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便于统一管理对外贸易,同时维护政治稳定,严防西方势力渗透;二是考虑社会稳定;三是国内统一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使大国经济对海外贸易依赖有限｡
关 键 词:清代前期;一口通商;海关税收
中图分类号:K29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3-0089-06
康熙二十三年以后，清政府先后设立了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一直到乾隆二十二年，这段时期，后人称之为“四口通商”时期。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此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1]181从乾隆二十二年至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这段时间，清政府停止了其他三个海关的外贸职能，只保留粤海关一关的对外职能，史称“一口通商”时期。本文主要从海关税收的角度，探讨乾隆实行“一口通商”的原因。
一、问题的由来
目前，学术界对“一口通商”政策评价的文章很多，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 闭关论。有学者认为，“一口通商”是清王朝一贯性闭关锁国政策的重要表现，它标志着清代闭关政策的制度化，中国因此落后了。[2]还有学者认为，清政府“一口通商政策的实行，对中外关系的影响非常之大则是无疑的，它标志着清廷在实行闭关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3]
2. 妥协论。有些学者认为，“一口通商”政策是“既保守又妥协”，因为“清政府于乾隆二十二年，关闭江、浙、闽三口，却又保留广州对外通商，则表明其在坚持传统的闭关自守的同时，对历史的新潮流，不得不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4]
3. 摇摆不定论。认为“一口通商”，是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时紧时松、摇摆不定状态的一个明显的例子。[5]
4. 开放论。有些学者认为，从清初开始，清朝实行的是一条对外开放的路线，一口通商使中外贸易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海外贸易获得不断发展。[6]
应该说，以上学者对乾隆“一口通商”政策的评述虽然分歧较大，但都有一定道理，均有大量的史料为证。但由于以往学者们所用资料，多为描述性文献，缺少比较准确的数据，因而学者们所得到的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差异极大。中国第一档案馆较为完整的清代前期海关、内地关的税收档案，为我们钩稽清代榷关及区域经济格局的变迁，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连续性资料。笔者拟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关税档案资料，从海关税收的角度，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清政府的政策由“四口通商”转向“一口通商”的原因。
二、清政府实行一口政策的原因
乾隆帝之所以要实行一口通商政策，笔者认为，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1. 一口通商政策的直接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成为中外商船贸易的港口。乾隆二十年，英国商人洪任辉等为首的一些西方商人不满粤海关的各种勒索，同时又希望前往他们所要购买的大宗产品——生丝、茶叶等的产地，企图直接打开中国丝茶产区的市场，期望宁波成为第二个澳门。因此发生了洪任辉于乾隆二十年，率武装商船北上，要求到浙江宁波一带贸易一案。到乾隆二十二年，外国商船连续多次到达江浙一带进行私自贸易活动，从而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
乾隆帝认为，“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澳门矣。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7]而“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舶谋生，不独洋行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门黄埔设有官兵，较之宁波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也异，自以仍令赴粤贸易为正，本年来船虽已照上年则例办理，而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为禁绝……（浙）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押令原船返棹至广，不许入浙江海口，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8]命令闽、粤官员拿出具体措施，以便“寓禁于征”。
