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清末；两江总督；张人骏；行述；新发现
【摘要】河北先哲张人骏为清末名宦，一生为官清正，爱国爱民，因卒于民国，其生平事迹未入《清史稿》，史籍或有记载，亦有缺漏。2013年夏，在北京张人骏后裔旧宅新发现的《先府君行述》，无疑是研究晚清史及两江总督张人骏的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研究晚清历史，研究两江总督张人骏，学界同人总愿见到真实的第一手资料。2013年夏在北京张人骏后裔旧宅新发现的《先府君行述》（下简称《行述》），即是一份翔实记录张人骏一生事迹的重要资料，现对《行述》作一简要介绍。
一、《行述》的发现经过
2013年7月初，我应勇弟之邀，回京在老宅闲居数日。盛夏炎热，勇弟、真妹、焰侄、侄等夜晚在庭院中乘凉，大家围坐一起，听我讲述家史故事。清道光以来，丰润大齐坨张氏印塘、印坦兄弟赴江南为官，至今已越两个世纪，子孙繁衍已七八世，故事该从何说起呢？只能以张佩纶、张人骏为中心漫话了。我鼓励弟妹和侄儿们提问，由我作答，这样能使夜话更加活跃。一连两夜都是在这种气氛中交流。我讲得高兴，他们听得入神。5日，勇弟相邀在他家午饭，11时守智弟也自大兴赶来，正当我和守智对话时，勇弟走来，背着手面对我说：“有大事了。”说话间他出示一本线装手册，流畅的毛笔行楷小字写满全册，首页第一行“先府君行述”的标题（图一），赫然跃入我的眼帘，再翻至末页落款为“不孝孤张··谨述”（图三）。我当下意识到这是一份与家史有关的重要资料，忙向勇弟询问它的来源，勇弟回曰：“是前不久在翻检旧书箱时所得。”因我预定6日离京返石，故和勇弟商妥，将《行述》带回石家庄研读。
二、《行述》的内容与撰稿人
《行述》记述了清两江总督张人骏自幼成长及一生任职经历与暮年隐居天津的情况，前后还分别记述人骏祖辈及子孙情况。关于《行述》的撰写人，在落款中只记明“不孝孤张··谨述”。查《丰润张氏家谱》，张人骏育有6子，其中元配夫人韩氏生育4子，继配夫人陈氏生育2子。《行述》在述及人骏子辈时有如下记载：“府君元配韩夫人，继配吾母陈夫人……。”由此可知《行述》的撰写者非第5子张允亮与第6子张允靖莫属。根据笔者多年调查家史的综合分析，加之对允亮、允靖笔迹与《行述》墨迹的比对，我以为《行述》的撰写者应为张允亮。
三、《行述》发现的意义
两江总督张人骏为清末名宦，一生为官清正，爱国爱民，历官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享年82岁。因卒于民国，故《清史稿》无传。张人骏一生宦游南北，身后归葬丰润故里，其墓地于2008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张人骏墓志铭至今未曾发现。张人骏1927年辞世，至今已越80余年，其子孙辈亦尽皆亡故，期间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文革”动乱等，张氏老宅中旧藏的文献资料屡遭劫难，所毁掉的资料已无从统计。直到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国家昌盛，民生稳定，张人骏的家书、日记等珍贵资料才被发现和整理问世。但就人骏一生而言，空缺环节仍然不少，而新发现的《行述》可弥补这一空白。《行述》的作者张允亮（1889—1952）系图书收藏家、版本学家，由他在1927年撰写的这份《行述》系文言，全文约12000字。现在此全文刊出，我加了标点，并对其中的空字作了适当的填补，对误字、衍字作了纠正（空字在原文后用（ ），误字、别字用［ ］、衍字用〈 〉标明），相信它的公布对晚清史及张人骏研究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四、《行述》全文
