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是全国贫困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近年来，贵州非常重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出台了具体的措施来支持居民收入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取得显著的成效，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过大，农业收入增长仍存在很大难度，农民整体仍处于弱势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过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财富在城乡居民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分配差距日益严重，收入分配问题尤其是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成为当前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议题。贵州是我国贫困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在全国最为突出。据统计，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3：1，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比为4.3：1，城乡居民收入在全国最大；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3.13：1，贵州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3.98：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十二五”时期既是贵州处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加速期，又是贵州做大经济总量、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坚期。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势必会影响贵州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小康社会的全面构建以及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因此，提高农民收入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已成为贵州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贵州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分析
随着贵州经济的不断发展，贵州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大幅度的增长。但在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的同时，贵州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日益显现，呈现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过大的现状。本文采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系数的方法，立足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结合图表1的数据，对贵州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现状进行分析。（见图表）
从图表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快速缩小到逐渐扩大、再小幅度缩小、加速扩大的发展历程：
1、1978～198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系数快速缩小阶段。这段时期是我国踏上改革开发之路的第一个阶段，也是贵州步入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由于我国经济改革的中心在农村，贵州政府为贯彻落实在农村地区实行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和探索经济市场化改革这两项重大举措，充分了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极大地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09.30元增加到1982年的223.13元，5年间增长了1.04倍，由此出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繁荣的局面。相反，这一时期的城市改革步伐与农村相比相对缓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261元增加到1982年的460元，增长了0.76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系数从1978年的2.39下降到1985年历史最低水平2.06，下降13.81%。
2、1983～199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系数逐渐扩大阶段。这一时期是贵州进入全面改革的第二个阶段。由于我国经济改革的中心在城市，贵州政府利用农村经营制度改革促使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之后，贯彻执行中央政府颁布加快城市改革步伐的计划，促使了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加，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改善。贵州城市实行国有企业承包责任制，并鼓励个体和私营企业多元发展，拓宽了就业的渠道和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城镇居民收入快速提高。从1983年的483.00元增长到1994年的3220.00元，同比增长了5.67倍。然而在农村地区，主要仍然是维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方面并没有发生重大突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不大。199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1983年相比增长了2.50倍，与同期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相比增速有所放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系数也从1983年的2.15扩大到1994年的4.09，扩大了90.23%。
3、1995～1996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小幅度较小的缩小阶段。199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62，1996年下降为3.31，降了0.09倍。城乡收入差距变动不大的原因主要是政府政策和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虽然经济改革不断推进，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没有多大的变化。
4、1997～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系数呈持续扩大阶段。1997～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71倍。由于农产品的需求不断下降，出现“谷贱伤农”的局面，农业收入增长缓慢。虽然近几年政府非常重视“三农”问题，在财政上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局面仍然没有扭转。15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系数从1997年的3.42扩大到2011年的3.98，增加了16.37个百分点。
二、贵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分析
（一）制度障碍的制约
1、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贵州是二元户籍制影响最大的省份之一，二元户籍制度的不合理一方面，阻碍贵州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导致贵州大量农村劳动力闲置，造成贵州城乡劳动者之间就业机会不平等，进而引起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阻碍了贵州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使贵州出现了城市劳动力和农民工两个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更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除此，户籍制度还对贵州城乡居民劳动生产率方面产生了巨大差异。由于贵州是个农业大省，农村农业生产率十分低下，加之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不可能在短期内被安置，从而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在原来大的基础上更加大了。
2、就业制度。就业状况也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近年来，贵州的就业取得了明显的改善，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绝大部分集中向沿海发达城市进行大规模的跨地区流动，解决了失业的难题。但大量外出务工者既没有打工所需的一技之长，也缺少保护自己的法律知识和城市生活常识，很难适应就业和城市生活的需求，在劳动力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就业非常困难，无法形成有效的竞争力，收入增长是相当有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可避免地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二）财政对农业投入不够
