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是同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阿拉伯国家。双方的建交曾受到某些西方国家的干扰，经历些许波折。但睿智的双方领导人共同创建了先民间后官方，先文化、经贸后建交的新模式。今年是新中国同埃及建交55周年，笔者特地查阅了外交部的相关解密档案，撷取那段峥嵘岁月中的些许点滴撰文纪念。
一起交通事故，一场虚惊
1955年5月18日晚10点20分，北京，长安街北京饭店门前路口，虽然下着大雨，但交警张敬墀仍像往常一样站在马路中间认真地指挥着来往车辆。这时，一辆自两向东驶来的黑色青姆牌轿车打着左转向灯缓缓停靠在路口，张做墀看看前后附近并没有直行车辆，便以大回转手势示意该车转弯通行。吉姆车开到了路中央，这时张敬墀突然发现一辆道奇牌军车由东向两正快速驶来，他急忙一面打手势，一面大声喊叫，试图使军车停下，但军车并没有减速，只听见“砰”的一声响，军车一头撞在了吉姆车的右侧中部。
这辆车号为“一·0三四五二”的黑色吉姆牌轿车被撞的消息第一时间报到了总理办公室。当获悉车内的人并无大碍时，周恩来总理不禁长吁了一口气。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为何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迅速上报，又引起周恩来总理极大的关注?原来，吉姆牌汽车是埃及政府首次派出的访华代表团所乘坐的汽车，车内坐着代表团成员——宗教事务部长巴库里和开罗大学教授卡迈尔。当时，埃及和新中国尚没有建交，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记载，他们此行担负着特殊的使命——实地了解新中国，探讨与新中国建交的可行性。
巴席里和卡迈尔乘坐的车被撞后，经初步检查，除卡迈尔手背擦破了一点皮外，二人均无大碍，巴库里表示：我很好，只有点头晕。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协和医院的专家对巴、卡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二人平安无恙，众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事后经北京市公安局调查，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军车司机麻痹大意，加之大雨，他视线不清。
巴库里的座车被撞，幸好未造成严重后果，否则有些人又要大做文章了，这就不得不说到解放初期发生在南京的一件事。
1950年9月3日晚上11点，三个歹徒手持刀枪突然闯进南京市前埃及驻华使馆代办阿巴提的住宅，被阿巴提发现，穷凶极恶的歹徒连刺阿巴提几刀后仓皇逃走。阿巴提经全力抢救，才脱离危险。
这起震惊全国的新中国成立后的首宗涉外劫案很快被侦破，原来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得知埃及使馆藏有大量黄金、美钞，便策划了这次行动，除计划筹集一部分反革命活动经费外，更妄图给新生的革命政权造成恶劣的国际政治影响。12月2日，三名主犯及特务组织头目被执行死刑。
但直到1954年，在埃及，仍有个别对新中国抱有很深成见的人士，在讨论埃中建交问题时，屡屡提及此事。可想而知，如果巴库里在中国出了事，他们又会要怎样地不依不饶。
中埃交往源远流长
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公元前3200年出现奴隶制的统一国家，当时国王称法老。公元前670年，阿拉伯人人侵，推行“阿拉伯化”。1517年被土耳其人征服，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行省。1882年被英军占领。英取消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宗主权，宣布埃及为英“保护国”。1922年2月28日，英宣布埃及为独立国家，但保留对国防、外交、少数民族等问题的处置权。
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成立革命指导委员会。掌握国家政权。1953年宣布成立埃及共和国。1958年2月同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61年，叙利亚发生政变，退出“阿联”。1971年9月1日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中国与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千山万水隔不住两大文明的友好交往。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西周的丝绸就经过中亚、西亚，辗转运抵埃及。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彼此的交往增多，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有汉武帝派使臣到黎轩(即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的记载。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20年，西海(亚历山大城)杂技和魔术演员抵达洛阳，登台表演。到了明朝，中、埃间政治经济交往日益增多。郑和七次下西洋，最后一次船队到达埃及的艾得哈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埃及国内普遍主张立即承认新中国，但埃及法鲁克王朝政府却举棋不定。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西方的压力下"埃及在对华政策上追随西方，继续与逃亡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