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两广总督杨应琚认为，“宁海关向少外洋船只，既因海道难行，往往搁浅，又虑牙人贫乏托付甚难，即各种货物一时亦难齐备，是以洋船澳门，少至浙省，而先年税则输纳甚轻，乃自上年至今外洋番船来数只，明系避重就轻，贪利远涉，且有通事奸民从中勾串，以致粤省洋船舍彼就此”，而浙江地方官一遇见“洋番船偶一至浙，非比久常，一切课税诸事，无不逾格从宽，兹既舍粤就浙，岁岁来宁”。[9]394、392两位总督协商后，建议清政府将浙海关“正税则例酌量加增一倍，估价按照浙省货物时值，估计加增”，并对“湖丝、茶叶、瓷器等各种货物，现与浙江时值多与粤海关原例不符”的情况，采取“按照时值增减”的办法，提高税率。[9]393乾隆批准了这一方案，命令将浙海关税则，“照粤关现行税则酌量加重”，并特别强调：“更定章程，视粤稍重，则洋商无所利而来，以示限制，意并不在增税也”。[10]159尽管清政府将浙海关的税率提高了两倍，然而，事与愿违，这一措施没有奏效，原因是：“浙省出洋之货物价值既贱，于广东收口之路稽查又加严密，即使补征关税梁头，而官府只能得其大概，商人计丝秋毫，但予以可乘，终不能舍浙而就广也”。[11]清政府只好改变办法，行令禁止。
乾隆二十二年(1757)规定，当年到达宁波的船仍可贸易，而“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将来止许在广州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12]明文规定了当时欧美的西洋船，必须统一到广州进行经商，并且警告英国商人，不能擅自前往其它口岸进行贸易活动，并鲜明地表达了态度：“岂天朝地方转容你等各处贸易。”不久东南亚到中国贸易的东洋船，也收泊于广州，进行统一的外贸管理，此即所谓“一口通商”。
2. 清代前期，国内远距离贸易的繁荣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是促成清政府由四口通商转向一口通商的重要原因
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帝在答复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请求扩大通商的谕旨中说：“向来西洋各国及尔国夷商，赴天朝贸易，悉于澳门互市，历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绵，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既广东贸易者，亦不仅英吉利一国。若俱纷纷效尤，以难行之事妄行干渎，岂能曲循所请”。[10]456-457
这段话被许多学者反复引用，并以此为证据，指责乾隆帝对中国作为“天朝大国”的自我陶醉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偏见和无知，而没有主动开放，从而失去了主动与西方对话的有利时机。这些指责不无道理，但从另一方面说，乾隆帝说的也并非全无现实依据。正是中国长途贸易的繁荣，各大区域之间交换的频繁，国内统一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使大国经济对海外贸易依赖有限这个客观状况，使得统治者在决策中，面对不同选择，权衡利弊时，政治安全往往更得到优先的考虑。[13]即使就经济因素而言，清政府将“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无论就商品流通看，还是就清代前期整个海关税收看，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清政府所考虑的是如何保持沿海地区统治的安定，但并不阻止或限制其对华贸易。
一口通商政策实行以后，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的税收，虽然各自有增减，但总体上变化不大，请看表一：
资料来源：据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第419-442页统计，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有些海关税收略有缺年。
据笔者统计，乾隆元年至乾隆二十一年之间的年均税收，闽海关为269454.47银两，浙海关为89790.235银两，江海关62483.6银两。乾隆二十二年至道光二十年之间的年均税收，江海关为72550银两，浙海关为83345.91银两，闽海关为260824.78银两。[14]
