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通俗教育研究会是民初教育部的附属组织。研究表明，其在存续期间，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改良传统戏曲，规范新兴影剧；评定小说等级，引导阅读风向；提供讲演资料，培训讲演人员。这些活动对民初社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切实的推进作用。
关键词 通俗教育研究会 民国初年 社会教育 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7-03-25
Abstract The Popula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is an affiliated organiz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search shows the institute mainly carried out the following work： improved the traditional opera， standardized the new films and dramas； evaluated the novel grade， guided the reading direction； provided the lecture materials， and trained the lecturers. These activities really pushe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duc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 the Popula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social education；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社會教育兴起于清末，确立于民初，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项颇为重要的教育活动。相比学校教育，这种教育以普通民众为对象，希望通过丰富他们的闲暇生活，渐而引导改变其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心理态度和价值观念，其中蕴含着提升民众现代性的美好期许。正因如此，社会教育得到了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是，作为一种引自异域的新型教育，社会教育还处在摸索和初步实践阶段，其功能发挥需要国家力量的支持与规划。针对这种情况，1915年7月，时任教育总长的汤化龙专门上书总统袁世凯，提出“化龙自莅事以来，对此项教育经营筹划，知非设会研究，详考利弊，讲究方法，无以推行尽利”[1]375-376。这样，同年9月6日，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得以成立，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2]1为宗旨，下设戏曲、小说和讲演三股。民国著名社会教育学家马宗荣认为，“民国十一年以前的社会教育，几以通俗教育研究会为中心而推进，故谓之通俗教育中心时代”[3]251。限于资料，过去的研究对该组织的地位与作用有所忽视。本文以国家图书馆藏通俗教育研究会的三次大会报告文书为主要资料，结合相关档案，考察并揭示其对推进民初社会教育的历史贡献。
一、改良传统戏曲，规范新兴影剧
为了充分发挥戏曲的教化功能，早在清末，戏曲改良即已开展。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后，戏曲股接手这一工作，一方面进行剧本的调查审核，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新剧的编排和推演。为推进审查工作，该股制定了审查标准。对符合下列标准的戏曲给予奖励：（1）编制戏剧，其事实深合劝惩本旨而唱白复不涉于鄙俗艰深者；（2）唱演本会审定脚本确能发挥编者之旨趣者；（3）改革旧剧不良之点而有益于世道人心者[4]170-171。对于不良戏曲，区分情况予以禁止或删改：凡戏剧之全部情词淫邪，有伤风化，不能施以匡正者，宜全部加以禁止，务绝根株，无使流毒于社会；戏剧中有一、二过场或一、二语涉及淫邪、有伤风化，或情节离奇、淆混观听者，宜酌予删改或更易之。禁止之剧由该会议决后上报教育部，咨内务部转警察厅实行。删改之剧先由该会会员私下联系戏剧中人，劝其改善；若不遵从，再由该会详部咨行内务府转警察厅，或直接函知警察厅暂停演唱该剧。[4]170-171