埃及共和国成立后的1954年，埃及曾通过第三国试探可否在其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向中国派出总领事。周恩来总理表示不能接受这种等于承认“两个中国”的做法，提出可以考虑埃及派贸易代表以半官方身份常驻。
万隆会议奠定中埃交往基调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又称“万隆会议”)。这是亚非国家在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形势下，第一次召开的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自主讨论切身利益问题的国际会议。
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上发表了被外界称为“求同存异”的18分钟发言，奠定了会议成功的基础。最后，与会各方对殖民主义问题达成T--致协议：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都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纳赛尔曾公开地对记者说：“我喜欢他的演说。”会议期间，周总理设宴招待埃及代表团，也出席了纳赛尔举行的宴会。通过会谈，纳赛尔了解了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外交政策，弄清了中国共产党“不输出革命”的立场，消除了受西方媒体恶意诬蔑而对中国产生的误解和疑虑。关于中埃建交，纳赛尔谈了当时埃及的处境——同台湾断交困难，希望中国能予以谅解。纳赛尔也向周总理介绍了由于帝国主义垄断控制棉花市场，打压棉花价格，埃及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周总理表示，中国愿意帮助埃及，如果每个中国人多消费些棉花，埃及每年生产的棉花还不够。通过协商，周总理与纳赛尔原则同意先从两国贸易往来开始，逐步使两国关系正常化。
根据周总理和纳赛尔的指示，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和时任埃及工商部副部长的努赛尔在万隆就發展中埃两国贸易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商谈，并达成了协议：
一、安排相互间的友好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欢迎埃及共和国政府派一贸易代表团来中国，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将派一贸易代表团访问埃及共和国。
二、在最近期内商订中埃两国政府之间的贸易协定和支付协定。协定的内容主要是规定两国进行贸易的一些原则，如贸易额、货单、支付办法、交货条件、仲裁检验、转口等。以便利今后两国贸易的开展。
三、同意两国政府互设商务代表机构，至于名称、组织等可进一步商谈。
四、我们同意去埃及共和国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商
品样品的展览，我们也欢迎埃及共和国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办同样性质的展览。
埃及首次派出正式政府代表团访问新中国
通过与周恩来总理的接触，纳赛尔对新中国有了初步的良好印象。为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有一更全面的了解，亚非会议一结束，纳赛尔便派参加会议的宗教事务部部长巴库里以及开罗大学教授卡迈尔(访华结束后，即任埃及驻伊拉克大使)作为埃及政府的代表正式访问中国。
1955年5月14日，巴库里和卡迈尔由香港抵达深圳，随即乘火车赶赴广州。在广州停留一晚，15日下午：埃及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
中国政府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的两位埃及客人。外交部解密档案中的外宾接待计划披露了接待工作的具体安排：
我们对这两人的招待应采取热忱、友好的态度，尽可能满足他们参观访问的要求，在生活上则要严格注意尊重他们伊斯兰教的习惯，特别是现在斋月期间的习惯。
生活待遇方面：
1 分住北京饭店特等房间；
2 食：按甲等标准，每天主副食共八元(完全按照伊斯兰教习惯)；
3 在京活动时，租座车供其使用。
16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巴库里一行。当会谈快要结束时，巴库里向总理提出要求以埃及宗教事务部的名义将1000英镑捐给中国的伊斯兰教贫穷信徒，另1000英镑捐给不信教的贫穷人-民。周总理表示：我们一般是不接受外国的救济捐款的，但因为这笔款项代表着埃及人民的友谊，特别因为是由埃及宗教事务部捐赠的，所以我们可以接受，并表示谢意，允将该笔捐款分别交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负责处理。
巴库里作为宗教事务部长，十分重视宗教问题。抵达北京的第二天，即16日下午，他便急切地前往牛街回民聚居区参观。在回民学院，他来到一个教室，随机找了两位同学请他们写阿拉伯文，又到另外一个教室请学生们念古兰经，看到学生们能写能读，他十分高兴。当走进牛街清真寺的教徒沐浴室，看见屋内生了火，有冷、热水，又有洗澡用的汤瓶，巴库里笑着对陪同人员说：现在他才相信中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随后几天，埃及代表团出席了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文化部等部委召开的座谈会，听取了国家计委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情况介绍，并访问了北京大学和民族学院。不过，访问期间有些许波折，即本文開头提到的撞车事故。幸好，一切安然。23日，巴库里和卡迈尔赴新疆参观访问。5月28日，巴、卡二人回到北京。28日和29日，文化部代理部长钱俊瑞与巴库里就中、埃文化交流问题进行了会谈。经友好协商，双方签订了中、埃两国文化合作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有：
