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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小说虚实观探源

时间：2023-06-22 11:20:03 公文范文来源：网友投稿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７１２（２０11）０4-０144-10

摘要：古代小说虚实观源自于先秦时期诸子学说中的虚实观，在观念本体、思维模式、创作方法等方面明显受到先秦儒道虚实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儒家推重的史家实录品格和以道德为实体的观念，制约了唐前小说虚实观的发展，使得崇“实”抑“虚”的取向一枝独秀。

关键词：古代小说；小说理论；虚实观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41 文献标识码：Ａ

小说虚实观是我国古代小说理论的核心观念之一，涉及小说创作方法、创作原则、作品选材、艺术方法等多面的内容，其萌生、发展与成熟，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程。我国古代小说的虚实现象早已成为认识和研究的对象，但由此生成的虚实观念却并不完全是“小说”的虚实观。由于小说与史家著作、诸子作品（古代史家观念基本上也属于儒家一派）存在着先天的“血缘关系”，小说领域的虚实观从诞生开始就借鉴、移植和融混了文化思想领域虚实观念的质素，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小说虚实观念的内涵以及对此展开探讨的主要走向。因而，有必要厘清我国古代小说虚实观的源头，以深化对古代小说虚实观的认识。

一

我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有关“虚”、“实”的观念。据现有文献，“虚实观”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特别是儒家、道家的著作，有的直接阐述了虚实观念，有的隐含有对“虚”与“实”的看法，对后世小说虚实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儒家喜欢用“信”表达对人与事的评价与看法。儒家的“信”蕴含着相对于“言”的、对道德上“实有”的要求，含有“诚信、诚实、信誉”等涵义。所谓“言而有信”、“谨而信” ［1］（P11-13），正反映了儒家以道德修养为实为本的基本观念。孔子认为人的最高境界是道德的“实有”与得体的言辞融汇谐畅：“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P92）。曾子将“虚”、“实”对用：“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有光辉之谓大。” ［2］（P104）这里的“虚实”还是就知识、道德乃至人格的充盈与否而言的。儒家所谓的“信”还包含对事情、事物“实有”的要求，含有“真实、信实”的意思。孔子所说的“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1］（P78），蕴含着对“真实”的反思与回归。正因为孔子关注实有，更重视人事，所以不语怪力乱神，宣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1］（P169）。子产也说：“天道远，人道尔，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3］（P731）显然，在儒家眼里，现实生活和人事才是真实的、实有的，而鬼神怪异都可以高高悬置，敬而远之。实际上并没有把鬼神怪异当做实有。

道家学说则蕴含着与儒家截然不同的“虚实观”。老子所谓的世界本原——“道”具有两重性：其存在状态为“无”，即为“虚”；“道”又存于天地间，为实“有”，即为“实”。老子将“有无”看作是相互生成的共生体，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 ［4］（P4）。他认为“道”虽然本体是“无”，但在“道”虚无寂寥的内部，蕴含着深奥的“实有”。故老子说：“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4］（P42）庄子也说：“夫道，渊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也；无声之中，独闻和也。” ［5］（P161-162）这些表明，在道家的哲学体系中，“道”是“无”和“有”、也即“虚”和“实”的辩证统一体。

上述儒道两家学说中关于“虚”、“实”的论述尚不具备文艺学、小说学的意蕴，但这些思想观点却对古代小说虚实观产生了至为深刻的影响。儒家以道德为本体的诚信观，催生了绵延后世的以有益政教为核心的功利主义小说观，不仅将有利“道德教化”、不违理真作为小说的价值追求，而且将之作为评价小说优劣高下的价值标准，使得“虚”、“实”有了是否“合理可信”、是否“虚妄”等方面的内涵，从而潜在地制约着小说的发展演变；儒家重视“信实”、不尚夸饰的观念，则通过史家影响了以实录、纪实为重要方式的小说创作观，使得“虚”、“实”获得了是否可信、是否有错讹等方面的涵义；儒家关注人事、人世的现实精神，则客观上促使小说创作向史家靠拢，托名汉人的小说如《燕丹子》、《汉武内传》、《汉武故事》均具有史部杂传和子部小说两重性即是明证。而道家虚实汇融的观念则孕育了以虚证实、由虚观实的思维模式和认识方式。这些模式、方式表现在庄子的文章中，则有以“悠谬之说，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 ［5］（P502）的立言以见意，借奇幻的联想、雄奇的想象、大胆的夸张描绘出的为耳目所能见的实境，以表现本体、情感、理性、气韵等“虚境”；等等。这些不仅启发了小说的虚构手段的自觉运用，而且启发了小说“以实写虚”、以有形见无形、以言行写风神气韵的艺术灵性。魏晋时期的《世说新语》被时人誉为摹写传神、信实不妄，与老庄美学的虚实观有深厚的渊源关系。所以，从小说创作的实际看，在儒、道有关思想的影响下，汉魏时期小说虚实观已经萌芽形成，特别是重视“实录”、关注现实、主张有益教化的尚实观念发展较快，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末。