近几年，由于“三农问题”成为国家和人民热切关注的焦点，国家对农业的重视程度有了一定的增加，但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力度不够，始终弱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2011年，国家对贵州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入分别为129.18亿元、1851.85亿元、2911.07亿元，第一产业比上年增长了94.3%[3]，但第一产业投入在三大产业投入的比重为2.64%，就算第一产业全是农业，国家对贵州农业的投入力度还是非常低的。
（三）农产品的价格和品质缺乏竞争力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贵州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产品生产成本偏高，品质和价格缺乏竞争力。并且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造成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低价收购农产品[4]。而贵州省的农业无论是利用外资还是出口农产品都因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获益。但从收入分配上来讲，贸易自由化加剧了贵州省城乡收入差距。因为贵州省农业利用外资项目规模偏小，总量不足。
（四）贵州农村劳动力接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差，缺乏就业技能
劳动力素质是衡量其就业机会大小与劳务收入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有关研究证明，素质高的劳动力更容易实现就业；相反，就业难度大。目前，在我国的大中城市90%以上的岗位要求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20%以上的岗位要求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80%以上的岗位要求达到初级技工以上水平，其中有13%左右的需要具有中级技工的资格。据调查，贵州省乡村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占常住人口的62.8%，受教育程度主要为小学和初中，其中小学文化程度占44.25%，初中文化程度占31.96%，外出务工人员中大多未经过职业培训，缺乏劳动技能，致使就业空间狭小。
三、破解贵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导致贵州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最重要的根源，必须将其进行革除。首先，必须改革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户口管理模式，建立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其次，要完善进城务工人员的户籍管理，废除二元户口管理结构下的多种户口形式，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制度[5]；第三，要把附加在户籍背后的各种利益真正剥离，消除隐藏在户籍制度中不公平的政策安排，进一步打破城乡壁垒、地区壁垒及区域间的制度障碍，打破城乡分割二元经济结构，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第四，统一和完善城乡劳动力市场，做好农民工与市场信息的畅通与对接，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使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享有充分流动的自由和同等的就业机会；第五，建设城乡统筹就业服务平台，拓宽就业渠道，强化就业服务能力，提高农民工就业服务工作；第六，加强劳动力资源配置，加大信息网络建设，做好就业信息的宣传与指导。
（二）巩固农业发展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推进农业现代化
首先，要提高财政支农支出的资金比重，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使资金用到农业的刀刃上；其次，要增加农村和农业的基础设施投入，全面加大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力度，以贵州省内的高校为支撑，加快科学技术转化为农业生产力，改变贵州农村落后、分散、粗放的生产方式；第三，建立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专业人才培育机制；比如，以进高校引进人才的方式，采取鼓励政策，为广大农村输入专业的技术人才；第四，积极培育和引进龙头企业，加快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促进贵州农产品多元化及产品附加值含量，延长产业链；第五，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省领导应该把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作为长期的主要任务来抓，加大财政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三）大力发展贵州农村教育事业，强化相关培训，提高贵州农民的综合素质
1、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发展，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6]。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一方面应不断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调整高校布局，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提升办学层次，加快完善贵州理工学院；另一方面促进地区民族教育、民办教育和特殊教育加快发展，加快农村教育机构的建设，强化师资力量，满足日益增长的学生精神文化的需求。
2、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全面提升贵州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素质。加强职业技能培训，重点要抓好五个环节：一是应继续贯彻落实“阳光工程”、“雨露计划”和“5年百万农村劳动技能培训工程”等；二是多渠道解决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投入，努力争取培训项目的资金；三是培训要突出针对性。相关职能部门要按照劳动力市场需求，整合现有的培训教育资源，制订切实可行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规划，有针对性地指导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的开展；四是培训要突出引导性。要重视和加强职业指导，转变农村劳动力的择业和就业观念，提高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五是培训要突出实效性。要贴近市场开设课程，把培训与市场需求相结合，让农民工了解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并根据市场的用功需求合理流动。
3、加强回乡农民工创业能力培训。可以通过加大政府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扶持力度、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引导农村劳动力大力发展规模种植、养殖业，兴办农产品生产及加工企业等为农民工搭建创业平台，优化创业环境，从而引导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入到创业的队伍中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发挥创业的就业“倍增效应”。
（四）不断完善和健全农民工体制及农村社会保障体制
首先，加强社会保障的力度，实现贵州农村社会保障全覆盖。其次，贵州应落实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设立创业投资引导资金，以产业促进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第三，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强贵州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就业工作，加强困难群体和特殊群体就业援助。第四，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标准，使标准额能满足贵州农村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需求。第五，要积极发展商业人寿和健康保险，引导和规范各类社会机构和市场主体兴办补充性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满足农村居民更高的或特定的保障需求。第六，进一步完善贵州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不断扩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保障范围，逐步完善农村低保、农村五保、医疗救助等待遇水平，以便减轻农民养老、医疗和基本生活负担[4]。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作者简介：
冯梅（1986.-）女，贵州省习水县人，贵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学课程教学论；
史开国，男，贵州省贵阳市人，教授，贵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