戏曲审查本拟从收集脚本开始，但遇到诸多困难。对于剧界中人来说，真正脚本往往秘不示人；市井所卖脚本又苟简鄙俚不足为据；优伶多不识字，令其默写则字迹错讹文理不通。在这种情况下，该股转而侧重现场调查。要求各剧园每日上报所演戏目，会员凭特制观剧券前往观看，评定等级并提出意见。除此之外，还致力于编排新剧，分送各剧园排演。1916年，该股共编辑《醉遣重耳》《牧人爱国》《曹娥投江》等模范剧本10余种；修改《云娘》《哀鸿牍》《青年镜》等旧剧若干；对《吴越春秋》一剧给予奖励。[5]4-51917年，新编《木兰从军》等10种剧本，陆续在各戏园得到上演。[6]7-81918年新编剧本7种，修改去年所编7种，其中8种发送排演；查核会外剧本10种，奖励6种；另编辑鼓词5种，修正会外所编2种，交由词曲研究社排演。[7]19281920年新编剧本5种，呈请警察厅禁演新世界所演《男女拆白党大交战》和城南游艺园所演《珍珠衫》两剧，对新明坤剧社所编之《箱尸案》提出劝告。[8[25241921年编排新剧4种。[9]2922
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影逐渐成为新兴的娱乐方式。该股注意到，北京各庙会市场的活动影片内容多夹带淫秽、刑杀及神怪之事，于社会道德大有危害。进而指出，“影剧一事，于社会教育关系綦重，其良者固足转移风俗，裨益社会，而稍涉偏激，亦易滋流弊，不可不详加审核，分别奖惩”[4]177。在此认识下，该股制定《审核影剧章程》，要求各影院提前报告所映影剧，不论本国制造还是外国输入，均须经过审定方准映演，不符合标准者不准上映。经调查审核，《阎瑞生谋害莲英案》和《张欣生谋产案》两片，因内容涉及残害杀伤而被禁演。提倡白话新剧是该股另一具有时代意义的举措。股员苏少卿提出：“白话剧之在西洋各国原与歌剧并行。日本现今流行之新派剧，亦以白话剧居其大半。我国发现白话剧于今亦殆十年，因提倡不力，故进步甚迟，论其感化力实较歌剧为优”[6]3-4。在他的提议下，该股通过了《奖励白话新剧议案》，并制定了收集白话脚本与奖励办法。
二、评定小说等级，引导阅读风向
阅读小说历来为民众所喜爱。优秀的小说可以增加知识、丰富涵养，因而被视为社会教育的重要载体。但是，由于疏于管理，民初的小说市场较为混乱，内容良莠不齐，制约了其社教功能的发挥。因此，调查审核小说，便成为小说股的主要工作。通常先由调查员搜集图书，制作调查目录。所调查小说多借自通俗图书馆，也有部分为会内购备、各书坊及私人捐赠。杂志日报所载小说也在审核之列。然后交由审核员阅看，评定等级，加意见书，交由股员大会通过。经审核的小说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分有奖励和无奖励两种。合于下列各款之一者给予奖励：（1）宗旨纯正，有益于国家社会者；（2）思想优美，有益于世道人心者；（3）灌输科学知识，有益于文化发达者；（4）文词优美，宗旨平正者。下等分为禁止与暂不禁止两种。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应予禁止：（1）宗旨乖谬，妨碍公共秩序者；（2）词意淫邪，违反善良风俗者；（3）思想偏激，危害国家者。
1916至1922年，小说股共审核小说1228种，根据等级予以奖励和禁止。获得奖励的小说内容多为爱国、励志、教育、政治及常识，如《穑者传》《孤难感遇记》《爱国英雄小史》《矐目英雄》《鱼雷》等。被禁止的小说内容多淫秽、粗俗，如小说《风流分尸案》《马屁世界》《绣榻野史》等。制定下等小说查禁办法：将已禁书目通知各商人，使之自行取缔不复印行；报馆附载之小说每有妨害风俗者，请教育部咨行内务府转饬各报馆注意；请教育部将应禁之书籍目录按次咨行财政部及税务处转饬各关卡税局按照书目搜检核办；请教育部将应禁之书目按次通知书业商会自行取缔停止贩售[4]153。
为保证审核结果不停留于纸面，该股还通过各种途径，切实引导阅读风向。首先，登报公布审核结果。所有经过审核的上、中、下等小说目录与评语，皆送登教育公报与各种新闻杂志，便于民众选择。其次，提供优秀图书。该股自行编辑发行了《社会的国民教育》《北京入学指南》《蛤蟆旅行》《盲人摸象》《牵牛花》等书籍。劝导作家多创作有益风俗人心之小说，抵制编写黑幕小说。[4]160-161再次，号召各地书业加强行业内部整顿。1922年，上海成立书业正心团，北京成立书业进德会。这些组织要求会员不得印售、代印代售各种淫词、淫画、淫秽小说及流毒社会不正当之各种书籍，抵制《肉蒲团》《牡丹奇缘》等28种淫秽图书，违反者予以惩罚。
三、提供讲演资料，培训讲演人员
通俗讲演是民初社会教育的主要方式。这种教育在形式上类似于古代社会的宣讲，但内容却由封建教化转变为新知识与新道德。提供讲演资料，是讲演股的首要工作，主要通过审核讲演参考用书和选印讲稿来实现。一方面，提请教育部通知各出版社，将所出讲演参考用书送会审查；另一方面，广泛征集各省讲演机关和私人撰述的讲稿。审查和遴选标准为“培养国民道德及增进国民常识”，词句“以普通白话为主，文义艰深及语太俗俚者均不取”。[2]1通过该股审核的图书与选印的讲稿，成为各地讲演机构的主要参考资料。1916年，该股审核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明书局和中国图书公司所送讲演参考用书数百种，审定47种；审核各地讲稿80余篇，选印《通俗教育讲稿选录》第一辑[5]5-6。1917年，审核图书41种，审定25种，审核通俗教育画多种；编辑通俗讲稿第二辑[6]8-9。1918年，审核图书18种，通俗教育画24种；选印第二辑讲稿；新编《防疫讲话》《庆祝协约国战胜浅说》两篇讲演稿，提议讲演机关劝诫儿童吸食纸烟[7]1928-1929。
