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文革”中的越境故事，今人读来，有一种诡异性质；动机则由“支援世界革命”到“寻求自由”（即如泅渡香港），不一而足。虽性质迥异，却均由“青春热血”所激发，那思路或许都由“大串联”开启，无论去的是外地还是境外。由“支援外地革命派”到“支援国外革命派”，顺理成章，不过有范围大小、道途远近之别而已。
“文革”期间流行的马恩语录中，就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当然有适用场合、具体诠释的不同。越境“支援世界革命”者，显然受到了这条语录的激励。杨健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录有红卫兵的诗作《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称之为“政治幻想诗”，其中就有如下诗句：“还记得吗？/我们曾饮马顿河岸，/跨过乌克兰的草原，/翻过乌拉尔的高峰，/将克里姆林官的红星再次点燃。/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踏着国际歌的鼓点，/驰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或许要亲历过那个时代，才更能相信这种情怀无可怀疑的真诚。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文革”前的“国际主义”教育深入人心。当然，其时对“国际”的认知，与当今的青年大有不同。但对国际事务的关心，“文革”结束后也仍然延续了下来：当然是在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龙应台曾比较两岸青年，称许大陆青年的国际视野——即使这视野仍不免于残缺不全。应当说，那种大视野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无论那个由意识形态灌输、官方媒体塑造的“国际”、“世界”有如何鲜明的时代印记，追求大境界、大关怀，对于年轻一代人格塑造的正面意义仍无可怀疑。
在“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的包围中，中国（一度还有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的明灯”：这种关于“敌我友”的划分，以及关于中国所处国际地位、所应发挥的领导作用的认识，构成了关于“世界”的基本概念。“文革”中湖南“省无联”杨曦光轰动一时的《中国向何处去》，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正是当时多数红卫兵的共识。“省无联”中南矿冶学院学生张玉纲执笔的《我们的纲领》有如下表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动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武汉《北斗星学会宣言》则说：“我们从来都把这场空前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更为空前伟大的世界革命风暴的引子和序幕。”上海《反复辟学会创立宣言》开篇就说：“全世界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接下来说：“我们的时代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革命营垒和以美帝苏修为代表的反动营垒短兵相接……”据上文所引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文革”中的造反派组织，就有以“世界革命红卫兵造反总部”、“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命名者。那年代的年轻人好说“天下大势”，对于自己的判断有十足的自信。所受启发，就包括了中苏论战中中共发表的系列檄文，尤其是“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文革”鼓励狂想，也鼓励行动；卷入运动的部分青年，则充满了对“行动”的渴望、践行理论的热情。据文献，曾有红卫兵强行搭乘国际列车，试图到国外“宣传毛泽东思想”。至于中学生、知青越过中越、中缅边境参战，当年就时有所闻。
因有其北京四中同学的一再叙述，越境者中以张育海的故事最为完整，如李宝臣《往事岂堪容易想》（见北岛等编《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一文。在他的同学笔下，张育海活得洒脱敞亮，有着非常年代人物才有的魅力。这位北京四中六七届高中生，一九六八年十月赴云南插队，一九六九年三月在境外参加缅共人民军，同年夏季即死于战场，年约二十一岁。“文革”前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教育，虽政治意涵明确，仍有预期之外的效应：比之后来市场化过程中普遍的功利、实用，那种教育的确鼓励了精神追求，鼓励了高远的志向，以至不着边际的狂与绝不肯苟且的狷，尤其在如北京四中这样精英荟萃的名校。