如果把一口通商时期与四口通商时期的年均税银相比较，那么江海关增加了16％，浙海关增加了7.2％，而闽海关则减少了3.3％。三关的税收变化不一，江海关增长最多，其次是浙海关，闽海关则有所减少。江海关税收增加较多的原因，正如两江总督百龄所言：“江南省松太道所管之上海关，征收闽、广洋船所载红木、椒糖及奉天、山东海贩之豆粮,各货每年税款，均系足额。”[15]我们发现，虽然一口通商时期闽海关的年均税收与四口通商时期的年均税收变化不大，但就一口通商时期闽海关的税收看，变化幅度是较明显的。乾隆二十二年至三十一年，闽海关税收为342512.2银两，与粤海关相差不甚悬殊；而到乾隆三十二年至五十一年，闽海关税收虽有增长，但逐渐与粤海关拉开了距离；乾隆五十二年以后，闽海关税收每况愈下，而粤海关税收则突破百万银两。
特别是进入嘉庆朝以后，闽海关的税收下降趋势更大。嘉庆二年至十一年，闽海关的税收年均仅190138银两，是乾隆四十二至乾隆五十一年年均税收385193.4银两的50％左右。那么，造成了闽海关税收剧减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是“一口通商”政策实行的结果。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闽海关虽然是海关，但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的海关，正如表二所示，其税收中的大部分是国内沿海贸易税，只有少数部分是对外贸易税。
洋税在闽海关中不占主要地位，因此洋税减少，并不是闽海关衰落的主要原因。虽然我们难于知道闽海关所征的梁头税和糖料税中，有多少征自进出口的船只，但即使全部假设出自对外贸易，洋税也不超过整个闽海关税收的20％，也就是说，闽海关的税收主要来自国内沿海贸易。闽海关的衰落，虽然与清政府规定福建茶叶运往广东必须通过内地商路密切相关，但更主要的是福建与台湾的贸易量减少所致。[16]
就乾隆二十二年前，四海关税收总量在全国榷关税收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看，前者并不占主要地位。据关税档案统计，乾隆十八年至二十二年，全国包括4个海关和18个内地关在内的24个户部关，年均总税收为460万银两左右，而四海关年均总税收为870776.6银两，后者是前者的18.92％，不到五分之一。内地关税收占五分之四以上。
如表三所示，一口通商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几乎所有内地榷关的税收均有增长，受到一口通商政策的影响很小。在乾隆二十三年至乾隆六十年近四十年时间里，除张家口关外，其余榷关税收均比一口通商之前有增长。但张家口关，乾隆元年至二十二年仅有一年的税收资料，该年的税收不能代表乾隆元年至二十二年整个张家口关的税收水平。从关税档案看，张家口关的商品流通发展很快，至嘉道年间达到高峰。嘉道之后，由于政治动荡不安，生产力水平下降，商品流通受到影响，一些榷关税收比一口通商前有所减少，甚至减少的幅度还比较大。但总体而言，清代各大区域的商品经济仍在继续发展，一口通商时期与四口通商时期的中国经济格局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其原因主要是清代前期的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使中国形成了沿海、沿河、沿长江和沿边的各大区域之间的经济交流，内部市场不断扩大。各区域所需要的产品，基本能够通过国内贸易解决；而对外输出的商品，如生丝、茶叶、瓷器等，也拥有广大的国内市场。
有必要说明的是，正如笔者另外一篇文章将要讨论的，即使在有限的四海关总税收中，其中至少有60％以上来自国内沿海省份之间的商品流通。就海外贸易最为发达的粤海关来看，也多是中国商品输出国外，而对国外商品所需非常有限。当时对海外贸易的需求，主要是来自于有海外贸易传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沿海省份以及内地省份中与外贸出口有关系的一些手工业部门所在的地区；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经济发展的总体，则尚未产生对海外贸易的强烈需求。[13]
3. 粤海关外贸税收较多，广州已经逐步成为清代前期中国的外贸中心，这是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政策的重要原因
早在“一口通商”政策实行之前，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长期很少有外国贸易船只到关，因此外贸税很少，而主要征收国内贸易税。下面我们较为详细地考察浙海关、闽海关和江海关的中外贸易情况。
