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喜欢处在“运动”状态中。潮流所及,习惯使然,似乎谁也很难置身事外。但对文学来说,“运动”状态虽能推涛作浪,呼风唤雨,却往往不利于精致佳作的产生。倘若永远为时尚所左右,长篇热闹就热衷写长篇,短篇热闹就热衷写短篇,积久成习,恐怕既出不了什么好长篇,也难出多少好短篇。可悲处在于,时尚冲乱了规律,思潮压倒了文体。然而,谁又能脱离潮流的巨大力量呢,一部作品若自外于潮流,其活力、吸引力至少会减却大半。这也是不少作家,宁可权且放下孜孜以求的文体实验,先迎头赶上时尚或者潮流以不致落队的原因。潮流循环不息,追逐也不息,难得静下来修炼文体,回首创作,只见一个个浪头起伏,却少见可供涵咏、品评的精品。这已成为很多作家的两难处境与平生的悲哀。
在我看来,历史上的好作品,大都是既在潮流之中,又与潮流保持了一定距离。情况往往是,社会意识尖锐的作品轰动易而持久难,富于情趣、意蕴深永,侧重文体追求的作品,轰动小而耐读性久长。这么说似乎有点二元论的味道,却也是相当一部分实情,此真所谓鱼与熊掌难以得兼,只有少数大作家能臻此境。我一直在想,对每个作家而言,对每一具体创作过程而言,倘若真正做到了既重视写什么,同时高度重视怎么写,既能敏锐感应时代思潮,又能在文体上独出机杼,让思想与艺术如一健硕的新生儿般一体化的诞生,我们时代的文学创作质量庶几会有大幅度的提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我们似乎一直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轮流突出的循环圈中打转,一个时期写什么的问题占上风,一个时期怎么写的问题又热热闹闹,总起来看,还是偏重于强调写什么,而相对忽视怎么写,时至今日此风尤甚。为此,我以为文体问题在当今仍大有重新提起重视之必要。
以短篇而论,这是一种技巧性很强的文体,也是对思想意蕴的酿造和形式表达的考究要求甚高的文体。但在今人眼中,短篇小说似已日渐沦为小术矣,孰不知一个作家穷毕生之才情,未必能写出几个优异的短篇。作为小说家一面的鲁迅先生,支撑其创造大厦的,主要是人们熟知的一批经典性短篇,没有它们也就没有了小说家的鲁迅。记得王朔曾经故意说,鲁迅光靠一个中篇和多少个短篇是撑不住大师的头衔的云云,不过是他一贯的嬉皮说词,不能当真,也没什么道理。杰出的短篇大师照样是大师。契诃夫、莫泊桑、海明威、茨威格们的声望并不因短篇小说而减损分毫。人们津津乐道的沈从文、张爱玲、张天翼、废名、孙犁、汪曾祺、王蒙等人作为文体家的一面,不也都是从短篇创作中体现而出的吗?短篇最能见出一个作家的语感、才思、情调、气质、想象力之水准。有些硬伤和重要缺陷,用长篇或可遮盖过去,一写短篇,便裸露无遗矣。对一个作家艺术表现力的训练,短篇是最严酷的和最有效的。可叹的是,当今之世,不少人以为只要会编个好故事,敢触及社会政治时事的大问题,展示一番腐败的种种样相,无论叙述多么平庸,语言多么寡淡,行文多么直露,也敢以大作家自居。文学之日益与新闻、故事、报告、电视剧混为同伦而不能自拔,实属文学之大不幸。我并非危言耸听,现在真是需要展开一个拯救文学性的运动了。
说到短篇文体,我们似乎很明白,其实大有重温和辨异的必要。人们一般总喜欢引用鲁迅先生的名言,如借一斑以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或如入大伽蓝中,那一雕栏一画础,虽极细小,所得更为分明,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等等。这些话当然是很经典、很精彩的表述,但它们更多象征和比喻意味,具体而切实到进入操作层面的分析还可以再展开。我认为,胡适在《论短篇小说》的讲演中的一些话,单就短篇特点而言,似乎来得更为直接、清晰、切近。他说,“不是单靠篇幅不长便可称为短篇小说”,他给短篇下的界定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之充分满意的文章”。那么什么是“最精彩的一段”呢,胡适说,“譬如把大树的树身锯断,懂植物学的人看了树身的‘横截面’,数了树的‘年轮’,便可知道这树的年纪,一个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都有一个‘纵剖面’和无数个‘横截面’。纵面看去,须从头到尾,才可看见全部;横面截开一段,若截在要紧的所在,便可把这个‘横截面’代表这个人,或这一国,或这一个社会。这种可以代表全部的部分,便是我所谓‘最精彩’的部分。”关于什么是“最经济的文学手段”,胡适借用了宋玉的话,并展开说,须要不可增减,不可涂饰,处处恰到好处,方可当“经济”二字。他举例说,《木兰辞》记木兰的战功,只用“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十个字,而记木兰归家的一天,却又用了一百多字,十字记十年,百字记一天,这就叫“经济”。我之所以较细的引述了胡适的话,是觉得他说得到位,对今人仍大有启发,舍不得割弃。我很赞成对文体作过专门研究的王彬先生的一段话:“新时期以来,短篇小说横截面的说法被打破,说明小说模式的多样化,这是一种进步,但认真思索,短篇无论怎样变化,传统的,新潮的,即便是历数一人或几世遭逢的小说,也依然离不开断面的截取,不能做流年老账式的陈述”。我还认为,在短篇研究方面,茅盾、魏金枝、侯金镜、汪曾祺、林斤澜等人的许多意见,都十分宝贵,值得重温。