从小说源头上来看，儒道两家虚实观念对小说虚实观的影响还表现在小说的艺术思维上。学界一般认为，与我国古代小说艺术关系最近的源头有三个，分别是古代神话、先秦史书和诸子寓言。笔者以为这三个源头分别孕育了古代小说三种艺术思维模式：求幻求奇的神话思维模式、求信求实的史学思维模式和求理求意的子家思维模式。求幻求奇的神话思维模式带来的是不自觉的想象和虚构，受此影响的小说作家目怪异奇幻为真实，其作品带有苍莽朴拙的原始意味，《山海经》、《神异经》等作品显然受此思维模式的影响。求信求实的史学思维模式带来的是为了忠实历史的真实而进行的想象和虚构，即通过“真实的虚构”使读者确信这些人物、事件在历史上“真实的”存在过（《左传》、《史记》均有虚构成分，但是少有人因此贬低他们的价值，原因即在于此）。汉代乃至魏晋时期的许多作者，不是为了创作小说而创作，但无意中使用了小说的虚构笔法，有以“虚构”写出“真实”的妙趣，杂史小说、志人小说显然与这样的思维有渊源关系。被儒家认可的史学思维还对神话思维进行了排斥，如历代儒家均有力图将神话还原为历史真实的努力，所以不仅小说家常常引据史书的虚构为作品辩解，小说评论者也借重史学标准褒贬小说，形成了“拟史批评” ① 的理论范式。而求理求意的子家思维模式主要表现为运用寓言来辅助说理，给小说创作带来了自觉的虚构，战国时期诸子好用寓言说理的现象是其源头。唐前诸多小说被史书列于“诸子略”或“子部”，而不是列于“六艺略”或代表文学的“集部”，特别是汉代班固等人所言的小说，命名与子书的方式相同，如《伊尹说》、《青史子》、《皇帝说》等等，正反映了汉魏时期小说虚实观念与子家思维的渊源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孔门子夏有一段话与“虚实”甚无关联，但是与后起的小说“虚实观”有割舍不断的因缘：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1］（P320）

这里的“小道”当指与儒家之道相对的生产技能、技术，这句话被班固《汉书·艺文志》移植改换为对小说思想内容的评断话语。加之班固在著录的《伊尹说》、《师旷》、《黄帝说》等作品后面，还附上了“其语浅薄，似依托也”、“其言浅薄”、“迂诞依托” ［6］（P38）等评语，容易将人引向对小说思想价值的贬低，客观上导致了小说理论对“虚”（虚构、虚妄）的摈斥，对“实”（实录、写实）的推崇。

二

按照一般的文艺观念演进之路，以先秦诸子的“虚实观”为基础，应该很容易建构起合乎小说艺术规律的虚实观体系。庄子用以说理的寓言，不仅使用小说笔法，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论及的是文艺创作的心理状态、技能技巧等问题，有的甚至具备艺术创作理论的雏形，对小说创作应该实有直接的启发借鉴意义。古代小说完全可以从道家的“虚实观”吸收营养，借助于“想象、虚构”锤炼自身的艺术魅力，并迅速形成自己的个性理论。然而汉魏时期小说领域没有选择与自身有“本体-现象”、“共性-个性”关系的哲学思想作为源头，借助哲学的引导实现虚实观念的独立演进，小说虚实观带有深深的思想文化领域“虚实观”的烙印。