徐晓主编的《民间书信》（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收录了张育海的缅甸来信，其中说：“历史的经验证明，像我国现在的政治状况，必然要从不断的国内革命变为不断的对外战争。”他认为由“九大”林彪的政治报告可知，“九大不过是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世界革命的一个政治动员”；林彪该报告所引毛的语录“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证明了“我国将要进行的这场空前的席卷世界的斗争”，要将一切人“卷进去”，“持续两代三代也不一定”。信后附录的记述张育海的文字中说，“在二营三连，三分之一的战士是中国学生，能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游击战要诀倒背如流。他们要对付的，是日盛（疑应为“甚”）一日的消极与疲惫，似乎并不是随时都会发生的敌情。”尽管真的跨出国门，加入了渴望已久的“战斗”，体验到的或更是失望与疲惫，仍然应当将这些“红卫兵一知青”归人二十世纪最后的一批理想主义者。他们能虔信、笃行，践履那或许经不起推敲的承诺。这种勇毅果决，使得比他们聪明也高明的后代人心情复杂，对他们不忍也不敢轻薄。
我所读到的另一较为完整的越境故事，是由抵达越南后又遭遣返的牟志京讲述的。牟志京在《似水流年》（见北岛等编《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一文中所讲述的种种乱世奇遇，非生长于正常年代者所能梦见。越境故事相对完整的，尚有野夫《身边的江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一书中的《乱世游击：表哥的故事》，所越乃中缅边境。一对华侨甥舅，在“阶级斗争”的重压下被迫越境，起初不过要将饱受冲击的外婆送往境外；他们的加入缅共武装，更是为了逃避“在国内所受的迫害和歧视”。
上文提到的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提供了与越境有关的丰富材料。该书说有人“幸运地在一份旧日的档案里读到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一九六九年六月，因各种原因逾境参加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已达三百余人”，其中昆明的知青略占一半。该书说有越境赴缅的红卫兵随身带了《格瓦拉日记》。还说，“据当年广州中山大学学员陈建军（原云南军区某医院护士）提供的情况，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二年间由缅甸迁至国内医伤的缅共游击队员中，有不少中国红卫兵。缅共派过来慰问伤员的文艺宣传队，也大部分由中国红卫兵组成”，演出的全是中国“文革”中的节目。
我所经历的“文革”前夜的大学校园中，令人热血沸腾的，就有“世界革命”这一概念。其时流行过两首气势磅礴的合唱歌曲，光未然作词、瞿希贤谱曲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维吾尔族音乐素材谱写的《亚非拉人民要解放》。后一首还被编舞，“五一”、“十一”作为广场集体舞之一。当年北大文工团舞蹈队的保留节目中，有（（非洲战鼓》，几个将皮肤涂黑的男生，以高低不同的蹲姿敲击出雷声般的鼓点。我所在的文工团的民乐队，则排演了《战斗吧，越南！》，在校内外演出。节目采用的，是诗歌朗诵加合唱、独唱、合奏的流行样式，朗诵词由我执笔，撰写前还访问了参加演出的越南留学生。那也是我青年时代写作新诗的仅有经验。那些长句，除便于朗诵，实在算不得好诗。发生在“文革”中的红卫兵、知青越境“支援世界革命”，未必不也受到了这种极具煽动性的艺术的鼓动。
同样出生入死者，驱动力也仍然互有不同。确有一些青年，因为出身或其他问题而受压，不得已而犯险，但一腔热血，未见得不同于正宗的红卫兵，只不过更有一种“绝望的抗争”的悲情，甚至某种自杀冲动罢了。鲁迅的《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中说，“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实在是洞见了人心者之言。尤其令人心惊的，即“或者简直为了自杀”，实在只能出自鲁迅式的冷峻。自杀与“献身”，在当时的情境中，并非总能区分得清楚。“文革”中卷入武斗、越境参战，动因、情怀之多样或有甚于此。英雄主义激情与自杀冲动，有可能在同一人那里纠缠不清。如李宝臣文章里提到的北京四中吴景瑞，竟浪迹天涯、不知所终，未见得不是蓄意在枪林弹雨中了此一生。应当说，头颅轻于一掷，也正为那个暴力泛滥的年代所鼓励：慷慨赴死者或许对自己对他人的生命都不顾惜。
