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战时期的文学空间中，香港作为“流亡中转站”具有特殊的价值。对于萧红来说，香港不仅提供了相对安定的外在环境，而且提供了远离抗战主场进行创作盘整的机遇。萧红在香港时期对自己熟悉的、已写作过的题材、人物、主题进行了创作反刍，形成了基于生命立场、悲悯审美的独特抗战书写。这促进了萧红文学上的自我成长，也在疏离与回归、边缘与中心的辩证关系中展示了作家与时代不同的链接方式，提供了抗战时期文学的另一种经验。
关键词：萧红；香港；创作反刍；文学空间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7-0175-09
萧红是身前身后都颇受争议的现代女作家，在朋友圈、评论界、读者群中引起的情感反应、阅读体验都有很大的差异。萧红多舛的命运是早春时节现代女性寻求解放与独立的酷烈标本，萧红的创作生涯从始至终都是时代大潮中的同曲异调。萧红以其独有的尖锐不断触碰着抗战、启蒙和女性等话题的敏感内核，成为单一文学标准难以涵盖的异数。萧红评价中分歧最大的是香港时期的创作，边缘的香港给予异质的萧红一次重要的创作沉淀。细致检视香港时期萧红的创作反刍可以深入探寻“文学洛神”的独异灵魂，也有助于对抗战时期文学的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萧红1940年1月离开大后方、远走香港，在当时引起很多费解、不满和叹息。在这之后的短短两年中，萧红完成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中短篇小说《后花园》《北中国》《小城三月》以及《民族魂鲁迅》《骨架与灵魂》《“九一八”致弟弟书》等作，内容、风格上与早年《生死场》时期不尽相同，成为萧红评价中莫衷一是的后期创作。
对这一时期萧红创作的研究往往各执一端、不够全面：一是重视《呼兰河传》等回望乡土的个人抒情，而轻视《馬伯乐》等反映抗战现实的作品；二是作品评价中往往割裂风格与立场。不少研究者受茅盾的《论萧红的<呼兰河传>》影响，一方面肯定《呼兰河传》艺术上“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采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另一方面批评萧红“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为她脱离抗战予以惋惜。1尽管后世学人对茅盾的“寂寞论”多有争议，但是都对香港时期萧红作脱离时代的一致判断，言下之意萧红香港时期回归自我是对时代的抗拒。虽然政治立场下和审美视角下对萧红的评价高下不同，但都未能深入考察萧红创作中个人抒情与民族呼号的内在勾连。其实，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都是自我内心与时代精神的深度融合，《呼兰河传》等萧红居港时期创作的成功肯定不只是艺术风格方面的。林贤治以“在文学史上：她死在第二次”为题著文指出：在从政治化到反政治化的文学评判标准下，“萧红成了前后两种不同的文学思潮的牺牲品”2。
萧红的创作生涯、人生历程深受战争的裹挟：少女萧红在哈尔滨为独立自由挣扎于泥淖之时，日军正在侵占哈尔滨、谋划伪满洲国；沧桑萧红在日军进攻香港的炮火中受尽磨难、抱憾离世。始于伪满的哈尔滨、终于日占的香港，萧红在战争的催逼之下从北到南一路辗转、颠沛流离，步步远离出生之地，“从异乡到异乡”，最后殒命天涯。战争与漂泊，是如此严酷地充斥在萧红短暂的人生中，这也是萧红一生创作最主要的题材来源。萧红作为东北作家的历史身份及她所在的左翼作家群体都在一定程度地影响着她自我体验的表达。“挟着一本《生死场》原稿来到上海”，得到鲁迅的提携，是萧红之幸，3但也使她被简单定位为抗战文学作家，其早期创作中的多声部和张力感往往被忽略。
在抗战全面爆发后，抗战文艺一直在救亡宣传与艺术追求上左右摇摆。老舍在1940年总结三年来的文艺状况时反复说到“艺术与宣传平衡”是文艺者未能解决的难题，“一脚踩着深刻，一脚踩着俗浅；一脚踩着艺术，一脚踩着宣传，浑身难过”4。萧红更是在自我体验与时代要求的两股急流中不断调试。无论在私下争论中还是在公开座谈中，萧红时时力陈自己卓尔不群的文学观，显然地表现出对“七月”文学圈在而不完全属于的疏离。在散文《失眠之夜》中，“我”与“三郎”都迫不及待地述说、轮流打断对方，“我们讲的故事，彼此好像是讲给自己听，而不是为着对方”。萧红的文艺思想在萧军、胡风及后来的端木蕻良那儿得不到共鸣，这在很多座谈会记录、萧红的散文、书评等中都能看到。
在抗战文艺主流话语中，萧红的创作遭遇着不完全兼容的尴尬。她在香港时期的不少创作是在大后方未能展开的。1938年6月18日端木给《文艺阵地》信中透露，“萧红已开始写作长篇（可能即是《马伯乐》），不久将给《文艺阵地》连载后未果”5。有研究者分析连载未果，与《文艺阵地》因《华威先生》《差半车麦秸》等作引起的“暴露与讽刺”之争有关。论争的不断升级“导致了作者和编者共同的犹豫，萧红中途辍笔没有完成这部长篇”6。《呼兰河传》的写作其实在大后方时也已经开始，“大约开始于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看过前两章的蒋锡金尽管很喜欢萧红的作品，但是对于她“一直抒情”“人物迟迟的总不登场，情节也迟迟的总不发生”“有点纳闷”，还说萧红为了写《呼兰河传》曾怄气、哭鼻子。7
在诸多回忆中，萧红的香港之行充满诡异和仓促；其实，文艺思想自我辩解的焦虑、寻求安定创作环境的愿望、生活与创作重新开始的需要，都是促成萧红远离大后方的原因，而文化驿站香港是一种选择。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一直被新文学作家称为文化沙漠，内地知识分子的“大中原心态”和殖民者的“种族态度上他者化”都使在港华人养成“寄居者的心态”和“政治恐惧感”，形成了香港“完全不同于中国内地”的“地域政治空间”。8在英国人对香港史的描述中常见“边缘”“夹缝”“角隅”等词汇，甚至称香港是“维多利亚朝英国与大清中国”这两个“不情愿的双亲”的“私生子”。1香港相對自由的政治空间中旅行着诸多文艺思潮，尚未形成强势的独立主体。按照萨义德文化旅行理论，诸如左翼文艺思潮、抗战救亡宣传在香港的穿行必然伴随着接纳、抵抗和变异，从而使之成为更具兼容性的文化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