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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善与兼善
画中圣贤之士，有二：一为独善其身者，小隐也;二为兼善于民者，大隐也。前者抱道自尊，岩栖谷隐。薄富贵，轻功名，看破红尘，无争无竞，高风亮节，一任自然，画风呈隐逸、清雅、萧疏之气象。如“元季四家”中云林之精神，天真率意，大扬元画之逸气。清之四僧，不乐仕途，遁入空门，以佛养心，又開清画冷逸之风。如僧朱耷，一生独善，胸襟洒落，笔意纵恣，苍凉荒寒;释髡残，自称残道人。岩穴上士，天资超妙，画格奥境奇辟，秀润天成，实由独善其身之境促发而成。今人李叔同，为兼善一变独善，即由物质、精神而至灵魂之境，参佛人道，淡于世俗，优游笔墨，其书法凭虚静取神，秀韵清姿，中正仁和，一扫霸悍之气，晚益神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兼善于民者，宏道于世，以至正、大、中、刚之气蕴蓄胸中鸿鹄之志，思古人未思者，行古人未行者，气吞宇宙，胸阔天地，偶及艺事，必以气势取胜，虽不精于艺，亦登峰造极。如汉之曹操、宋之苏东坡，其诗篇有吞宇宙万象之势，实由兼善天下之心胸油然而生。曹操《观沧海》古今叹然，苏东坡《赤壁怀古》气存百代。
东西文明之区别
中国画之基础为哲学，西洋画之基础为科学。哲学以思辨为上，科学以求真为上。故中西之画有本质区别，不足为奇。如西人所绘天使，皆长翅膀，以证能飞，而国人所绘飞天，无翅能飞，点一裙带，飘云相应而成;西人之《圣经》多为神之人化，以求真，而中国之佛教故事，多为人之神化，以求玄。
文明为人类共创之物，因地理、环境、信仰、生活习惯等不同，文明认识必有差异。如西方之现代文明，国人常视其精神浅薄;而国人视之为文明者，西人却视之为落后。然近世有人一味追随洋人，标西洋文明为上，乃至中国之言语，亦被视为落后。《昭通方言疏证自序》中有云：“近世号称最发达之语言学，举其宏纲为通论概论者，纤悉必备，而极少陈述描写汉语之篇章，偶一见之，则指为最粗略、最落后之语言。”对绘画之攻击者更有人在，如康有为、陈独秀等，于是乎西风更烈，再无言独立之民族精神。
偶读李大钊《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一文，解释中西问题颇为充足，特摘述以代我喉舌：“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方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知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心灵的，一为肉体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类的，一位人类征服自然的。”
环境与文化
庚辰秋，与友人共游苏、杭、镇江，其间多见古木，参天茂盛，细观之，有标记记有树名，年龄，其寿多在四五百年间，虽然风吹雨打，雨霜侵蚀，却苍中有润。而北方地域，若见同样久远之树木，必为苍淡荒寒，枯枝满目之情景，与南方大相径庭。又观一植物，根如蚯蚓，盘于土中，上冒枝叶，苍翠欲滴，格外惹人，游客多购之。友人告之曰，此物生南国，四季苍翠，确惹人爱，但移植北方，虽精心养植，亦白费心机，十日之内，必叶黄枝枯。夫一地植物之生长，必受其土质、气候之影响，南北古木有别，植物不可移植，皆出此因。而艺术之产生，犹如植物之生长，亦必受地理、环境、时间、气候之影响。
中国、印度、德国皆世界哲学之大国，中国地大物博蔚然大观，自然环境处于温带，平原山河雄秀兼备，促人多善思考必生哲学;而印度之国多处于热带而自然之源丰富至极，足以养人，自然万变促人多思，必长哲学;德国，一年四季阴晦之天，此情此景，多令人沉思冥想，故德国必多出哲人。
涉及绘画，如意大利，壮丽伟大，有赖气候之融。荷兰，画技精于明暗处理，有赖其天气沉晦之影响。而中国画求静穆、安逸，实赖我处温带之影响。哲学之中庸，必又气候温和、不冷不热而养成。中国山水画有南北之别，南派山水清淡超逸，北派山水健拔雄伟，实由南方气侯温和、北方荒寒干裂所决定。
潘天寿先生有言：“任何学术不能离开历史、环境二者之关联。习西画者须赴西洋，习中画者须在中华之文化中心地。”故立世之文化，非人强迫而创，乃自然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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