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中还说，“希望打仗，在众多青年心中往往是一种‘下意识’。反映出他们对周围环境开始产生出一种焦虑、拒绝、愤怒。”“文革”中自杀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生前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人生能有几回搏。”黯淡的知青生活更有可能催生这种冒险一搏的激情。“支援世界革命”或许只是美丽的说辞，冲动更在于脱出精神之困。
发生在同一时期的，既有越境“支援世界革命”，也有“出逃”。李恒久的《越境》一篇所写少年，尽管所越也是中越边境，却“并不想去参军，更不愿去打仗”，他们另有向往，“去越南（或者说是逃离这个国家）”，只是为了一个关于“自由”的梦想：“我们要去看埃及的金字塔，要去游览印度的恒河，要横穿非洲的撒哈拉沙漠……我们渴望过一种自由的、尊重人性的生活。”（者永平等编《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1998）“只想寻求一种没有压迫、没有歧视、没有人知道我的出身的环境，脱离开身边的一切，忘掉已经发生的一切！我只是要从精神的巨大压抑和破碎的现实中解脱出来。”该篇说两人被遣返回中方边防站时，发现“在专为越境的中国学生制作的表册上，我们的排列序号是一二六和一二七”。
强大的“反修”宣传之后，甚至有企图越境去苏联者。徐晓主编的《民间书信》中有一封写于一九六八年的信，提到所在中学的四个学生由广州北上沈阳，“准备逃到苏联去”，后被“押回广州警司”。同书收入的一封写于一九七三年初内蒙知青的信中说：“听说咱们团发生了一起反革命事件，三十多人集体投修叛国未成。”对于年轻人，这不能不是致命的“浪漫”。敢于这样孤注一掷的，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学生。
正是令人不堪忍受的信息封锁，刺激了窥探“外面的世界”的渴望。
收入者永平等编《那个年代中的我们》的孙春明的《雪夜看“四访”》，写兵团知青雪夜跋涉，只为了看银幕上一闪而过的西方世界（所谓“四访”，即纪录片《中国乒乓球队访美、访加拿大等四国》），无非为了疗饥：对外部世界（尤其被严密遮蔽的“西方世界”）的知识饥渴。雪夜跋涉看“四访”的知青，与越境到越南、缅甸参战的知青，其关于“世界”的想象，或许已有了不同。“外部世界”纵然模糊不清，却已不再是官方意识形态给定的形象。
署名“凌耿”的《天雠——一个中国青年的自述》，（香港新境传播公司1972）写到了大串联中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对外国人的肆意窥探与寻衅滋事（参看该书第十五章（《征服使馆区》），说大使馆使其想到了外国，突然有了奇怪的念头：“我要躲在洋人汽车的行李箱里混进大使馆，用刀尖逼外交人员给我弄几张必要的文件，然后化装溜到国外作全世界性的串联旅行，这不是很棒吗？”就该书看，这念头倒更像是“我”一年后偷渡的张本。此刻的“我”不过突发奇想，而青年历史学者沈元，则尝试将这种念头付诸实施，却不是为了满世界“串联”，而是逃避迫害（或许还有其他）。他于一九六八年化装为黑人企图进入外国驻华使馆而被捕，两年后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竞以“叛国投敌”的反革命罪被处决。
知青、知识人利用了极其有限的信息渠道。由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一书引述的陈尔晋的主张看，即使僻处边陲，陈也经由自己的途径，获取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并作为思想资源。无论“铁幕”还是“竹幕”，均非铸造完密。窥探世界的目光，利用了封闭之幕的一切微小的缝隙。柏桦引贵州野鸭塘诗人黄翔写该派诗人哑默的文字，说哑默的陋室里，《参考消息》“从桌子一直堆齐天花板”，“哑默就从这些报纸的文字缝隙中窥探‘红色中国’以外的世界”。“当尼克松访华，叩击古老中国封闭的铜门时，他同他的朋友们兴奋得彻夜不眠，在山城贵阳夜晚冷清清的大街上走了一夜。”（《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参考消息》虽限定了读者范围，却并不那么难以到手，阅读、收藏这种报纸也不触犯刑律，与“收听敌台”性质不同。“文革”结束后的一九七七年，以“反革命罪”被处决的上海大学生王申酉，在对司法当局的陈述中，曾谈到自己鼓励弟弟以半导体收音机“真正了解时代的脉搏”，“了解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了解我国的情况”，还为弟弟写明了“一些国家对华广播时间和频率”，包括苏联、美国、日本、西德、台湾地区、印度、北朝鲜和南朝鲜（《关于与我兄弟王解平的通信和谈话》，收入《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补充交代中又写到建议弟弟收听的广播电台，即苏联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和平与进步电台，还有美国之音与英国广播公司（《关于与我兄弟王解平的谈话与书信的补充》，同上书）。