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权力和资本正密切媾和，而且正走向极端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不但财富在走向两极化，而且社会文化的话语资源也为权力和资本所垄断。借助权力所形成的资本具有较之于自由资本主义更加强烈的、更加广泛的垄断性。资本的垄断造就了一种消费文化的繁荣。大量的剩余资本被投向了消费性的文化事业。豪华的歌剧院、宽广华丽的广场、肉感而时髦的模特、幽暗而暧昧的洗头房。一切都是如此的奢华，一切都是如此的精致，一切都是如此的肉感。资本造就的消费文化被影视、网络等现代化的媒体发散向了四面八方。
在权力资本的时代，一切都是消费对象，包括人类的情感的乌托邦——爱情，也包括人类精神的乌托邦——文学艺术（包括小说）。这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就已经发现了的。我在这里将要讨论的是小说这种话语形式中的爱情，以及小说这种叙事中的爱情作为消费时代的投影所表现出的若干症候。
一、色情狂：欲望沉沦中的迷乱
浪漫主义的爱情历来是把身体和欲望掩盖在情感的外衣之下的，但消费时代却撕扯掉了爱情的外衣，而直接进行身体的消费。
叶兆言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中的蔡学民（老四）与后来的妻子阿妍就在知青下放的码头相见，女主人公的身体在一瞥之下，就成为了老四终身萦绕的爱情信念。身体的磁性造就了整个故事。这部小说所书写的就是人的本能欲望无限的滋长和宣泄。正如作品的主人公老四所体悟到的，放纵的欲望是顽固的，“放纵是人的一种本能，放纵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乐趣”。这个欲望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它非常直白地抵向了性欲。男人与女人的相遇，唯一的理由就是性的吸引；男人与女人的交往就是性爱的前戏。无论情天还是恨海都是由这本质所翻出的不同色彩而已。因此，这部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老四——蔡学民的放纵的性史，在知青点与谢静文，在结婚后与阿妍，在当了饭店老板后与长得性感的放荡的琴，与那个长得很丑的丁香，与天真无知的少女小鱼，与小鱼那泼辣而又傻里傻气的母亲，与饭店里的每一个女人发生性爱关系。这样的放纵完全是本能的，它不考虑对象的美丑，不考虑社会道德的约束，不考虑地点和时间。它也不把性欲作为生殖的途径，因为表面老四固执地认为与其他女人的生育是妻子阿妍无法接受的，是为了不影响他对于阿妍的爱情，其实质仍然是蔑视传统的性欲的传宗接代目的，把快乐作为性欲的惟一原则。因此，本文中老四的本能，是完全超越性的。而且，创作主体还赋予了这样的超越性以及优越性。在第一人称“我”——老四的讲述中，似乎性欲的随时满足是最大的人性。
这样的身体叙述当然是男性的。不但作品的第一人称男性——老四的叙述立场决定了这部小说的男性化叙述的特征。而作品在两性关系上也在处处张扬男性的权力。老四不定地用老道的眼光审视着他所见到的每一个女人，琢磨着她们的身体和她们的心理，或引诱或威逼，想方设法地使她们成为自己的猎物。作品有的时候也插入他叙，以呈露女性的心理。在老四的眼中，女人们是易被引诱的，或者说她们在等待着引诱，更有甚者她们有的就是引诱者。所以，老四的“女人们”不是一个个送上门来的奉献，如谢静文和小鱼的母亲，就是追逐之下的猎物。而这个“我”则“仿佛一头走进玉米地的狗熊，见玉米棒子就掰，走一路掰一路”。由着这个“我”随意地品评着她们的容貌和身体。一个美妙的场面是：“我既然喜欢她们，也能让她们喜欢我。我们好得就跟一家人一样，我们像一家人那样生活在一起。”在这个男性主宰下的“大观园”中，围绕着皇帝般的老四，女人们众星捧月，用她们的性滋润和丰富着他的人生体验。所以，在这部小说中，所宣泄的本能尽管有的时候有女人的，但自始至终却是男人的。
