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创新和贡献之处；第二部分对本文所使用的计量模型和估计方法进行介绍；第三部分展示传统理论和影子银行的扩大对我国货币政策效果影响的实证分析过程；第四部分对得出的实证结果作出解释并给出建议。

二、文献述评

影子银行在发达程度不同的金融市场上以不同的组织形式出现，但是始终没有被赋予统一明晰的内涵。在欧美发达经济体的影子银行体系中，金融中介机构可以发起借贷或交易贷款，然后将这些贷款打包成品种丰富的金融衍生品投资组合，并最终将其证券化。Gennaioli等[5]认为影子银行体系在理性预期下是稳定的，并且能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福利。当投资者和金融中介机构忽略掉尾部风险，风险性贷款的扩大和金融中介风险的积聚会创造出金融脆弱性和流动性波动。周小川[6]指出，相比于发达国家中的影子银行可以在体系内实现信用创造，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金融产品创新能力尚不足，金融衍生工具层次还不够丰富，影子银行体系很大程度上需要与传统银行并行进行信用创造。

在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上，自Bernanke以来，一些文献就开始提供使用SVAR模型去测度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方法和思路。Bijapur[7]提出建立包含四个内生变量（产出、通货膨胀、利率和信贷）的向量自回归估计模型去测试在过去四十年被确认的四次美国信用危机中，美国货币政策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影响是否更为显著。Fana等[8]使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计量分析方法去研究在泰勒规则下中国货币政策对其经济状况的响应程度。Fernald等[9]通过构建FAVAR模型的方法去测度中国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与那些将中国产出和通货膨胀作为观测变量并使用潜在因素去获取中国经济其他变量的影响不同，他们应用动因子模型去估测中国的产出和通胀水平，从而能更好地研究在全球经济复苏期中国经济的表现。

国内一些文献研究普遍认为，影子银行削弱了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基础作用，在增强了货币政策传导时滞的不确定性的同时，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使企业和居民等市场主体在对市场信号进行理性判断时出现偏差。李波和伍戈[10]分析指出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产生系统性效用是借助金融稳定渠道得以实现的，对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形成和货币政策工具作用的发挥都带来不小的难题。周莉萍[11]指出传统的货币乘数因影子银行的壮大发展已经变为一个扩大化了的却不能被货币当局准确监测预知的货币乘数，使得货币当局运用存款准备金等传统工具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扭曲了央行进行信用调控的基础。陆晓明[12]认为，由于缺乏对影子银行体系的有效监管，以商业银行为信用创造主体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巨大改变，对央行货币政策“三大法宝”构成挑战，抵消了货币政策的部分实施效果。

此外，有些学者在影子银行体系对货币政策影响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证分析的尝试和探索。Hsu[13]基于回购协议的信用创造机制分析了影子银行对于货币政策的挑战，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研究影子银行和货币政策调控之间相关关系，并针对性地提出建议。Verona和 Manuel[14]将影子银行纳入到DSGE模型中，研究了影子银行的行为动机与货币政策周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构成了严重冲击。刘喜和等[15]将影子银行体系纳入经济运行系统中，建立了影子银行与正规金融双重结构下的DSGE模型，比较分析价格型货币政策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不同冲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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