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反恐困境：美国退缩，欧洲无力，发展中国家两难
新年伊始巴黎发生的《查理周刊》遭遇恐袭事件震惊了世界。1月11日，几十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以及国际组织的领导人走上巴黎街头，与法国总统奥朗德一道，手挽手、肩并肩地参加反恐大游行。2月18日、19日，由美国召集的、有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的反恐峰会在华盛顿举行。之前人们都在期待这次峰会能针对当前全球严峻的恐怖形势拿出有力的解决方案，然而会议成果寥寥。为什么会是这样？全球反恐真正的难点在哪里……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中心主任李伟。以下是李伟主任针对记者提问的回答。
“伊斯兰国”正在超越“基地”组织
“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是当前最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国际恐怖组织。从意识形态上说，这两个极端组织并没有什么区别，都追求建立一种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但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两者之间也有较大差异。
众所周知，“基地”组织兴起于南亚地区，南亚的政治生态环境与中东地区不太一样。总体而言，“基地”组织的战略思想是一致对外，其主要打击对象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而兴起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虽然也将矛头指向西方社会，但是它同时还借助和利用了伊斯兰教本身存在的教派矛盾，即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换句话说，“基地”组织认为无论伊斯兰教的哪一个教派，首要任务是一致对外;而“伊斯兰国”既针对西方，也对内打击什叶派。从“伊斯兰国”处置人质的方式可以看出这一点。对于西方人质这样的“异教徒”，“伊斯兰国”施行的是杀牛宰羊式的斩首;对于约旦飞行员这样的所谓“伊斯兰教的叛徒”，“伊斯兰国”采取的是火刑。
从这个角度讲，“基地”组织反对西方，迎合了中东社会反美反西方主义情绪的需求，而“伊斯兰国”组织由于紧紧抓住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亘古不变的矛盾和冲突，不仅迎合了反美主义的需求，更是迎合了一些逊尼派人士的需求。所以说，虽然“伊斯兰国”组织本身只有两三万人，但是其潜在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很多。目前“伊斯兰国”组织的活动强度和烈度正在超越“基地”组织，并试图取代后者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新领袖”。
国际社会对反恐没有统一的认识
首先，从西方内部而言，美国和欧洲对反恐的认识不尽相同。法国《查理周刊》遇袭事件爆发后，奥巴马缺席了巴黎反恐大游行，这只是欧美分歧的一个表象。长期以来、尤其是在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一直将全球反恐称为一种战争行为。而长期遭受恐怖主义困扰的欧洲则将反恐称为一种斗争行为。一字之差，反映出欧洲和美国不同的反恐策略。
其次，国际社会对于恐怖主义、特别是对“伊斯兰国”威胁程度的认识不一样，面临的具体挑战也不一样。比如，现在欧洲国家经济上困难重重，军事上依靠北约，内部又受到移民问题的制约，很难全力进行反恐。《查理周刊》事件爆发后，法国极右翼势力立刻兴起，很多清真寺受到暴力攻击。也就是说，欧洲的反恐往往会使得国内矛盾进一步恶化，从而使欧洲面临的恐怖主义形势更加严峻。
再比如，在巴黎反恐大游行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罕见地站在了同一排。但如果仔细研究内塔尼亚胡在巴黎的发言，就会发现他不仅对阿巴斯不满，而且对欧洲也不满。因为欧洲本身就是产生极右思想的大本营，历史上发生过严重的排犹和反犹事件，至今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在欧洲国家仍层出不穷。因此内塔尼亚胡表示说，所有在欧洲的犹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到以色列定居。说到底，阿巴斯和内塔尼亚胡之所以参加反恐大游行，都是想争取欧洲的支持。但是欧洲在巴以问题上始终处于两难境地，既不能单方面支持巴勒斯坦，也不愿单方面支持以色列。但以色列有一个最坚定的盟友——美国。犹太人在美国的势力非常强大，所以美国的政策必须偏向以色列，这也是长期以来中东地区出现诸多问题的一个原因所在。“基地”组织兴起时，曾将巴以矛盾作为其进行恐怖活动和传播极端思想的一个立足点。现在“伊斯兰国”也在利用巴以矛盾。原因就在于巴以矛盾的背后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
第三，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所处的地位、宗教、民族以及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认识也不一样。比如，中东地区的多数阿拉伯国家虽然是美国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成员，但是其对“伊斯兰国”的态度极其复杂。去年底，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一次讲话中表示，“‘伊斯兰国’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主要是由于阿联酋等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此话引起了阿联酋等海湾国家的强烈不满，拜登为此不得不多次向阿联酋道歉。但其实拜登只是说出了很多美国人心照不宣的看法而已。此外，伊拉克前总理马利基在下台之前也曾指责沙特和卡塔尔支持“伊斯兰国”。
此外，除了“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众多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威胁，但是由于一些恐怖势力并未对西方国家构成威胁，所以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反恐受到西方国家非议。比如苏丹的“正义与公平运动”、“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以及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巴基斯坦的“俾路支斯坦联合军”等，西方并没有将其认定为恐怖组织，但是这些组织确实给相关国家造成很大的安全威胁。说到底，西方只把那些攻击西方利益和价值观的恐怖组织视为反恐目标，而将那些它们看不惯的国家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看作是“人权、民族或宗教问题”。