毫无疑问,短篇的传统的写法毕竟在被打破,在充分肯定传统的经典价值的同时,不能不看到,短篇的文体是越来越多样了。既要看到万变不离其宗,又要看到飓风既息,田园已非,变是绝对的。起先,我们讨论短篇可不可以不写故事,可不可以不着重刻划人物性格,可不可以不断转换人称,可不可以侧重抒情化、散文化、诗化。这些问题不久便以创作实践的方式解决了。当我们的眼界更为开阔时,发现除了现实主义,还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因其哲学基础和艺术思维的不同,使包括短篇在内的文体发生着变异。前苏联社会问题小说的人道主义情怀,罗布—格里耶等人的新小说的冷漠叙述,海明威式的硬涩和简洁,福克纳既传统又现代的小说技法,以及荒诞、魔幻、黑色幽默等等,无不给我们今天的短篇创作打上新的烙印。由于现在的时尚是长篇风靡,投人短篇的才力受到限制,短篇的发展也放缓了脚步,但它毕竟在探索中前行。
这里,我想选择两篇比较典型的小说来谈。一篇是刘庆邦的《鞋》,一篇是丁天的《幼儿园》。先看《鞋》。此篇能在多种评奖中获奖并非偶然,实在是对刘庆邦这位短篇创作的坚执者的褒扬。《鞋》写来情真意切,能贴切地描画一个农村闺女娇羞、喜悦、畏惧、神往、沉醉的种种复杂心态,能捕捉到微妙细节,传达出女儿家难言的心事,她生气妹妹叫了“那个人”的名字,妹妹不慎抓脏了鞋底子,她恼怒了,以及她由鞋样而走神,思绪远游等等。作为短篇,小说牢牢抓住必须由未婚妻亲手做第一双鞋这个纽结,撑开全篇的绚烂,调动悬念。姑娘犹如枣花一般,不争不抢,幽香暗藏。庆邦的创作虽也有冷峻的一面,但他总体上偏于阴柔,这一面在此发挥充分。需要注意的是,庆邦不是一般的揭示,假如没有作者主体情感的深刻渗透,作者对女主人公的由衷赞赏,怜惜,呵护,不会出此效果,它大大提高了作品的感染力。无庸讳言,这种写法是传统的,是挟带着强烈主观评价的,一面描画,一面品味,一面抓细微动作,一面展开剖析,展示了一个绵长而细腻的相思过程,比起新派的冷静、藏匿,零度角,不是一路。不过,结尾稍觉平淡。总之,传统的美,素朴的美,这种正在消逝的美,对净化当代人的心灵是多么可贵啊,庆邦不愧为农业文明的歌者。《鞋》在提醒我们,对“旧”的肯定未必不是对“新”的反思,大力在传统中挖掘永恒性价值,挖掘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道德精神财富,包括使用传统手法,仍不失为一条重要的艺术路径。
再看丁天的《幼儿园》,堪称一篇令人玩味和警醒的短篇。小说的人物只有三个:一个是幼儿小坡,一个是小坡的正处在离异中,隐隐特色配偶的父亲,一个是幼儿园的林阿姨,但笼盖在他们后面的世界却是广大的。这男孩眼看着就要扮演爱情的媒介、幸福的小天使了(在传统小说里往往如此),不料却成了灾难和仇冤的根因。小说的明线是不无浪漫的臆想,暗线是冷酷的真实,求爱翻成引恨,多情反被无情恼。这是灿烂阳光下的恐怖,但又真实得让人惊讶,无意识得使人无可奈何。作者冷静地叙述着这称得上悲惨的故事,有如局外人,看得最清却最不露声色,为了达到令人颤栗的真实感,他的态度是隐匿的,并不大惊小怪。我相信最具想象力的读者也猜不到最后的结局,这是作者叙述上的最大成功。阿姨林丽丽的行止,滑稽而真实,人都生活在戏中,都在演戏,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她是个不负责任的女性。一个失意的女人。对那位父亲来说,臆想起了作用,他根本不知道她是个虚荣而自私的女人。他越是作梦,事情就越发可笑。小坡之死并非有意的悲剧,属于过失犯罪,林阿姨因流产引起的恍惚,忘记了关着禁闭的小坡,致其死亡,等于一天之中害了两条命。全篇采取臆想与真实交错并行的写法,这悖谬的方式,实乃有根有因,是爱的放逐所致。是谁杀了小坡呢,是个很深邃的问题。这故事似乎告诉我们,物欲横流,商品意识渗透一切领域,连幼儿园也概莫能外,传统的道德和情感正在丧失固有的地盘。无意并非无因,小坡死在一个缺少爱的世界里了。我这样阐释这篇作品,不知是否抓住了它的根本。我想指出,作者对“客观性”的强烈追求,明显受到“新小说派”的影响,由此也可见出我们短篇创作中的文体变化。
无论中国的小说史还是西方的小说史,在叙事文学方面,短篇小说都是基础性的,以后小说的建构不管多么庞大复杂,广阔纷纭,要是沿波讨源,短篇小说还是基本单元。因而着眼于短篇的营构也是最实际的努力。事实证明,强化短篇小说的文体意识对于整个小说创作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能产生优秀短篇小说的国度和民族不大可能凭空产生惊世的长篇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