先府君行述
曾祖讳灼，皇赠光禄大夫。
曾祖妣董，皇赠一品夫人。
祖讳印坦，江苏丹徒县知县，皇赠光禄大夫。
祖妣董董，皇赠一品夫人。
考讳泽仁，知府用江苏、补用直隶州知州、华亭县知县，皇赠光禄大夫。
妣佟，皇赠一品夫人。
府君讳··（人骏），原讳··（寿康），字千里，一字健庵，号安圃，自号湛存，姓张氏。先世明嘉靖间由山东海丰迁北直丰润之齐家坨，遂为坨人。再传至冲宇公，仕明万历间，官内府参军，家计丰，有阴德。又再传至尧夫公，继承先绪，行善不懈，子孙益蕃衍，然多服畎亩，习商贾，鲜以仕宦显者。自我族曾王父雨樵公、曾祖王父信斋公始游宦于外。雨樵公仕终安徽按察使。信斋公及王父古虞公两世官江苏，为县令，历宰大邑，世守清德，遗爱在民。古虞公治华亭，久多惠政，既殁，邑人崇报功之典，入祀松江府名宦祠。古虞公生子二人，长世父容舫公，次即府君也，自幼器宇凝重，至性过人，为信斋公及曾祖王母董太夫人所钟爱，尝曰：“他日大吾门者必是儿也。”稍长，从从祖祖父式如公受《孝经大义》，事重闱尽孝，与容舫公友爱尤笃。咸丰八年，信斋公弃养。未几，发逆犯苏州，古虞公举家避地海门。先是四年，雨樵公殁于王事，眷属侨寓杭州，诸族祖祖父皆尚幼，及十年杭城陷，群盗纵横，道途艰阻，古虞公间关赴难，迎归同居。府君与容舫公仰承亲志，事诸族祖祖父有加礼，而所以爱护之者极周挚，同堂讲诵，相与有成。同治三年甲子， 府君举于乡，越四年戊辰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十〔九〕年庚午，容舫公与族祖祖父幼樵公同举顺天乡试。幼樵公联捷成进士，入词馆，叔侄同官翰林。容舫公以中书值内阁，门祚稍昌矣。而古虞公遽于十二年弃养，家益窭艰。董太夫人及王母佟太夫人皆在堂，府君与容舫公菽水承欢，色养无间。服阕，容舫公改官江苏知县，府君供职京师，于是与幼樵公及兰州吴公可读、仁和吴公观礼、钱塘汪公鸣銮、吴县吴公大、南皮张公曾扬、闽县陈公宝琛、姑夫侯官邵公积诚，以道义气节相砥砺，朋游极盛，后皆为一代闻人。光绪七年，容舫公捐馆舍；府君独支家计，生事屡空，宴如也。八年，改官御史，数年历江南道、湖广道、山东道，掌广西道、掌四川道监察御史，吏科、户科、兵科给事中，因事进言，多关至计。壬午充四川乡试副考官，丙戌充会试同考官，所得多知名之士。十二年，佟太夫人弃养；十五年，董太夫人弃养；府君于是以截取记名外擢广西桂平梧盐法道。十六年夏，言官巡抚马公丕瑶一见欣然曰：“吾夙知君为好官，今日幸得共事。”盖府君壬午典四川乡试，南皮张文襄公之洞时正巡抚山西，官京朝日与府君雅故，先期约府君试事毕，归途迂道至太原叙契阔，晋省官吏闻中丞有重客，多来通谒，兼有馈遗，府君悉谢弗受。马公方官首府，故知之独深。于是，大为马公所宾敬，省中每有大政辄咨而后行。布政使张公联桂亦与府君交欢无间。其后马公以忧去，张公继为巡抚，倚任府君一如马公，府君以竭诚赞画。在桂六年，历署按察使、布政使，赏戴花翎。二十年十一月，擢广东按察使，明年四月入觐，七月履任。