凸显情欲的还有阎连科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花城》2005年1期）。这部小说的基本情境设置非常类似于八十年代中期王安忆的《小城之恋》。一座封闭的住宅内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性爱。性爱是由权力执行的，性无能的师长去北京开会，于是师长的夫人刘莲就利用自己的权力强迫勤务兵吴大旺满足自己的性欲，而勤务兵则在刘莲的一个个小诡计之下充分显示了自己身体的旺盛的精力。在本文中权力与情欲之间构成了一对张力，是相互激发的力量。吴大旺的底层的愤怒使他试图用虐恋来报复刘莲，而这种报复又恰恰正满足了刘莲的情欲。在整个作品中，情欲与情欲的宣泄成为最重要的故事主体。
在这二部小说的性爱叙述中，身体所遵循的是唯乐的原则。正像《像卫慧一样疯狂》的作者卫慧在写到性快感时所说的：“那一刻除了快乐就是快乐，所谓的幸福不也就是对痛苦烦恼的遗忘？”“趁我还年少时的激情，我愿意！”这种快感的直接认同与那种将“性”当做反抗压抑、反抗绝望的手段的方式表面相反，而实际相同，他们的结果都是快感的失控。他/她们“将易于迷乱的、官能症的、舞蹈病的、失控的、颤栗的东西当成了美感”①。这部小说很像一部“反爱情”的生活写真！爱情，在这里成为无处容身的流浪汉！当男人遭遇欲望的急流时，当然不会懂得选择遵守誓言的贞洁；当女人被孤独围困时，偏离方向就是命运必然的安排。
但是，尽管这二部小说具有明显的欲望化的特征，但是无一例外的是，这二部小说在叙述情欲的同时，也设置了与之相反的力量，试图对欲望和身体进行超越。
《我们的心多么顽固》通过叙述者的自我反省的叙述，设置了一个与情欲相对立的自我抑制的冲动。但尽管自我克制的愿望非常的强烈，克制的效果却一直处于欲望行为的冲击之下，显得可有可无。作者也许是感觉到这种克制哲学的苍白，所以叙述者在发现了自己得了性病之后，就慢慢地开始在叙述中赋予这种所谓的克制以实质性内涵，这就是情感。叶兆言的叙述的巧妙之处在于，虽然放纵与克制关系的哲学在本文的后半部出现的时候显得突兀，但还是很容易与前文勾连起来——老四与阿妍的具有十足的肉体吸引意味的一见钟情；老四在乡下的革命烈士的供桌上与谢静文享受放纵乐趣的时候，对未婚妻的念念不忘；以及当他做了饭店老板正不断利用自己的权力去猎取异性身体的时候，对婚姻依然不肯放弃自己，依然在内心将他的爱人阿妍排名“第一”。克制很可能就是来自于这样的深层的情感的植入。这很显然有点儿“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味道。这就是，除了欲望的顽固之外，还有我们的情感，它历经磨难，生活的苦难，身体的背叛，意外的伤害，都无法动摇情感的依恋。正因为“我们”的情感是如此的顽固，当历经沧桑之后，我们还能白头偕老，就能使这个故事显得无比的纯情。
而《为人民服务》对于情欲的超越则来自作者（叙述中的旁观者）所设置的基本的逻辑预设——情欲也能产生爱情。师长夫人刘莲与勤务兵吴大旺之间在一次次满足的情欲之后，终于彼此以“夫妻”相称，并产生依依不舍的情愫。
在这样的超越中，《为人民服务》企图制造一种圣洁，但最终却无法实现。因为太过于现实化的琐碎的事情，琐碎的生活目标，将玄思的企图牢牢地钉在了世俗中。因此，作品所叙述的故事自始至终都是一场实实在在通奸事故。《我们的心多么顽固》的超越如前所述要成功得多。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掩饰《我们的心多么顽固》、《为人民服务》中形而下的赤裸裸的诱惑和形而上的抽象的道德提升之间的矛盾。而这正是创作主体所要给予读者的感受。这样的悖论是存在的，但是却被审美的雾霭所笼罩着——叶兆言、阎连科那种略带感伤和顽皮色彩的叙述，虽然匆匆但仍不乏细腻的语体——使这样的悖论在本文中显得就不那么重要了，换句话说，审美的艺术使这样的悖论获得了很好的软着陆，尽管其中的缝隙依然是存在的。老四们在肉体的极端的颓废之后，要回到精神上、美学上来，回到形而上学的精神的自慰上来。最好是抽空听听音乐、写写小说，这样才能给赤裸裸的生活主题、欲望主题一点情调。这和当年贾平凹在《废都》中将一个性糜烂者写成一个高贵无比的“作家”、张抗抗在《情爱画廊》中将一个只知道有性的人写成“画家”同出一辙。给性嗜者一个高贵的身份，为他/她们涂上精神的釉彩，以掩盖赤裸裸的性爱主题。