不仅如此，讲演股还注重调查社会风俗，自行编印讲演资料。该股认为，既然通俗讲演的目的在于启导国民、改良社会，那么必须调查社会风俗。调查而后讲演，“始可将善良与恶劣之风俗习惯互相比较，善良者则提倡之，恶劣者则规诫之。虽一时不能收道一风同之效，也可因地制宜、对症下药”。调查工作从北京开始，具体调查办法为：由该会讲演员随时调查报告；函请各股股员就所知报告；函请北京教育会、北京通俗教育会及各讲演机关切实调查随时报告；由本会联络各机关设法调查。经过调查，制成北京礼俗报告，内容包括汉俗婚礼、满俗婚礼、新式婚礼、生子礼俗、岁时礼俗和满俗丧礼，审核后发交北京各讲演机关作为讲演资料[5]4-5。
培訓讲演人员是讲演股的另一主要工作。通俗讲演举办伊始，急缺讲演人员。对此，教育部一方面提议在社会现有人员中物色合适人选，包括旧有宣讲人员、小学教员、简易师范毕业生、劝学所职员以及地方绅董夙有学望者；另一方面，要求该股开办通俗讲演所，进行讲员培训。据统计，1915年前后，北京通俗讲演员中，接近一半是该所毕业生。同时，针对讲员队伍参差不齐的状况，该股还举办星期讲演会，定期聘期专门人员，“讲述各科学之大要，补充讲演员之常识”，使其尽可能胜任讲演工作，避免出现常识性错误。所开科目包括社会教育、历史地理、普通理科、法制经济大意、雄辩学。京师学务局所属之各讲演员为基本会员，其他乐于听讲者也可列席。培训地点为模范讲演所。每期集中培训一个专题。[5]3-4有据可查的星期讲演共4期。1917年3月，邀请法学名家张伯甘先生讲解公民须知，1918年9月邀请田世谦讲演历史地理，1920年10月邀请张家埙讲演法制经济大纲，1922年9月起邀请陈万里讲演医科。
除了提供讲演内容、培训讲演人员外，该股推进的其他一些相关工作，也颇值得一提。譬如，推广巡行讲演。北京的公立通俗讲演起初局限在城区，经该股建议，京师学务局着手在四郊开展通俗讲演。再如，提倡中等以上学生组织讲演练习会，练习口才，以免步入社会后“以短于口才为苦”，由此开启了学生讲演的风气。[5]5-6
在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之前，各地零星成立过一些通俗教育的研究组织。但是，这些组织一则缺乏权威性，二则对研究事项把握不清，影响有限。而通俗教育研究会作为民国教育部的附设机构，对民初社会教育起到了切实的推进作用。具体表现在：首先，与之前通俗教育研究组织庞杂不清的研究内容相比，该会将工作重心明确限定在最为接近民生的戏曲、小说和讲演，可谓选择得当。对此三者的改良、整饬和导引，有助于社会教育功能与目标的更好实现。其次，直接指导了北京地区的社会教育实践。正如其报告中所称，其工作“先自京师着手，推而至于全国”，效果“尚不失囿于京师一隅”[4]170。再次，在其提倡和影响下，通俗教育研究机构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有据可查的达232处之多。1923年以后，因为经费窘迫等原因，该会逐渐停止了活动。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附带提及。学界在论及新文化运动时，多将其归功于新文化人的呼喊倡议。因为军阀统治的特殊性质，北洋政府的作为或被忽视，或被树为对立面。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活动表明，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北洋政府进行过大量的铺垫工作。比如，提倡白话讲演，鼓励白话新剧。新文化运动的干将鲁迅，曾经担任该会小说股股长一职。这一发现，将促使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基础与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进行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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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民国）教育部文牍政令汇编（5）[G].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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