马公适官巡抚，尝有密疏荐之曰：“才明守洁，躁释矜平，镇静安详，事无不理，不求异于人，而风规自远。”其推许如此。明年十二月，擢广东布政使。粤省闱姓包商纳捐助饷，三岁一易，更代之际，自总督以下例有馈献，其数巨万，而布政使所得尤多。府君届期，集司道于善后局，召行商，公议之，商人遵约束，不敢私，旧例遂废，而公款所入骤增数十万。在任二年，整纷剔蠹，库帑大盈。二十四年七月，调山东布政使，十月入觐，十一月履任。逾年而有朱洪登之事。洪登，平原人，以大刀会创于乡里，即世所谓义和拳也，标扶清灭洋为帜，自诩有术，能避枪炮，村氓从之者众。有司以闻，巡抚毓贤曰：“此义民也，中国虽弱，民气可恃，不宜摧残。”府君谒巡抚，请立禁，毓贤不听。府君数以言，毓贤曰：“若此，不将杀人乎？”府君曰：“愚民无知，易被煽惑。及其初起，解散甚易，若待燎原而后图，是则杀人之道也。”毓贤犹不听。其后，党徒益盛，势蠢蠢，毓贤始惧，造兵弹压，洪登不服，聚众抗拒，果杀数十人而后定。洪登既获，得其妖书，语皆悖逆，毓贤乃悔，狱久不决。及朝廷命项城袁公世凯为巡抚代毓贤，毓贤闻新抚将至，则尽毁朱案各卷，冬至日戮洪登以灭口。比入觐，反以“义和拳义民可用”告，且扬之于诸王公前，庚子之乱此其厉阶矣。袁公业师谢先生，府君同年友也，馆袁氏日，府君时过从，故袁公早岁即识府君，相见道故，倾心接纳；府君亦钦袁公明敏，遇事尽言。迨义和拳兴于畿辅，势日盛，中朝大官多附之，蛊惑圣聪，庙算靡定，朝旨累命解散，已忽命抚用，袁公绕室终夜，莫决从违，就府君定计。府君曰：“后命，矫诏也，必不可从。吾辈宁任不奉诏之咎，不可委蛇误国事。”袁公意遂决。而奸人之附拳者肆兴谣谤，揭贴通衢，讥抚军抗旨附夷，更以危言耸〈观〉听，群情惧。府君谓袁公曰：“事急矣，我两人身家且置度外，即不幸遇难，有国在，不患不昭雪，不然者大局一坏，受害者奚止万家，又何论我两人。”袁公感府君言，志益坚，于是调兵备非常，且谋以劲卒卫府君，府君笑，谢之。··等则见府君出入阳阳如平常，维政事旁午，未尝见一毫匆遽之色也。于是东省各郡邑颇有藉义和拳相号召者，袁公谋示禁而难于措辞，府君曰：“是〔事〕何难，今近畿方用兵，而东省幸无事。果为义民，应往近畿赴难，若假词扰乡里，是乱民也，在法宜惩，杀无赦。”遂以此意晓示全省，分兵禁遏，四境服，卒以无事。袁公尝称之曰：“读书人，真不可及也。”外兵陷京师，两宫西狩，府君谋勤王。袁公曰：“公行，东事败矣，幸留助我。”府君乃止。其后，先之以谱谊，申之以婚姻，盖由于此。当是时，近畿糜烂无论矣，即河南、山西亦遭蹂躏，使无山东为之砥柱，则横流所届大江南北，殆不免从风而靡，天下事尚可为乎？乱既定，袁公声誉大起，而府君亦于是年十月擢漕运总督。漕督于初为重任，自分海运、废军船，漕务日简，以治盗防河为职，总督优游而已。府君则权事之轻重，以渐厘革。于时漕标营务尤废弛，府君乃为之汰冗，散禁侵蚀，勤训练，严赏罚，不数月部伍整齐，缉捕尽力，以故大难初定。淮北当南北要冲，而奸宄绝迹，闾阎安堵，行旅无惊。府君既去，淮人思念不衰。二十七年七月，朝旨以漕粮日久弊生，命各省海河运一律改征折色，下漕运总督、仓场侍郎妥议。府君尽心筹策，拟上管见九条，颇蒙采纳。九月，直隶总督李文忠公鸿章薨于位，朝廷以袁公继之，命府君巡抚山东。山东五府滨海，黄河出其间，中外通商以后素称重镇。自胶澳划为租界，德人经营路矿之使四出，与乡民小事龃龉，或酿巨案，庚子后交涉尤繁难。 府君则开诚相接，外人之谨顺者优礼之，其倔强者理折之，民教互控，立命有司，持平讯结，于是外人悦服，民教大和。