二、躁狂症：情爱失守中的歇斯底里
精神医学上狂躁症的典型症状是对他人，对自己，尤其是对亲人充满了怀疑，精神极度的忧郁，失望和狂躁不安。当下的爱情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症状。
青春作家孙睿凭借着长篇小说《草样年华》走上文坛。小说以操起京味语言作为武器，在一个个令人捧腹的幽默片段中，表达的却是一个大学生的压抑、愤怒与迷茫。作品中对当代大学生活和教育制度的批判也因为这样刻薄的语言而尤其显得有力。作品虽然是以主人公邱飞和周舟令人伤感的爱情作为主线，但却是以其对大学生活贴切、幽默的描写和讽刺赢得了读者的共鸣。这部小说的续篇《草样年华Ⅱ》（《收获》长篇小说专号2005年秋冬卷）则叙述的是一个三角恋爱故事，讲述大学毕业工作不久即已失业的邱飞与前任女友周舟和现任女友乔巧之间的爱情纠葛。当然主导的线索仍然是邱飞与周舟的爱情，但是这样的爱情因为乔巧兄妹的介入，而形成了太多的误会和误解。虽然其中的主人公邱飞对周舟一片痴情，但太多的旁骛和心不在焉的举动，最终导致了爱人周舟不得不伤心地远赴法国，并义无返顾地斩断两人的情思。一方面是天荒地老痴心不改的爱情，另一方面是心不在焉的旁骛，无论是邱飞还是周舟都无法经受住太多的都市情爱与情欲的诱惑。由于情感和身体的忠诚度极低，所以主人公之间充满了不信任，也导致了他们/她们之间大量的误会和误解的存在，并最终导致了相爱的人劳燕分飞。作品的带有第一人称性质的叙述，更使作品带有了精神宣泄的意味（尽管没有达到郁达夫的地步）。
躁狂症症状的典型文本是王海令鸟的长篇小说《中国式离婚》（北京出版社2004年）。小说设置了相互交叉两条线索：一条讲述的是外科医生宋建平和小学教师林小枫因他们的邻居也是宋建平的同事肖莉的介入所形成的误会，以及这种“或许有”的误会所形成的无尽的怀疑、跟踪、相互的折磨。妻子为了丈夫辞去工作甘当家庭主妇，以求夫贵妇荣；然而她总是怀疑丈夫在外面有女人，于是在一系列的“误会”中，夫妻两人从吵到闹，从闹到打，家庭最终走向破裂。女主角林小枫被塑造得极其刻薄、多疑，是个性格“残疾人”，有心理疾病。过多的“误会”和“巧合”，使故事情节对于人物来说显得极端的残忍，甚至显得关系变态。就如作家王海令鸟所说的：“制造误会的作用是强化最终‘解释都解释不清’的结果，如果事前不做铺垫，肯定达不到矛盾集中爆发的效果。至于人物关系及性格，我认为从生活中来，就要有面对生活的勇气，没有力度和棱角的作品只能是一杯白开水。”②另一个副线索是宋建平的同事刘东北和娟子之间的感情纠葛。两线索的累加，于是便具有了一个关涉婚姻的普泛的失望感。
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林小枫性格的病态，与张爱玲小说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倒有着几分的相似。这也使得小说具有反思女性人格的意义。但是，从女性的角度来看，林小枫又赢得了极大的同情。在一个欲望泛滥的时代，有太多的诱惑在等待着男人，虽然有婚姻的契约的保证，但男人的背叛无所不在——心的背叛，身的背叛，身心的背叛；而女人为了保卫自己的男人，那可能的最后的领地，最后走向了变态。《中国式离婚》探访的是中国人的婚姻状态，讲述的似乎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婚姻问题，但实际所要探讨的是消费社会中女性的心态和人生问题。在这样的社会中，通过爱情所建立起来的婚姻家庭正走向分崩离析，婚姻生活的不和谐、不宽容、不理性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伤害与疼痛，引发婚姻中的男女所应该具有的容忍、信任与责任的崩溃。也许消费诱惑的存在不是男人的错，但消费社会却本然地属于男性；而女性只能面对着气势汹汹的消费诱惑被动的反抗，保卫，以至反抗和保卫不成而走向变态。《中国式离婚》实际上讲述的是对于背叛的刻骨铭心的恐惧感，以及由这种恐惧感所引发的精神错乱。
