《新文学与乡土中国》，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⑨陈剑晖：《诗性散文》，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
⑩叶廷芳：《现代艺术的探险者》，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页。
陈漠：《一个人和一条河》，参见《风吹城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红柯：《天才之境》，参见《敬畏苍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7-8页。
摩罗：《不灭的火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页。
钟嵘著，徐达译注《诗品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页。
周涛：《周涛散文》第1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