在任八月，内安外辑，河流顺轨，年谷丰熟。二十八年四月，调河南巡抚。七月入觐，九月莅任。豫境毗连七省，四通八达，讥察匪徒、保护路矿非有重兵不足济事，而兵力单弱，不敷调遣。府君疏请练常备军十营，乃定营制，慎选募，期以渐成劲旅，后以调去，仅成三营而止。二十九年癸卯，补行辛丑、壬寅会试，借闱河南，府君与侍郎松寿同知贡举，疆臣知贡举前此无有，盖旷典也。三月，调广东巡抚，候代稍久，九月乃莅任。粤抚与总督同驻省城，素称无事。当是时，粤西方有匪乱，翌年六月，总督岑春煊督师征桂匪，政务遂多决于巡抚，其任骤繁。方春煊之西征也，府君论形势谓：宜驻梧州调度，弗至桂林。已与广州将军合词电请得旨矣，而春煊弗从，自请赴桂、柳。既至桂林，匪久不灭，进退维谷，春煊大悔。春煊募颍、亳、寿健儿数千成武匡军，营伍皆新制，将以剿匪。府君谓：桂境多山，风土与北异，北人既不习水土，又不如匪之熟地形，新式军装尤不便用，不如用防营。春煊弗听。其后匪踪飘忽，武匡军屡战失利，疾病死亡相枕藉，春煊又悔之。三十年十月，朝旨裁粤海关监督，命总督兼理关务。以春煊方西征，更命府君摄其事。粤海辽阔，关弊最深，府君钩稽访察，不吴不扬，尽得其症结所在。视事三月，严剔中饱，化私为公，积弊尽祛，商悦民服，税饷每岁增收四十余万。春煊东归，大喜赞叹，详陈诸朝，奉旨从优议叙。府君以粤属钦州，边接越南，仅一直隶州知州，有事不可恃，虽历有大员统兵督防，而拨分势隔，仍不足资控制；又以粤省夙无漕运，屯卫六裁，督粮道俨同虚设，乃定疏。与总督合请裁督粮道缺，改设廉钦兵备道一员，驻钦州；改雷琼道为琼崖道、高廉钦道为高雷阳道，改肇罗道为广肇罗道，移驻省城；各道所属州县量移改隶，得旨俞允。是举也，费不加益，而责明权专，其后钦廉用兵深得其力，盖府君所至，于地理形势因革损益、考究精详，故能洞明利害，因时制宜如此。三十一年六月，朝命裁广东巡抚缺，调府君署山西巡抚，中途有旨为真，九月莅任。于是英人所设福公司谋攘晋省矿权已在沪草约矣，晋人大哗，府君为之请于政府，力主废约，归晋人自办。事未定，府君调去，后巡抚继争之。晋矿卒赖保全者，府君始争之力也，晋人则制“为国为民”巨匾悬之抚署大堂，以志感戴。三十二年正月，调河南巡抚，四月莅任。豫省信阳州东南有鸡公山与湖北接壤，居民数家耕牧而已。外国教士乐其胜，为避暑之计，买地建屋者踵至。府君以条约外人无置产内地权，教士可为教堂置公产，而不能自置私产建屋鸡公山，违约侵权，宜杜其渐，乃遣员至汉口，会同鄂吏据约与各国领事争之，更禁两省工匠毋得为外人营筑，以绝其源。外人知强争无益，允以折券毁屋定议。三十三年七月，案未结，而府君拜两广总督之命。府君至是凡三莅岭南矣。粤东为南疆重镇，东南际大海，西隅邻越南，地土饶沃，物产蓄阜，诸洋互市，轮舶交海中，自英割香港九门〔龙〕，法据广州湾，而门户锁钥操之外人，交涉之事至繁极赜，且关内政。粤民强悍易动，风气殊于中土，积憾于外人者深，大吏处置一失当，则不幸往往偾事。而国家自甲午、庚子两役，藩篱尽破，积弱之势既成，外人蹈瑕抵隙，肆侮不已。朝野瞢于外交途术，则一变向日夸大之习，而出之以濡忍，每有交涉，惴惴惧失外人意，外人之气益横肆而不可制矣。府君则时其刚柔，不不竦，因事设变，控驭而调习之，虽有枭桀鸷悍不通晓道理者，亦终能贴耳拱手，坏其机牙。方府君之莅粤督任也，适有西江缉捕之争。西江上下千里，为粤之通商地，船舶往来无虚日，而盗贼不戢，英人久思侵我捕权。三十二年五月，英商“西南”轮船遇劫于三水县属之河南，盗杀医士、伤船主，前总督严饬获凶，先后惩办。