与小说《中国式离婚》对于消费社会的被动式反抗有所不同，张抗抗的长篇小说《作女》（华艺出版社2002年版）中的女性面对着消费社会却采用了男性的姿态，一种主动投入的姿态。
这里叙述了一组都市中的女性。小说的中心人物是都市美女陈卓尔。她最大的能事是不断地“作”男人。从大学同学，到酒店老板，到珠宝富商，她生活在这些男人中间，或是妻子、情人，或是同事、朋友。在卓尔眼里，生活是一部精彩的传奇，她的理想就是当这部传奇的女主角，随时随地把生活场景变成个性的战场，随时随地发挥想象力创造力。日常生活对一般人来说是磨难，但卓尔却把它变成了享受，她可以随时随地地扯住生活的任何一角，生出无限乐趣，因此她不断地因为季节和心情而改换发型，改换家具的位置，改变工作，从总编室到研究室，从西藏记者站到云南记者站。小说的另外一个“作女”是陈卓尔的大学同学丁丁。这是一个靓丽而又放荡不羁的女人。她闯荡南方，结果欠了一身的债，闹着要自杀。这两个“作着”的女子，在意态上是自己主动的对于男性世界的叛离，但根底上却是出于对男性社会的不信任，这一点可以从另一个作女桃子的身上获得映证。桃子从实用主义出发不断地更换男朋友。一个太过于实际的女孩子，因为太过于俗，所以获得的只是肉体的满足和伤害，却没有爱情，也没有尊严。这样的映证在第四个“作女”小学教师马秀秀身上表现得更为充分。这个东北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里最美丽的女人，因为丈夫小胡子（县机关办公室主任）对自己不忠，而彻底与他断绝了关系。她的慷慨、大度，以及后来对于落魄中的小胡子的义无返顾的拒绝，都反衬出她的极度的不信任。
耐人寻味的是这部女性戏中的男性人物。刘博、老乔、郑达磊和小胡子这些男性无一例外的都是都市女性的陪衬人物。被不断折腾的刘博，老实巴交的老乔，通情达理的郑达磊，以及可怜兮兮的小胡子，他们虽然在有的时候在充当着伤害者的角色，如刘博对卓尔的婚内强奸，小胡子对桃子的背弃，但到头来都充当着真诚者的角色。是女人自己的“作”才导致了与男人之间的擦肩而过，导致了她们自己的无所着落。由此，我们似乎感觉到，消费的都市在为女人提供了“作”的舞台的同时，也使她们不自觉地充当了消费的牺牲品——“被作”。以桃子为核心的两组性爱关系（桃子、马秀秀与小胡子，以及桃子、卓尔与郑达磊）正是都市消费性情爱的写照。桃子的被包养，卓尔的被婚内强奸，卓尔与郑达磊的一夜情，都市女性的生存百态，危机四伏。她们虽然想通过“作”来突破传统的“围城”，但逃不掉的是现代都市的围困，“作”自然就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歇斯底里的舞蹈。
孙睿的《草样年华Ⅱ》、王海令鸟的《中国式离婚》和张抗抗的《作女》的立场是不尽相同的。《草样年华Ⅱ》有着男性的自负和失落，《中国式离婚》所表达的是女性认识危机后的歇斯底里式的自卫失当，而《作女》则表现的是女性冲撞社会后的失败。但，当男人在消费诱惑中身心出轨的时候，女人也可以有同样的选择。或者面对消费的诱惑而被动或主动以自己的身体投入，前者如林小枫后者如桃子，企图通过身体的投入获得尊严；或者主动反抗世俗，以“作”冲破日常对女人身体和生命的消耗；或者以与男性拒绝合作的态度，赢得自己的自尊，但很显然无论是《中国式离婚》还是《作女》女人们的冲击都是悲剧性的。因为无论她们采取怎样的姿态，都无法逃脱被消费的命运。
三、白日梦：过往场景中的情感自慰
在消费社会中，爱情似乎已经成为稀有金属，似乎不是简单的欲望的交媾，就是商业化的交易，于是纯真自然的爱情只能在白日梦中才能达成。于是，我们看到纯真的情感很多被赋予了过去时态的故事之中。