可以说，目前国际反恐面对的是一道无解的难题：空袭行动显然无法在短期内铲除“伊斯兰国”;想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就需要美国这样的大国不退缩，再像小布什时期那样发动战争;但是发动战争又会催生更强烈的“悲情效应”，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到恐怖组织。在如此困境之下，华盛顿反恐峰会虽然与会阵容庞大，但依然未能提出具体且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只能避实就虚。
反恐力度越大，“悲情效应”就越强烈
很多人都注意到，奥巴马在华盛顿反恐峰会上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要避免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挂钩，强调反恐不是要向伊斯兰教宣战;二是要依靠家庭和社区的力量避免使个人成为极端主义的牺牲品。
首先，恐怖主义和其他的刑事犯罪有很大的不同，它背后有意识形态做支撑。“伊斯兰国”组织和“基地”组织等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恐怖组织，而认为自己是在追求一把能够解决当前所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钥匙，即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而美西方则认为西方式民主制度才是解决当前中东诸多问题的钥匙。虽然我们坚持认为恐怖主义并不代表伊斯兰教，但是恐怖分子则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古兰经》和先知圣训，代表的是“最纯粹”的伊斯兰教。
所以说，解决恐怖主义问题，主要是要解决思想问题，解决思想问题就牵扯到去极端化的问题，但去极端化往往牵扯到不同的宗教信仰、派别甚至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问题。西方国家是以基督教文明为主的，而中东地区依托的是伊斯兰文明。所以西方在中东反恐反得越狠，对穆斯林世界（包括欧美的穆斯林移民后裔）来说，“悲情效应”就越强烈，就会有越多的人起来反对西方。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在华盛顿反恐峰会上特别强调反恐不能和伊斯兰教联系起来的原因所在。但是他越强调这个问题，就越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其次，恐怖主义走的是草根路线，它影响的是生活在最底层的、最边缘化的人。虽然很多恐怖分子头目，比如本·拉登和扎瓦赫里，都受过良好教育，家境也很殷实，但是他们认为自己代表的不是他们所在的阶层，而是社会最底层的民众。既然恐怖主义已经将普通民众作为自己发展壮大的根基，那么反恐也需要针锋相对，开展全民式的反恐，使得普通民众认识到恐怖主义的本质，不要被其光鲜的外衣所迷惑。
当下的反恐怎么办？我认为应该从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是不要在反恐的同时制造更多的矛盾;其次是国际反恐必须以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不是某些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最后是必须明确一点，只有解决了当前国际社会的现实矛盾和冲突，才能解决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问题。当然，要解决所有的矛盾和冲突是不可能的，只能尽量减少能被恐怖主义所利用的现实矛盾和问题。这些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很难做到。美国一开始也是趾高气昂，信誓旦旦要解决恐怖主义问题，但最后还是不得不退缩，转而严防死守本土安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用“长期、艰巨、复杂”这三个词来形容国际反恐形势。
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正在与国际恐怖活动接轨
中国近些年来面临的恐怖威胁一直呈现上升态势。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在频率、手段、活动范围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恐怖势力用以实施恐怖活动和传播极端思想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恐怖主义主要以民族分裂作为实施恐怖活动的指导思想，但是现在它常常打着宗教的旗号。这表明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正呈现出与国际恐怖活动接轨的态势。一方面，中国境内不断有人到中东地区参加“伊斯兰国”组织;另一方面，境外的“东突”势力和“伊斯兰国”组织之间的联系在加强。这个现象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与国际反恐一样，中国反恐也面临很大的困境和难点。我个人认为，中国虽然近些年来不断加强反恐力度，但是中国的反恐仅仅是在国内的反恐。而在中国境内从事恐怖活动的人很多都受到了境外恐怖势力的蛊惑和煽动，而传播极端思想的光盘、U盘等各种载体也大都是在境外制作，然后再传到境内。由此可见，境外恐怖活动的根源如果不根除，境内反恐只能起到遏制作用，无法从根本上铲除恐怖主义威胁。
另外，中国要防范恐怖主义，也要大力推行去极端化。这是我们当前乃至今后很长时间需要加大力度解决而且难度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据我了解，近年来新疆已经开始了去极端化工作。去年6月，新疆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民委（宗教局）联合开展远程教育集中培训伊斯兰教界人士和基层统战民宗干部工作，深入进行宗教政策法规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法制观念，引导伊斯兰教界人士和广大穆斯林群众坚持正信远离极端。此外，新疆的学校也要开展去极端化的活动，防止极端思想在学校的渗透。在南疆加大义务教育，实质上也是治本的最有力的措施之一。对于南疆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双语教育可以开阔视野，提高他们抵御极端主义的能力，因此非常重要。
（本文选自：世界知识 2015年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