英人藉端索偿失赃，更要以洋员司缉捕，或设巡轮隶税务司，前总督节次驳拒，经年不决。及府君莅任，英领事来谒，复申前说，更由其使臣移文外部，词气尤激。外部惧损邦交，意存迁就。府君则以缉捕责在地方，断难授权外人，劫案只应缉匪追赃，给死伤恤款，无赔偿理。累电外部及我驻英使臣，内外同力争，乃定缉捕新章，以南粤镇总兵李总其事。李两世宦粤，明习粤事，府君任粤抚日，识其才，言之总督岑春煊，春煊上诸朝，遂以道员膺异数，署提督，授总兵，故极尽力。英人见空言无济，则以提督率兵舰弋西江，示威武。粤民大恐，谋抵御。府君不为动，谕众弗扰，惟檄李镇整顿经尽，增戍厉兵。于是江行无警，英人无词，领恤结案，撤舰以去。英提督初来谒，词色强横，府君折之曰：“大国夙以文明著五洲，若果不顾公理，用强权，则粤无兵无械，讵能与大国抗？然所有者民耳，炮火所加，甘受不悔！”英提督惶悚谢过。比案结，复谒，颇尽宾礼。香港总督亦专诚来见，且命其妻谒吾母，极联睦谊，自来未有之事也。方事之殷，粤人奔走骇汗，开会图自治助官，不及察所得，则英商实仅“南宁”“西南”两船，余船虽悬洋旗，实皆华商，所以避税务司查验之扰也。府君乃命善后局集商，谕其非，众始悟，克期易船帜，至日帆樯如林，龙旗耀日，夹岸观众欢呼动天，粤民悦喜，航业日盛。粤省盗风之炽，以洋商私贩枪械为之接济也。自西江案起，与英人约严香港私运军火之禁法，于越南亦如之，匪患乃渐安。三十四年正月，忽有日船二辰丸私运军械之事。二辰丸者，日本邮船会社商船，而懋迁于神户、香港者也。英商太古行与约运煤之香港，非遇危险、万不得已之事，不得驶之他所，载客与货又皆以香港为归。乃抵港不入，转绕出澳门外九洲洋泊焉。已而有葡舰拖驳船驶近，将卸载，粤巡舰见有异，管带游击吴敬荣乃与拱北关洋员同登何问。船主误以所泊为葡领海，中国莫可如何也，则径认到此卸运军械，不少讳。吴弁指经纬线度证其误，且索中国运械护照，船主惶惧，纳贿请释，吴弁力拒，乘客亦群起哗责之，船主词竭，允听处分。葡舰先去，已忽载兵严装来，势将用武。吴弁惧以决裂，犯公法在他国旗下用兵之条，损日主权，乃据公法商允船主暂升龙旗。葡舰既退，则还易日帜，而使之移泊虎门候断，别以官轮送旅客至香港。李镇来白，府君即移文日领事与澳海关税务司，照章会讯；更急电外务部，请以告日使臣。外部则以事由外办未允。于是日领事自揣理屈，且贪澳贿，不肯会讯，捏词白其使臣，陈其政府。日使日至外部，要放船，索偿款，百端恫喝。府君累电外部，痛陈利害，兼进因应之策。而外部以强弱异势，终主怀柔，巽词谢之， 以购械、释船、鸣炮致歉定议。案虽速结，非府君意也。粤人深知委曲，忠愤勃发，气不可遏，而断绝贸易之说起矣。府君谓民志宜伸，然虑其激烈酿变也，乃迎机利导，谕之以政府维持和平不得已之苦衷，告以贸易之事本听自〈由〉国家，故不相强，惟当振兴工艺，开拓航业，人自逐便，阴为抵制，不得立盟誓相阻禁，贻外人以口实。粤民颇遵教令，日人虽多方挑衅，终不堕其阴谋。于是责言不得而至，期年之间日人商务亏损愈〔逾〕千万，则亦悔而谋亲善矣。先是日民感于一偏之词，国中颇兴暴论，迨真象渐著，各国群议其非，则亦不直其政府所为，反多称道府君之忠者。及断绝贸易之说行，在野党至欲藉以倾其内阁，案结未几，其政府即更易使臣与驻粤领事职，是故也。假设外部于事之初起，立据粤电告日使，则领事之诡词不得逞，即始终诿归外办，案亦易结。若能用府君策，示以镇定，坚持不屈，亦未始不能操胜算也。讵意一误在〔再〕误，事以愈棘，部电言外若反，隐然怨府君为多事者，诚不知其何心也。而欧美大国乃各遣其领事来述政府意，致推重。