东汉时期，桓谭视小说为“百家杂说”。他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7］所谓“丛残小语”是说小说取材来源较为芜杂；所谓“近取譬喻”，是指这些作品多使用寓言、故事、传说或比喻、类比的手段说理，其中有较多的虚构成分。班固不仅认为“小说”近于虚辞妄言，而且进一步贬低小说的思想价值。他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6］（P39-40）桓、班二人所谓的“小说”，与后世所称的“小说”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对小说轻视贬低的态度代表着正统文化、代表着史家对小说的评价，也影响了后人对小说虚实问题的看法。王充认识到虚构作品、非真实的故事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 ［8］（P442）但站在“疾虚妄”的立场上，他还是坚决反对修饰虚幻的。他将虚构话语斥之为“虚妄之言”，认为“俗语不实，成为丹青，丹青之文，圣贤惑焉” ［8］（P59）。王充这些议论并非专门针对小说，但他称：“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害世俗人，为谲诡之书。” ［8］（P55）小说家在诸子之列，小说自然包含在他所批评的对象之中。

至魏晋时期的小说虚实观仍然以尚实为宗，要求小说选材要真实，不能虚构，要忠于“见闻传说”，以近乎史家“实录”的方式进行创作，否则就会受到批评甚至被摒弃。据《世说新语》记载，《语林》最初广受读者欢迎，后来因谢安批评其传录的与己有关的两句话为不实之辞，人们竟然不愿意再读此书。其实，被目为信实可采的《世说新语》也有虚构的成分，唐代段成式就引了王敦说澡豆的事情来证明陆汤的事情为虚假。所以当时的小说，无论是记叙现实人物行状的《语林》、《世说新语》等，还是讲述神异怪奇之事的《搜神记》、《列异记》、《冥祥记》等，尽管都包含有大量虚构故事，但作者往往声称据实而录，或设法证实作品的真实性，力求使读者确信小说事件是真实可信的。甚至明知道所记录的事情为虚构，也设法否认或者为自己辩解。干宝称《搜神记》的撰作宗旨为“发明神道之不诬”，对于小说中不合事实的地方，他辩解说：“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用史书对同一件事实的不同记载，来为自己书中的错讹虚假作辩解：“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可见，干宝坚持《搜神记》是遵循实录原则的。至于偶有错讹，是见闻所限而致，不仅难免而且可以谅解：“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期讥谤。” ［9］鲁迅先生认为，当时人们“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也。” ［10］（P43）王琰就以自己亲历的佛像失而复得的故事来印证佛家之果报为世间实有；萧绮对“殊怪并举，纪事存朴，爱广尚奇”的王嘉所撰的《拾遗记》进行删改整理，力争做到“事弗空诬，推详往迹，则影彻经史，考验真怪，则叶附图籍” ［11］（P59）；葛洪面对弟子“古之得仙者，岂有其人呼”的询问，声称“神仙幽隐，与世异流，世之所闻者，犹千不得一” ［12］（P54），以此坚定弟子对神仙的确认与信仰。可见，当时创作志怪记异作品均以“实录”为创作原则，文本接受也以“信实”为据。

