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西南联大，就是走进卫段历史，这段历史虽然不长，只有短短的9年时间，但是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却熠熠生辉。
6月的昆明，气候如春天般润滑凉爽。我去那里开会。会后，大家都去世博园参观了，而我去过不止一次，便告假不往。突然想起了西南联大，遂问道：“西南联大旧址在什么地方？”对曰：“云南师范大学。”于是我决定，这个下午就去那里了。一位司姓朋友自告奋勇带我一起去，感激不尽。他告诉我：“我与作家张曼菱住邻居。她拍了一部有关西南联大的电视片，送给我一套光碟，有书。一会儿我先到家里取来，借给您看，您用完后给我就行。”又是十分感激。
对于西南联大，我自是知之不多，却又十分熟悉。之所以熟悉，是因为这个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大学，只存在了9年时光，但它是在那么特殊的历史时期诞生的，又曾经有过那般不同以往任何大学的艰苦经历，又培养出那么多大师级人才，实在是了不得。它本是我心目中的圣殿，虽然对于它，与其说是了解这所学校的那一点点，不如说我知道它培养的人才更多一些，这次对于它的采访，实在有些突兀，心情却如朝圣一般。
走进云南师范大学，向前赴不远，就看到了一座立像，那是闻一多的全身雕像，传神着闻一多先生的深沉、睿智、无畏，似乎一直在审视每天从他身边走过的每一个学生。看到这座像，有如看到了他从诗人奋起为勇士的经历。再往前走，看到了那个门， 门上那个黑底白字的横标，清清楚楚地写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行大字。此时，心情不由得澎湃起来。这幅照片，曾不止一次看到过，现在它就在我的面前。它就像是一条时空隧道的大门，向着我这个初来的拜访者招手。
这里十分安静。在云南师范大学大院里，到处是学生、教师，人来人往，并不寂寞。但是这里，好像人们不愿惊扰那段尘封的历史。进门不远，就看到三座雕像，依次是：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这三人原本是北方三座大学的校长：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三座大学联合南迁后组建了西南联大，他们就成为三位常委。三位校长在那么艰苦的岁月里， 以中国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的传统与科学报国的气魄，带领诸多“子弟兵”，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然后不畏条件的艰难，不但建成了一所旷古未有的大学，而且培养了那么多优秀人才，真是让人敬佩。然后迎面而来的，是左边一座草棚，右边一座教室。司向我介绍，草棚是后来建的，是当时的学生“宿舍”缩影。当然，只是象征而已。因为这座草棚只有几根柱子，没有墙。原来有墙，恐怕也是土坯的。这一间草房里有十个窗户，只有窗框而无玻璃。每一个窗户下摆放两张双人床，一间大房子里住着40个学生。每到冬天，学生们就用报纸把窗户挡上，聊以保温。那座教室据说是原来的教室。马口铁做的屋顶，现代人看来，那是最简陋的建筑。我怀疑这间教室也已经过了人工改造，因为记载里说，教室是土坯砌成，而这间教室却已是砖墙了。教室的门锁着，但是门关得并不严。我走到窗前，把相机伸进窗口，照了几张教室的内部：有一张讲台，二十几把木椅。想起这里多雨，下雨时，房顶上一定会丁丁东东响着雨声。现在那里已是水泥铺地了，当时则不然。赶上下雨，场地里一片泽国，教师学生走出教室，不趟水怎么行?好在昆明四季如春，特别热的时候不多，否则就凭那马口铁的屋顶，夏天也会把人热死。
在草棚与教室之间，后人用水泥雕刻成14幅浮雕，讲述着西南联大师生的故事。有他们的生活，有他们的教学，有他们的奋争，有他们的气节。
在西南联大时期，师生们生活的艰苦自不必说。教授们开始的月工资尚可维持三个星期的生活，后来连两个星期都维持不了。教授夫人们不得不自己制作糕点或织毛衣出卖来贴补家用。
当时那么多教授：文科有冯友兰、罗常培、陈寅恪、朱自清、吴晗、吴宓、闻一多，理科有吴有训、吴大猷、华罗庚、江泽涵、赵忠尧、李继侗、杨石先、陈省身、周培源、赵九章，加上总务长郑天挺、教务长潘光旦……培养出来像杨振宁、邓稼先、李政道、黄昆、邹承鲁、郝诒纯这样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新中国的“两弹元勋”23人中有8人是西南联大学生，其中首推邓稼先。邓稼先与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从小在北京上中学时就是同学，两人友情笃厚。1971年，杨振宁回国，曾问邓稼先：“中国造原子弹有没有外国人参加?”邓稼先当时没有回答。后邓稼先请示上级，周恩来总理指示，把真情告诉杨振宁。邓稼先给杨振宁写了一封信：“中国的原子弹是中国人自己造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信立即送到上海，当时杨振宁正在上海的一个宴席上。他看完这封信后，立刻站了起来，情不自禁泪流满面。