一、埃方派遣阿拉伯语文教授或讲师
中方欢迎埃方于1955年秋季派遣教授或讲师二人来中国任教，任期一至二年。
二、埃方派遣历史学者来华
中国科学院邀请埃方派遣一位埃及古代史专家于1956年4月间来华，作为期8周至12周的访问讲学。
三、埃方派遣考古学者中国科学院邀请埃方派遣有发掘和鉴定古物经验的考古学专家一人来华作为期一年的研究和讲学工作。
四、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邀请埃及教员
正在筹办中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邀请埃方派遣二至三名中学教员在1955年9月来华任教。其中有一至二名教阿拉伯文，一名讲伊斯兰教义。任期为一至二年。
五、中方派遣语文讲师埃方邀请中方于1955年10月派遣一位中国语文讲师去埃任教，任期为一至二年。
六、互派留学生双方今年互派留学生五至七名，
七、互派文化艺术代表团中方建议埃方于9月间派遣一个歌舞团来华。中方可于10月间派遣一个歌舞团去埃及。八、文化资料的交流
(一)互相交换电影片
(二)互相举办美术品展览会
(三)互换书刊资料
(四)互换动植物标本
30日，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与巴库里就中、埃贸易问题进行了商谈，双方再次确认了叶季壮与努赛尔在万隆会议时达成的协议内容。6月2日，巴库里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离开广州回国。
巴库里的访问非常成功，通过这次访问，埃方消除了因西方对新中国歪曲宣传所造成的疑虑，增进了相互了解，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8月，巴库里接受埃及《解放》画报的专访，详细描述他访问中国的所见所闻。内容涉及中国回民生活情况、土地改革、公共卫生事业、妇女问题以及文化问题等诸多领域。专访一经刊出，在埃及引起巨大反响。
埃及贸易代表团访华
根据中、埃双方的协议，1955年8月，埃及工商部长穆罕默德·阿布·努赛尔率贸易代表团访华。
访问期间，我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与努赛尔就中、埃两国间的贸易问题进行了商淡。经过友好协商，双方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埃及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及关于中、埃两国贸易协定第一个协定年度的议定书达成了圆满的协议。
8月22日下午6点举行了协定的签字仪式。
在签字仪式上，叶季壮首先讲话他强调说：
中埃两国贸易协定和第一个协定年度议定书的签订，表明了两国政府对发展两国经济贸易的真诚愿望，标志着两个古老文明的国家在经济贸易关系的历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它不仅对发展中埃两国的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完全符合中埃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而且有助于增进中埃两国人民的友好，并有益于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事业。
努赛尔表示了真诚的感谢，在讲话中指出贸易交往对加强双方合作交流的重要：
我们的谈判是在极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在实现旨在获致互利的共同目标方面，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在中国逗留的日子虽然很短，但我们却看到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中国的许多新的精美的产品使我们非常敬仰。我希望这些产品将在埃及的广大市场上获得销路。
根据协定和议定书，继1954、1955年中国进口3637万美元埃及棉花和棉纱后，1956年中国又购买1000万英镑埃棉，其中现汇支付590万英镑，这在西方大国因埃及坚持反帝、反殖、维护独立主权而锐减购买埃棉数量致使埃棉严重滞销的情况下，对埃及是很大的支持。
努赛尔结束访问回到埃及后，中埃双方又通过换文确认了互设商务代表机构的地位和人员待遇问题。
9月14日，努赛尔致函叶季壮：
收到你1955年8月23日函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埃及共和国政府1955年8月22日在北京签订的贸易协定第六条的规定：‘为了发展两国的贸易，双方政府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埃及共和国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商务代表处，埃及共和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埃及共和国政
府商务代表处。双方政府并同意给予对方商务代表处以应有的尊重，安全的保护和工作上的各种便利。’我荣幸地通知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在相互对等的基础上给予埃及共和国政府商务代表处以下列待遇：
一、商务代表处有权在其办公处建筑物上悬挂本国国旗、国徽。
二、商务代表处的正、副代表及其配偶、未成年的子女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不得加以搜查、拘押或逮捕。正、副代表的办公处所、公文、档案及其住所均不受侵犯。
三、商务代表处的正、副代表享有与本国政府及本国政府驻在第三国的使节进行通信的自由，包括使用密码电报和信使的特权。
四、商务代表处的正、副代表按照国际惯例享有不受驻在国刑事及民事裁判的豁免权。我希望贵国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商务代表处以同等的待遇。”