美《纽约报》且专员驻粤纪其事，其国民见粤民不动声色而能制日如此也，则赞叹华人性质高，人不可及，一变其平昔轻视之心，而转愿联络，其政府于是有中美联盟之议。自西江、二辰丸两案连折二强国，日本新领事来谒，执礼如属吏，各国领事亦就范围，交涉之事渐不如前之棘手。明年二月，复有大东沙之事。东沙者，居惠州东南海外，距汕头百五十海里，一小岛也。沙积数十里半环之，产玳瑁，无居人，每岁闽粤渔舟百数十渔猎其间。日人西泽觊其地多磷矿，潜往取焉，继乃建屋宇，设轨道，毁我古庙，逐我渔人。事旋露，府君据国藉与争。日人初执无主荒岛之说，已而见府君持之坚，鉴于二辰丸之事，恐互市之永不可复也，乃一且听命，认其地为中国领土，补纳已取之矿税，偿渔人及庙宇损失之资。东沙之事既定，于是勘及西沙。西沙在琼崖东南海外，距榆林、三亚两港百五十余海里，东西列岛十五，当南洋要冲，磷矿尤富。府君念欲保海权、重领土，非因地利不为功，不第东西沙岛急宜开辟。即榆、亚二港盐产之丰沃，崖州各属林木之森繁，亦宜及时经营，以收林牧渔盐之利。又念粤民佣工海外，每受欺陵，欲归则苦无生计，兴办两岛需工孔多，招徕而安集之，亦为殖民之善策。乃上言于朝，先辟东西沙岛，开采矿沙，其余各地以渐设施，凡所以浚利源而厚民生也。又以招商局轮船仅往来国内，不能外驶瀛海，不足以利商务而联侨情，乃置巨舰于广州，航行南洋、日本，浸及欧美各洲，以振国体，以广航政。规画宏远，仅发其端， 府君去粤，其事遂废。于时澳门划界之议久不成，则又有筹开香洲埠之事。澳门自明嘉靖间租于葡萄牙，界有定址，其边则防兵驻焉。葡人岁纳租银五百两，道光二十九年后欠不交。光绪十三年，中葡商约订有“未划新界以前，悉仍旧贯，不增改”之条，而自后兵备浸疏，葡人背约，蚕食不已。二辰丸案起，又有领海之争。府君据约分兵驻防地，电告外部，以划界之不可缓，请促葡政府遣员与我会勘界址。葡虽允遣，而故迟迟其行，侵占之谋益急。府君烛其奸，力与争，葡人则调兵舰游弋海上，欲以威劫。府君坚不挠，葡人乃设辞撤舰去，而勘界委员终不至。府君于是念香山县属之香洲埠，北据澳门上游，东对香港，水陆皆通。香山城内河外海，地平土坚，近岸轮艘可泊，形胜天然。前经请与粤绅立约，租辟商埠，招侨商集资营创，若定为无税口岸，商利其便，百货云集，可以分澳势而挽权利，乃以此议请于政府。未几，英领事来谒问：“中国自辟商埠，夙无无税口岸，今胡独异？”府君笑，未答。英领事曰：“嘻！若是，则香埠兴，澳门弊矣，得毋为此。”盖府君此举之用心，中朝士夫或多未识，外人乃独能窥测及之，其畏忌之深可见矣。开埠之日，府君莅之。先是或有以党人谋于是日行刺来告者，众危之，府君弗动，礼成无事。其后党人有于他所就获者，或询此事，供言：“党中初有是令，已而追还，谓所以革命为救国也，若大吏皆如张公之尽心，国家可望强盛焉。用革命狙击张公，胡为者，乃止不行。”英香港总督卢嘉，学者也；慨英治香港久，反不如德之于青岛能立大学，为中国育人材，乃建议于其政府，设大学于香港，以伦敦大学为程，聘名师，授实学。而以助经费来请，府君并为之言于朝，助款二十万。绅商闻风兴起，捐集巨款。卢嘉感豫，尽化畛域之见，自是代缉盗贼，协禁外国私招华工，粤省转阴得香港之助矣。廉、钦各属，民情犷悍，伏莽滋多。三十三年春，匿越乱党勾结内匪，藉抗捐税倡乱，凶焰鸱张，所至攻城，人心大震。府君莅任之始，警报络绎，于是激励将士，指授机宜，定歼渠解胁之计，决东西合剿之策，用兵经岁，累战克捷，首要尽获，全境肃清。三十四年，粤省连被风水之灾，灾区遍数十州县。