王申酉鼓励其弟乘着半导体收音机的电波“越境”。这种思想的“越境”，在知青回忆中不难读到。较之读禁书，“偷听敌台”自然更需要勇气。在随时可能被告发的威胁下，好奇心竞有如此强盛，使那些犯禁者不惜以身试法。而后果，你由王申酉入狱后的供词，就不难知晓。漫长封闭后对“外部世界”的饥渴，也构成了一九八。年代“洋插队”（合法出境）的一部分背景。你不难回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出国潮，整个一九八。年代知识青年中的所谓“托派”（指参加托福考试一族）。至于外国使馆签证处外的长龙，则是改革开放之初京城一景。
大致同一时期，海峡对岸，也有人在收听大陆电台。台湾作家郑鸿生在他关于一九七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的追忆中，记一九七。年春天他和同伴在彰化，有一晚同伴“把收音机抓过去，开玩笑说我们来听听‘祖国’的声音吧，就顺手拨到有着强大电波的大陆电台，于是传来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的乐声。在这种窒息的年代，从对岸传来的无比雄伟的声音无疑总会令人好奇万分”（《青春之歌》，三联书店2013）。那同伴用的是戏谑的态度。我不知倘有人告密，会有何种（或会否有）后果。但只消想到，静夜中海峡两岸的青年同时倾听对岸电台的声音，毕竟是一件有趣的事。
另有地域性的偷渡，不限于红卫兵、知青。据说福建最早形成一定数量的跨国跨境迁移，正是始于“文革”时期。境外较早形成的关于“文革”的认知，部分地也得自偷渡客携带出境的消息。陈佩华的《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和经历》（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写到了“文革”中广东知青的偷渡香港之风。也如法国学者潘鸣啸最初（1975年）在香港的访谈（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陈的受访人几乎均为偷渡者，偷渡的动机也各有不同。接受她访谈的一个前造反派头头，说自己偷渡是“怀着到外面继续开展斗争的理想主义目的”。此人的偷渡约在一九七一年，抵港后的确继续从事政治活动。
上文所引潘鸣啸该书说，“大多数广东知青的歌都有一个特殊的主题，那就是日夜萦绕他们脑海的：偷渡去香港。”“几乎所有的原籍广州的及插队到珠江三角洲的知青都曾经犹豫过要不要偷渡去香港。”收入《七十年代》（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的黄子平的《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赵越胜的《骊歌清酒忆旧时一一记七十年代我的一个朋友》，为此提供了佐证。黄子平的《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中说，当年粤地暗语，将偷渡称“笃卒”。“中国象棋里的卒子向前走一步，‘笃’是手指往前推棋子的动作。”知青偷渡者被从轻发落，因“看守所里挤满了笃卒的男男女女”。“那年头，珠江里练游泳的青年特别多，主要练长距离，-当然速度也很要紧。传说每年横渡珠江比赛的前十名，清一色是上山下乡知青。”因“笃卒”而淹死、被鲨鱼吃掉的，不乏其人。
即使这种偷渡，也受到了那个特殊时代的暗中怂恿。明知“有关机构”正张网以待，依然飞蛾扑火般地前赴后继，那种不顾一切、不惜一死，也正如铁了心越境“支援世界革命”的勇士。上文说过，“文革”中见惯了生生死死、诸种无妄之灾，使人不难于“轻生”，也应当是这类冒险故事的一部分背景。至于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的出亡，则更为离奇，“文革”中即已暗中流传。不知在该事件脱敏之后，马思聪出亡的具体路径是否已被详细披露？
讽刺性的是，同一时期有偷渡到海峡对岸的红卫兵，一度被台湾当局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最终却被送到了关押政治犯的绿岛。而另一偷渡者《天雠——一个中国青年的自述》一书作者的命运则不同。那本以偷渡为结局的书，其叙事逻辑自然通向了这一预设的终点，即一个中国青年何以选择逃亡；所幸尚未因此而将过程简化，牺牲了“真实性”。
另有诡异的故事。“文革”结束后的一九七。年代末，一个名叫林正义的台湾青年，由服兵役的金门泅渡到大陆，所用方式至为简单。这个青年就是后来的经济学家林毅夫。
二0四一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