我很高兴转达我政府同意在相互对等的基础上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代表处以来信中所述的待遇。我政府进一步准备在相互对等的基础上按阁下原建议给予商务代表以包括一切通常给予商务参赞的特权。如你政府仍同意此建议，
我将感谢阁下对此增加的协议惠予复信确认。
1955年11月9日，对外贸易部代理部长李哲人复函努赛尔：
在相互对等的基础上，双方政府给予双方商务代表以一切通常给予商务参赞的特权。尽管台湾当局仍在开罗设有“大使馆”，在双方领导人达成可靠默契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还是与埃及政府通过换文同意在开罗设立上述规格的商代处，以贸易先行，作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第一步，这是新中国外交上的一个创举，对促进双方建立更高级别的往来，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解密外交档案记载，由于贸易文化交往的顺利推进，1955年11月，埃及工商部长努赛尔已经乐观地预期，埃及将于1956年2月至4月期间承认新中国，因为埃及方面感到：中国和埃及双方已经确定，在1956年中有一系列的政府高层官员出席的高级别的经贸文化交流，如果埃及和中国届时尚未建交，将会非常棘手。努赛尔强调：“埃及在这个时期仍有着蒋介石的大使乃是不可想象的。”
中埃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955年11月，中国政府任命李应吉、张越为驻埃及商务代表处正、副代表。
李应吉，原名郎汉初，海宁斜桥人。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抗战爆发后，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后担任董必武的秘书。1938～1941年任重庆川东特委组织部长。1942～1947年，在湖南、四川等地党的公开企业、银行中任职。1948年去香港，任华夏公司经理。1952年回北京，在中共中央特别会计室工作。1953年，在对外贸易部财会局长。1964年后，任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于1969年2月逝世。
张越时任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副司长。据他回忆，他对出任副代表一职事先毫无思想准备。根据巴库里访问中国时签订的文化合作会谈纪要，1955年11月，教育部选定五名学生和一位教授赴开罗大学学习阿拉伯文和教授汉语。出发前夕，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他们。接见时，张越也在座。总理仔细询问了教授和学生的情况，对他们说，你们现在去埃及，那里一无二无故，有事情谁来照顾你们呢?我看还是等我们的商务代表处设立后再去吧。总理问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咱们代表处的班子组织得怎样了?叶答，还没有找到一个有点外事经验的人。总理当即指着张越说，张越去!
12月24日，李应吉、张越率商代处人员赴开罗。
1956年1月26日，纳赛尔接见了李应吉和张越，李应吉转达了周总理对他的问候，递交了周总理的亲笔信。
纳赛尔说：埃、中两国都是爱好自由和世界和平的国家，目前埃、中两国间不但有经济关系在，还有文化关系，我们两国的关系将继续增进和发展。
1956年1月，中国驻埃及商代处正式成立。2月，埃及驻华商务代表米德哈特·埃尔·法尔抵达北京并建立了商代处。
此后，双方交往频繁。正如纳赛尔所说，中、埃两国关系“继续增进和发展”，建交时机已然成熟。
解密档案记载，埃及总统纳赛尔1956年5月在接见中国代表团时说，“承认中国早已不是原则问题而是时间问题。过去几个月没有做这件事，我是想使西方国家少援助以色列，以便保持巴勒斯坦地区的安静，但是这些大国不想同埃及做朋友，而是向以色列继续大量提供军火。在此情况下，目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最好的时机。”
1956年5月16日，通过商代处途径，在北京，埃及驻华商务代表法尔拜会周恩来总理并随后递交正式照会：“1956年5月16日(星期三)晚，埃及决定撤销对台湾政府的承认，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愿意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外交使节。”
在开罗，努赛尔和总理办公室主任萨布里约见李应吉，埃及政府正式通知新中国：埃及共和国政府决定撤回对在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外交使节。埃及政府发言人随即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决定。
5月17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埃及共和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友好的表示，希望中、埃两国能够很快地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换外交使节。
5月30日，中、埃两国政府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宣布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7月，中国驻埃及首任大使陈家康到任。9月17日，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上向毛泽东主席递交了国书。
埃及成為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