关于学校的建筑，这里只剩下了这些。再往后面走，就是纪念碑、烈士墓。这里一共有六座烈士墓，两座大些的是教授的墓，一座是李公朴的，一座是闻一多的，四座排列整齐小一些的墓，是“一二·一”烈士的，保存完好。再有就是一座大的纪念碑，是最具有纪念意义的，那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上面镌刻着西南联大800名)仕士的名字。1940年10月13日，23架日本飞机飞临昆明上空对昆明进行轰炸。这一次轰炸实际上是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为攻击目标。轰炸过后，房屋毁，瓦土堆。从此，昆明城中，“跑警报”就成了家常便饭。虽则如此，联大师生却照常上课。一次“跑警报”中，邓稼先与杨振宁躲在一个洞里，杨振宁背诵陆游诗：“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邓稼先却背的是王维的诗：“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松林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由此看出当时联大的学生对于艰苦是一种多么乐观的态度。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41年。是年8月1日，由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空军志愿援华人员来到昆明，组成“飞虎队”。12月，飞虎队在昆明上空对日机进行了摧毁性打击，从此日机才不敢再飞临昆明上空。为了配合盟军作战，西南联大前后有800名学生投笔从戎。这座纪念碑就镌刻着这800名壮士的姓名。这座纪念碑也被称为“三杰碑”：闻一多篆额，冯友兰撰文，罗庸书丹。
这里草木茂盛，环境极佳，寄托了后人对前辈知识分子气节的无限景仰。
走出西南联大纪念场，看到云南师范大学学子们的无忧无虑，不禁生出无限感慨。这座现代化的大学，是当年西南联大结束、三座大学在抗战胜利后北迁时，把联大的师范学院留置云南，以作为对云南父老乡亲的回报。现在的学生们在这里接受着现代的教育，享受着春风与雨露。他们可否想像得到，当年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在抗战初起时，为了留下中国的知识分子，让他们以科学知识报效国家，从北京、天津迁到长沙，立为“长沙临时大学”。后又接到通知，让他们继续南下，到昆明再办大学。于是其中的近三百名师生用了68天时间，走行1750公里，徒步从长沙走到昆明。1938年2月19日傍晚动身，1938年4月28日到达昆明。1938年8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宣告成立。原来三校的三位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任常委。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毕业典礼，立碑于昆明校址作纪念。梅贻琦常委代表学校宣布，西南联大正式结束。师生们在碑前唱校歌告别。
西南联大历时9年，500名教授、助教和职员等，培养出8000名学生(毕业2440人)。就是这8000名联大子弟兵，成了新中国各个学科的中坚力量和中流砥柱，补足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人才匮乏。
让我们记住，在国难当头之际，有那么多中国的大知识分子，不远几千里，走到中国版图南陲，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授知识于青年，示气节于学生，教做人于弟子，浩气长存，留下美名万世流芳。而那些当时还是学子的青年，在血与火中求学与锤炼，后来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上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据统计，在自然科学方面，西南联大的教师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72人，学生中，中科院院士78人，学生中的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总计160人，其中2人为双院士。在人文科学方面，全国61名学部委员中，西南联大教授有11人。
壮哉，西南联大!
(资料来源于张曼菱著《照片里讲述的西南联大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