（1）浙海关设立后，该关的中西贸易往来，主要集中在康熙中期以及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这两个时段上。据马士记载：康熙三十九年（1699）十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指派卡奇普尔随“伊顿号”到达舟山口岸。他在该处同时见到“特林鲍尔号”、“麦士里菲尔号”、“孟买商人号”也停泊在这里。[17]107康熙四十三年（1703），“塞缪尔与安娜号”和“宁波号”开往舟山，到达定海口。[17]127但是这种贸易状况，随后发生了变化。东印度公司来浙贸易的商船，在次数和资金方面均逐渐减少。在乾隆二年至乾隆二十年之间，甚至没有一艘英国商船来浙贸易。陈君静认为，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主要是：
一是商船停泊口岸远离内陆腹地，交易不便。定海是一个小市场，只有本地买卖，到定海参与交易的商人几乎都来自宁波府城，他们只是为了带着和英国贸易这个特别目的，才来到远离商业中心的定海。而海上交通的不便，必然会影响双方的交易。二是市场交易受宁波地方官员、商人的控制，并经常受到“勒索”，市场不如广州规范。总的说来，即使在这堪称浙海关中西商人直接贸易的高峰时期，来浙的商人也是屈指可数。[18]
相隔几十年后，西方商人到浙江沿海贸易的第二个时段是乾隆二十年(1755)四月，英国商人洪任辉以粤海关征税太重为由，率领一英船到达定海，希望与浙江海关口岸进入直接贸易时期，以此提高贸易利润，但被清政府所拒绝。
就浙江关口岸与东印度公司贸易交往的历程而言，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贸易量不大，税收少。二是所载货物以番银为主。当时，中国属于自给自足的经济，并不需要英国哆罗呢、紫檀、胡椒、黑铅、藤子等“些微不急之货”，而英国从中国输入的大宗，主要是英国人所急需的生活必需品茶叶，以及英国纺织业所急需的生丝等，因此来华商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18]因此从浙海关当时的情况看，外贸并不重要。
（2）闽海关和江海关。闽海关、江海关的状况与上述浙海关的情况十分相似。
就表四而言，从康熙三年（1664）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90年时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贸易的船只共有199艘，其中前往粤海关的有153艘，占总数的76.88％，到闽海关的有26艘，占总数的13.07％，到浙海关的17艘，占总数的8.54％，而江海关只有1艘。
到达闽海关的西洋船，主要集中在康熙十六年至四十三年之间。到达浙海关的西洋船，主要集中在康熙三十九年至康熙四十九年之间。而粤海关从康熙十六年至六十一年，共接纳西洋船40只；雍正元年至十三年接纳西洋船36只；而进入乾隆时期以后，来华的东印度贸易船呈跨跃式增长，仅乾隆元年至十八年就达到76艘。很明显，康熙四十六年前，还勉强可以称为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的“三口通商”，但此后几乎所有的英国船只都集中在广州。
闽海关从康熙四十六年至乾隆十八年、浙海关从康熙五十年至乾隆十八年分别接纳1只东印度公司的船只。闽、浙两海关从乾隆元年至乾隆十八年，竟然无一艘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到关。“四口通商”有名无实，中西贸易实际上一直集中在广州。
（3）粤海关。四口通商时期，广州已经逐步形成一套较完整的管理对外贸易的制度、办法。澳门商贸的发达，也为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提供了条件。澳门在明末清初，海外贸易基本处于上升的趋势，即使在清初海禁期间，澳门的对外贸易仍未中断，成为东南沿海对外唯一的通道。而清朝自建立以来，一直沿用明朝政策，即把对广州和澳门的贸易管理，放在同一个系统之中，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贸易十分兴旺。到清初，从广州、澳门通往世界的太平洋航线、欧洲航线、日本航线三条主要航道亦已完全开拓，广东的海外贸易网络已十分发达，乾隆决定在广州实行“一口通商”，是有其客观的理由和条件的。[5]
正如一位外国商人指出的，早在“十七世纪时，小规模的通商是在许多地点进行的，但是却有集中广州的倾向，这一则是因为该城的官吏、商人富有敏锐的商业本能，二则是因为外商发现，其他城市的官吏和商人们只希望在可能的最短期间内得到最多的金鸡蛋。故自十八世纪初叶起，广州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主要的商港”。[11]124
康熙三十二年（1693）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英国商人在福州开设的商馆时开时闭。[17]84-85康熙三十九年（1700）英国商人前往定海、宁波开辟商馆又遭失败。[17]107-110此后，由于广州贸易条件优越，英国商人便逐渐放弃其他商馆，将贸易中心移至广州，其他西方国家也都和英国一样，把贸易重点转移到广州，中西贸易已成一口之势。[19]
一口通商以前，粤海关每年的税收，远远多于其他三关，在四海关中占主要地位。据关税统计，乾隆元年至二十一年之间的年均税收，粤海关为449048.33银两，闽海关为269454.47银两，浙海关为89790.235银两，江海关为62483.6银两。[14]粤海关税收是闽海关的1.67倍，是浙海关的5倍，是江海关的7.19倍。四海关的平均每年总收入为870776.6银两，粤海关一关税收就占了51.57％，超过其他三关之和。