至于与史书形态接近的小说（学界一般称为“杂传小说”、“杂史小说”），其作者则宣称取材于“史料”敷衍成书。如署名葛洪的《西京杂记》，其《序》称作品取材于刘歆汇集的、为班固所不取的有关史料，“抄出为二卷”，目的是“以禆《汉书》之阙” ［13］（P249）。梁代的《殷芸小说》据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所言：“此书大概是梁武帝组织编写史书时，将搜集到的荒诞不经、不为史书所取的素材另外汇集成册而成” ［14］（P278），则该书亦是取材于史料。有些小说模拟史书叙事的同时，使用想象、错位、错时等虚构叙事手段讲述故事，在文体上与史书交汇错杂，如托名汉人的小说《穆天子传》、《飞燕外传》等等。但前者有荀勖作序，引述《左传》以征信于史实，后者有伶玄自序，称该书所载之事来自亲耳听闻飞燕故事的有关人的口述，借此求得证实。这些追慕史书、与史书攀亲实则所记玄虚的做法，乃是由于史书、小说均以叙事为主要手段，均承担着传递信息、观览人世、博通人文的功能，叙事均涉及时间和空间等组织元素，甚至在创作风格特色上也有内在的联系，以至于小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难以摆脱史书投射在自身上的影子，不仅在创作观念、艺术手段等方面深受其牵制，即便“虚实观”也刻有深深的史家印记。很多小说理论家和作家都非常推崇史书的信史风范、实录精神，深究其意，当是旨在通过彰显内容的真实可信来表明作品具有和史书同样的认识价值和教化民众的道德价值。其他如《汉武故事》、《汉武内传》皆收录在《隋书经籍志》史部，与这些作品在题材内容、叙事观念上与史书形态接近有关，这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小说叙事的基本态度。

即便小说记载的是殊方异事、神怪奇闻，小说作家或评论者仍然坚持这些作品真实地反映了遥远国度、异域空间的事情，只是世人受了眼界耳目的局限，才认为虚妄、虚假。有浓郁的神话色彩和明显的原始巫术印记的《山海经》中多“闳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郭璞这样解释人们对这部书真实性的怀疑：“世之所谓异，未知其所以异；世之所谓不异，未知其所以不异。何者？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按照郭璞的说法，《山海经》所记均为常人耳目未曾闻睹的事情，是人们的孤陋寡闻带来了惊奇异怪的心理反应，而不是事物本身超出了常理，所谓“夫玩所习见而奇所希闻，此人情之常蔽也”。至于《山海经》中山川名号与当今“多有舛谬，与今不同”，郭璞认为是“师训莫传，遂将湮泯”的结果。［15］（P5-6）刘秀（实为刘歆）则称《山海经》“其事质明有信”，并以武帝时期东方朔、刘向之事为佐证，认为“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遥俗”，“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 ［16］（P4）。在刘秀看来，《山海经》有增加见闻、开拓眼界的认识价值，无疑也是世界的真实写照。

可见，自小说虚实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以来，直至魏晋六朝，古代小说虚实观逐渐回避作品存有大量虚构内容的事实，主动向史学靠拢，一直笼罩于史书崇尚“实录”的原则之下，呈现出如下特点：1、针对的不是严格文学意义上的“小说”，而是形态复杂，兼有史书、子书、杂记、杂传等多种“祖体”特征的文体，因而不是站在纯小说立场上谈虚构与写实，具有鲜明的小说域外的多种虚实观念混融的倾向。2、以当时人们认同的“小说文体”为批评对象，高度认同“实录”、“取材现实、著述真实”的创作方法和原则，文学的想象、幻想等虚构手段被贬低或排斥。为了突显“实录”的价值和意义，甚至不惜漠视淡忘小说作品的虚构本质，理论视界中的“虚实”与小说作品中的“虚实”错位现象严重。3、对小说价值的评判以是否忠于史实坚守实录、能否做到“事信而不诞”作为重要标准。从积极方面看，这样的标准客观上有助于提高小说地位和价值；从消极方面看，是将小说当作凡言皆须有所据的历史著作看，阻碍了小说的文体独立，使得后来小说文体长时期被固着在“史补”、“史余”的尴尬地位。4、“虚实观”除了受史学观念的影响之外，也与汉魏六朝人重视文章、崇尚学识的文化风气和以博学多才、见闻渊广品评人物的社会风气有关，还与自东汉以来崇真尚实、反对诡言神异、预测吉凶的谶纬经学的文化思潮有密切关系。桓谭、班固、葛洪等人的看法折射出了史家实录原则对小说虚实观的影响，王充等人的观点则代表了“求真美、疾虚妄”思潮对“虚实”的取舍。5、此时虚实观立论焦点主要指向小说题材与素材是否一致、创作方式是否为实录两个方面，虚实辩争的主要目的是评判小说是否具有教育价值、认识价值，尚未深入到小说艺术本质。这种虚实观念随着通俗小说的萌生才渐有改变，直至明代中后期才有质的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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