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和颜廷亮同志交往50多年，在学术研究上，他既充分尊重传统，又能吸收新的理论，勇于开拓，不断创新。他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两个方面：敦煌文学研究和近代文学研究，都有建树，都有贡献。
20世纪80年代初，敦煌学就逐渐成为显学。作为敦煌学一支的敦煌文学的研究也重新提到历史日程上来，出现了不少的论作，但由于种种客观因素的影响，主要还是偏重于通俗文学的一个方面，即俗讲、变文、曲子词方面，似乎这就是敦煌文学的整体，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由颜廷亮同志倡导编写的《敦煌文学概论》，历时8年之久，全书共4编16章40多万言的巨著，打破了这个局限。根据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概论》把敦煌文书中的书、启、状、牒、碑、铭……种种文体都搜罗进去，作为研究的对象，这是符合传统的。古代文学的发展，到汉魏六朝时期，可以说是众体皆备了。试看这一时期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收先秦至梁代之文章，其文体分类三十有八；这一时期的文论名著《文心雕龙》，稍有归并，分体二十有一。实际上二者大体是一致的。两书中，一本文选，一本文论，涉及的文体，既有诗、骚、曲、赋等富有情辞声韵的文学作品，也有史传、诸子、论说、诏策等直言无文采的作品，是文、笔并收的，都认为是文学作品，影响深远，形成了后世专门的文选学和文心学。他们的文章分类，当然是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后来的很多文章选本，不管是历代的、断代的，还是分体的，基本上都以此为准，如宋代的《文苑英华》、清代的《古文辞类纂》等等。回头看《敦煌文学概论》所收书、启、状、牒、碑、铭……等等杂文，也是符合这个标准的。这一部分文章加上当日的通俗文学，才是敦煌文学的整体。如果根据西方文学理论，把文学作品分作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类，或者分作叙事、抒情、议论三大块，以它们作为标准，都不能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的总体。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现代理论和古代的传统结合起来。《概论》在这方面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相当程度上，大大推动了敦煌文学向新的更广阔的领域发展，其创新、开拓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二
《黄世仲革命生涯和小说生涯考论》篇幅很大，很不错，我认为这是一部以考据见长的学术论著，受到清代经学大家的影响，将宏观的把握和微观的切入两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本书的最显著的特征。所谓“宏观的把握”是指对研究对象，着眼于整体的、全面的、系统的考论，而不是个别的停止在枝节问题的解决；所谓“微观的切入”，是指对所论各个问题，都能够从细微处入手，层层剥笋，步步深入，以显示其历史真相。所以，尽管题目很大（黄世仲的革命生涯和小说生涯），困难很多（书中大大小小的问题，几乎都有疑点、难点），但是作者都能通过对史料细致入微的考察和分析，一一予以分解。这里，显示了其坚实的、朴素的治学功底，也就是从清代经学大师那里流传下来的朴学精神，就是考据。考据之学，讲究证据，全凭材料说话，来不得半点虚假。作者醉心于此，这大概和他耿直的性格和平易近人的处世态度有关。这样朴实的学风，应该大力提倡。
《黄世仲革命生涯和小说生涯考论》在全面研究黄世仲生平和创作的基础上，充分肯定其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认为《洪秀全演义》是晚清民主革命派的代表之作，是令人信服的。以往讲晚清小说，仅仅说到改良派的四大谴责小说，显然是很不够的。现在《考论》又把研究领域扩展到革命派小说，更是一种创新的贡献。
古典文学领域的厚古薄今现象一直存在，如对近代文学的研究就很少，建国前只有阿英先生从事。文革后，开始有学者研究近代文学，但与古代文学相比，还是显得单薄、孤独。在甘肃，主要是颜廷亮、龚喜平等人啃近代文学这样在我看来是一块很难啃的硬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