在2006年的小说中，将过去时代的爱情表现得最为惊心动魄的应该是余华的小说《兄弟（上）》中的宋凡平和李兰的爱情。那种虽没有风花雪月，却至死不渝的情感，因为危难中的相濡以沫而显得感人至深。再一个写得很纯情的长篇小说是徐贵祥《历史的天空》。小说中的主人公姜大牙和他的女政委欧阳之间的恋爱，纯朴而深情。但因为这两部并不是爱情小说，所以我也就仅仅提及，而不作深入的考察了。
带有爱情梦幻性质的刘建东的长篇小说《十八拍》（《收获》长篇小说专号2005年秋冬卷）。这是一部情节比较复杂的故事，它的背景被放置在很久远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小说是由三个三角恋爱故事所构成的：师傅董家杰与徒弟黄彩如相爱着，但另外一个徒弟路红娟、房东的女儿王英侠也都爱着他；他们的好友伍东风却也爱着黄彩如。于是这两男三女之间展开了爱情的角逐。同样书写青春记忆的是都梁的长篇小说《血色浪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这部小说在叙述爱情的时候带有更加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没有炮火的年代，一代人的青春挥洒在武斗与呐喊声中，这是他们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的浪漫在血色昏黄中弥漫成昨日的记忆，我们在他们的故事中心随波动。少年时代的情爱如天空一样的蔚蓝，如鲜花一样的灿烂。
但这两部小说都不约而同地设置了过去与现在两个时段，把美好和纯情都放置在过去的时段里来演述。这不能不使纯情故事成为一种记忆。而当下时段里的故事则往往成为过去时段的对比和反衬。《十八拍》中，就在董家杰和黄彩如爱情之花即将开放的时候，意外却出现了，伍东风成了救火英雄，而黄彩如却在组织的动员之下嫁给他；失落之下的董家杰与路红娟恋爱，然而却因为打架被关进了监狱，当他出狱后路红娟已经另有所爱，于是他只好与王英侠结婚。但这个故事的重心却不再叙述这个多角恋爱的纠葛，而在于讲述这种种错位之后，董家杰、伍东风、王英侠、黄彩如在命运拨弄之下的精神痛苦。董家杰在爱情失落之后以酒进行自我麻醉，在梦幻的空中楼阁中沉醉；伍东风因为身体的残疾造成了极度的自卑心理，而这种自卑给他所爱的路红娟带来了无尽的伤害；而路红娟最为悲惨，因为错失所爱的人而内心充满了自我谴责，而所嫁的人却因为丑陋的面容而无法行夫妻之实，最终不得不嫁给一个淫荡的浪荡子，直至最后意外被杀。意外的命运变迁造成了爱情之花的彻底凋落。
小说在人物的品格塑造方面有着脸谱化的特点，人物的品格善恶好坏分明：路红娟是彻底的宽容和不幸，伍东风是极度的自卑，王英侠是无边的爱，而路红娟则是淫荡。显然，小说是要表达某种带有传统色彩的情爱观念的，甚至试图通过人物命运的极度悲惨来炫耀这种观念。但是这部小说没有能够实现对这种观念的人生或人性意义上的抽象，它只能给人以悲惨的感受，却无法达到叶兆言《我们的心如此顽固》和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那种具有超越性的感动。太多的俗常纠葛，和太过于传统的人格展现，使它的意义被牢牢地钉在世俗的地面上。由于这部小说叙述的世俗化特点，使得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命运悲剧自始至终充当着梦幻戳穿者的角色。
《血色浪漫》的回忆性叙述方法，也造成了整个作品的感伤性氛围。青春不过是一场绽放到极致却结束得太仓促的事，钟跃民、袁军、张海洋、李奎勇……文革以前，他们只是一群普普通通的中学生，文革开始了，他们的命运也随之改变：有的做了摊贩，有的成为官僚，但也有的成为了杀人犯。消费时代对于爱情的冲击显得触目惊心，消费社会太具有诱惑性了，钟跃民与何眉之间的肉体苟合，钟跃民与秦岭之间的性爱，都让人们感受到：理想主义的爱情乌托邦正遭遇着消费时代的情欲泛滥。但小说很显然不愿意看到过去时代的友谊和爱情被金钱、权力和消费价值观所葬送，主人公们总是尽力地想挽住那正在流逝的珍贵记忆，所以，钟跃民与周晓白、秦岭、高月之间仍然存在着爱情，尽管这样的爱情是如此的变味，但还是被赋予了过去那个时代的纯净和朴实。但正像作品的结尾所表述的那样，同学、战友和朋友的枪无可奈何地结束了同学、战友和朋友的生命，当然也结束了那个梦幻一般的记忆。