史实表明：即使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最初年份，中国所需外贸产品仍然有限。如，江西省广信府所属之玉山县，是江西进入浙江的重要转运站，“凡自浙南来各货，系由浙省常山县夫行雇夫挑运，其广东、湖北等省暨江西省内地货物，运往浙中者，如干果、锡蜡、水油、纸张、药材等为大宗，杂货次之。以担计者，每年不下三四十万。而由粤运浙，专系外夷买卖者，惟各种洋货极多时，亦不过四五千箱。约计通夷货物，较之内地贸迁之货，仅十数分之一”。[20]
从四海关的外国船只到关数量以及税收看，粤海关与浙海关、闽海关、江海关相差悬殊。因此，清政府停止其他三个海关“有名无实”的对外职能，只启用粤海关，作为对外通商的口岸，无论就政治成本还是经济成本而言，都是合算的，也是合乎情理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的目的之一是便于统一管理对外贸易，同时维护政治稳定，严防西方势力渗透，“在国家绥远通商，宁波原与澳门无异，但于此复多一市场，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其如何稽查巡察，稗不致日久弊生，不可不豫为留意”。[1]179-180目的之二是考虑社会稳定。中国出口商品以茶叶为大宗，其运输渠道，“查该国（英国）全藉与内地贸易资生，而憋迁各物内以闽茶为至要之货。闽茶产武彝山，与江西连界，向由江西省铅山县河口镇水路运茶至粤，路途极顺，若在闽、浙海门，俱甚迂远，该国断不能舍粤东而赴别处”。[1]261北茶大量南运广州，养活几万靠运茶为生的百姓和船工。目的之三是国内统一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使大国经济对海外贸易依赖有限。
笔者同意这种观点：乾隆二十二年开始实行的“一口通商”政策，既不是“闭关自守”，也不是全面“对外开放”，而是一种在严格监督下的对外贸易制度。[5]这种制度就当时而言，合乎国情，在一定时间内也是有成效的。从法理的角度看，任何主权国家都有权制定自己的对外贸易政策，有权决定开放哪些港口或关闭哪些港口。粤海关下属的70多个关口，完全有能力销流西方各国进口的商品，而所谓的中西贸易，实质上是出口远大于进口的以银易茶、丝的贸易。[21]同时“一口通商”适用的范围，主要针对西方国家的来华商船，至于中国东南沿海商船的出口及南洋地区商船的进口通商，均不受此限制。
乾隆帝对一口通商政策的实行，起了决定性作用。应该说乾隆时代有效地抵挡了西方的挑战，但是这种有效抵挡也掩盖了中国对发展机会选择的失误。[22]从后来的历史变迁看，清政府从四口通商转向一口通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经济的转型，而这种影响是当时难于察觉的。一口通商政策实行期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突飞猛进的时期。尽管一口通商时期的粤海关收入有了相当大的增长，一口通商时期四海关的收入与四口通商时期的收入相比也有一定增长，但是其在清代整个榷关收入中仍然有限，这表明清代经济仍是内贸型的经济。虽然这种情况与是否同时开放四海关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仍然消极地而不是积极地对待对外贸易，即使多开放几个海关，中国仍然是封闭型、内贸型的国家。开放的本质是主动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如果不主动参与，一口通商与四口、多口通商也没有本质上的多大区别。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势力十分强大的国家里，由于缺乏更多的诸如海关之类的“窗口”示范作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近代中国的经济转型，尽管这种转型本身也可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乾隆的思想和政策，孕育于前代遗留下来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之中。虽然他对18世纪、对中国历史的相对落后，应负一定责任，但他不能超越时代。他像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代表着并属于自己的时代。[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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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包礼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