四、恐惧症：道德遭遇城市的背叛
在中国的乡村想象中，都市是欲望化的，它充斥着道德的堕落和人际关系的严重错位，一种近乎乱伦式的紊乱。在乡村的想象中，城市，除了物质上的光怪陆离之外，就是精神上的忠诚的沦落，而落实到男女情感上则是情感和身体的背叛。这是沈从文时代就已经落下的城市恐惧症。
钱玉贵的小说《遭遇城市》（小说集《遭遇城市》，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则讲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背叛故事。它讲述了乡村姑娘小芳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始而在寄身的夜总会里被同乡姐姐二翠出卖，被老板迷奸。她不愿意服从这样的安排，于是出走到男人家去当保姆。但这个心地善良的可意的男人，却在冒险漂流中死去了。于是不得不回到夜总会，最终无法逃离被出卖的命运，她心爱的男人（杨剑）将她卖给了一个香港商人。对于小芳这个乡村姑娘来说，爱情和乡情都是欺骗的。城市将乡村女孩的爱情和身体都作为货品出卖了。这样的背叛故事被不断地重复着。李国彬的小说《母亲的情人》（小说集《罗拉》，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所讲述的故事则更是触目惊心。母亲被城里的包工头所包养，她首先用钱说服了父亲（她的丈夫），让他可以任意地吃喝嫖赌；接着又用金钱说服了自己的二儿子、大儿子。但这样的说服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就是本来对母亲的道德堕落极度蔑视的女儿在出走后，不但依靠身体的交易获得了钱财，而且回家后，为了修建别墅竟和包养她母亲的包工头上了床。人伦道德是中国乡土社会最为严重的道德准则，但面对着金钱社会，丈夫出卖了自己的妻子，儿子出卖了自己的母亲，而女儿竟然与母亲同侍一男。金钱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吞噬了道德良心。道德堕落了，廉耻丧失了。
但乡下人对于城市的认知，在农业社会的中国在许多时候会成为社会的公共认知。就是从城市的眼光来看待城市，城市也同样背叛的。城市人在讲述城市的情爱故事时，也面临着同样的道德和精神的困境。曹多勇的小说《好日子》（《芳草》2003年11期）把背景设置在了城市中，直接讲述了下岗职工的爱情悲剧。它通过下岗工人的叙述，讲述了自己的妻子瞒着自己与过去的情敌现在的大款私通的故事。这里也存在着背叛，但这样的背叛又存在着不得已的因素。它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金钱的压榨性力量。金钱是城市的通行证，它不会去考究你的乡村身份还是城市身份。子雨的小说《打死我也不信爱情》（小说集《打死我也不信爱情》，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讲述假冒名牌的专卖店老板黑子与店中店员小崔、女大学生店员蓝馨之间的爱与出卖的故事，表达对于都市的理解：极度的诱惑与堕落，极度的怀疑和不信任，以及沧海桑田中寻找出理想主义的光亮的失败。
在奉行丛林原则的城市中，女人的身体就是一种资本。爱情和亲情都不具有道德意义。钱玉贵的小说《红色旋涡》（小说集《遭遇城市》）讲述崔可在情人和商人李珊的运作和帮助之下顺利地当选为副市长，后来由于黑社会势力魏金宝的进入，导致了崔可与李珊爱情的失败。特别是，当李珊看到崔可的政治前途即将结束时，便义无返顾地抛弃了他。这部小说写出了权力与金钱之间的媾和，金钱将权力推向高峰，并从权力中获得回报。李珊对于崔可的抛弃，与其说是对于爱情的背叛，不如说是政治的反水。身体的背叛与否当然地取决于投资利润。金钱在故事中始终控制着局面。当那些从乡村走入都市的人们还在为保守身体道德而痛苦的时候，都市中人们已经很自如地将身体作为了金钱和权力之间的媒介了。道德的痛苦早已无影无踪。再看子雨的小说《补丁》（小说集《打死我也不信爱情》）。道歉公司的职员李乐平因道歉而与顾客程红发生情爱，其妻子离开了他；为了让妻子回心转意，于是他雇佣道歉公司职员去道歉，结果同样发生了将顾客发展成情人的事件。故事的最终结局是“和好”，而这样的大团圆结局是建立在双双的身体出轨的基础上的。负负得正，背叛因背叛而获得了平衡。所谓的“补丁”就是一项获得平衡的交易。这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局面。这一故事同样很好地说明了都市道德中的对于身体处置的自由，以及它对于传统坚守道德的溢出。
将这种都市道德处理成一种狂欢的是慕容雪村的长篇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sina.com阅读）。小说以公司职员陈重为叙述的中心，讲述了陈重似乎有点放荡和糜烂的情爱生活，包括他与朋友（大学同学）叶梅的性爱，但就在陈重放浪生活的同时，他的备受冷落的、压抑和侮辱的妻子赵悦也红杏出墙。除此之外，小说还叙述了做生意的同学李良的失恋与吸毒、昔日的同学今日的警察王大头的贪婪。除了一点破碎的青春记忆，剩下的只有日复一日的性冲动。整部小说充满了粗野的、肆无忌惮的语言和性生活；充满了无法抑制的狂躁，就如同作品中的那座都市——成都一样，“三月的成都到处烟尘飞扬，让人烦躁。”这是一部真正的都市小说，戏谑叙述语调，酒精洋溢的情绪，末世享受的氛围，构成狂欢的都市生活场景。
这是一个个情节如此重复的故事，而所有的故事都在叙述着爱情的背叛，而每一次背叛都受到了金钱的控制。金钱使道德失范，信任沦丧。都市在金钱的操控之下，充斥着乱伦的欢乐和罪恶。对于这种都市中的情爱背叛，创作主体的立场大多是恐惧和警惕的。这种恐惧有的是出于乡村立场的对于都市道德的天然敌视；有的则密切联系着自身的对于世纪末沉沦的挣扎。这种恐惧更主要的来源于消费社会中身体处境的困窘。人道主义曾经用身体来进行反叛，人本主义也通过身体的放纵享受到了快乐，但在这里这一切都没有，所有的都是交易。身体在操控和被操控中沉沦，人性的曙光黯淡了。这才是最主要的恐惧。
五、总结：想象的神经质
这是一个硕大的消费场境。在这样的场境中，前现代的、现代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杂乱地混合在一起，被消费意识裹胁着向着一个不明确的目标滚动和扩散着。身体和情感作为被裹胁的内容，呈现了千姿百态。而在书写情爱的时候，创作主体的情感和立场也如城市舞蹈一般错乱和杂沓。危机中的躁狂，享乐中的放浪，愤怒的谴责，无灵的游荡，世纪末的恐惧，成为这一消费时代最重要的情爱症状。
在这消费时代的情爱中，尽管也存在着对于农耕时代男耕女织，两小无猜式的怀想，并试图在汹涌的肉欲中追忆一下真情厚意，但都几乎无可避免地把它呈现在过往的时空中，也就是说，无可幸免地呈现出白日梦症状。消费时代的爱情书写是没有终极关怀的，假如说有的话，在放浪、躁狂、恐惧和白日梦背后所隐伏着的悲剧性就是。在一个消费的时代里，无论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男性的，女性的，都市的，乡村的，理想主义的爱情乌托邦致命地搁浅了，精神的愉悦感受被单纯身体的消费所覆盖，爱情已经无可奈何地走向了悲剧性。而文学作为爱情症候的载体，也表现了前所未有的神经质。
注 释
①葛红兵：《新生代小说论纲》,《文艺争鸣》1999年第5期。
②赵楠楠：《〈中国式离婚〉女编剧回应专家“三板斧”》，《特区青年报》2008年10月15日。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