府君旦夕忧劳，请朝廷发帑赈抚，既商各省筹济助，复自率属捐廉为倡，以广劝募，于是绅商士庶、海外侨民莫不踊跃捐输，而香港总督以及各国官商亦复情殷救恤，百万巨资一时立集。府君乃率同官绅拊循噢咻，工赈并施，予修费，借谷种，妥筹后善，尽绝克减冒漏诸弊，是以灾区虽广，灾情虽重，而灾黎得庆更生，不至流离转徙，地方亦赖以安谧，所全极大。粤中自来官商相水火，民情亦因以不通。府君推诚相见，粤人爱戴亦深，故能上下一心，收指臂之效，政绩炳蔚，粤士至今犹乐称道。论者谓：粤人之敬服总督自李文忠公外，无及府君者。文忠以威，府君以德，盖尤难之。宣统元年五月，调两江总督。去粤之日，商民供张祖道，自督署以达河干，肩摩填咽，观者叹息，共颂功德，送别之盛前此所无也。先是朝廷允前南洋大臣忠敏公端方之请，酌取日本国内博览会之意，定期宣统二年四月开南洋劝业会于江宁，名冠南洋，实推全国。府君七月莅任，奉命为会长，距会期仅及十月。劝业会事务所甫设，经费虽约定而实无所出，至于会址则荒烟蔓草，蓬菁没人，何言营构。府君念兹事体大，又属创举，明诏既颁，中外属目，既不肯少涉铺张，亦不愿过为苟简，于是裕集经费，慎选司员，严定限程，极力经画，物产会、协品会以及磁铁丝茶各专会，与夫会场、别馆次第成立，明年正月规模大备。至于储粮米、设病院、增警卫、谨消防、利交通，凡所以裨助会务者，无弗具备。于是远至南洋华侨，外而东西友邦，莫不输物品来与会。开会之前，谣诼蜂起，或谓乱党乘机举事，或谓土匪焚掠会场，一时人心惶惑，京朝官纷纷驰函戒戚友毋往观光，免罹于难，一若大祸即在目前者。 府君乃分防军卫会场，调兵舰弋江上，用资镇慑。陆军第九镇当世所称新军也，所属三十三标传有异。府君乃定期检阅全标，轻车简从而往，检阅既毕，加以慰劳。标兵见总督之不疑也，欢声雷动，卒以无事。开会之日，士商侨众奔走恐后，外宾亦来观礼，惟群情终不能无惴恐，各国领使争傍门坐，备仓猝之际夺门而出。忽有曳革履来者，蹙而踣，声砰然，众惊起愕顾。其坚坐弗动者，惟府君与试用道汪孔殷耳。众见总督之镇静也，知无事，秩序乃定。开会六月，始终静谧，即盗警大灾为各国赛会所恒有者，亦复无之。始事之初，外人评议咸谓费绌期促，人材又少，会虑难成，即成，亦不能无事。及开会晏然，群相惊叹，以为意外。日、美、德诸邦各联实业团体来参观，尽欢而去。盖东西各国凡有是举，筹备之期，远或十年，近已数载，费数百巨万。初不意以我国之地大物博，而期以十月，费不过七十万，居然集事也。总督重任素称南北洋，自中央集权之说兴而督抚之权日削，咨议局设而绅权日张，时政监理官四出而束缚益甚，督抚每思有所兴革一二，新进之士即能持其短长，以故府君莅江南转不如在粤得有展布，然府君锐身以当大任，终未尝有所诿谢退避。如沪市、芜市外人阴图扩界，则檄属力拒，绝其狡谋；浚浦工程糜费无实，则据约收束，以保国权；江北偏灾，则奏请缓漕免税，联合绅商，账粜兼施，以苏民困；沪市亏累，则奏请息贷外资，维持市面，以恤商艰，凡所以弭患无形而隐培国脉也。府君智烛几先，见微知著，自变法之事起，则叹群党之说终祸国家；言利之说兴，则叹民力既殚，不堪搜括；新军之制定，则叹更番挑练，以期通国皆兵将成通国皆匪，一旦揭竿而起，其祸不可收拾；新政亟行，则叹不察民情，不体国势，财竭用增，人心渐去，不免日趋于乱。盖举世欣然，方谓富强可以立致。府君独私忧深，逆知大祸之将来，尝有疏言：“变法图强，贵师其意而勿袭其迹，不可徇人忘己，徒事纷更也。”迨筹备立宪之举行，疆吏附和者众，开国会建责任内阁之说风靡中国，宣统二年八月，府君致电各督抚，力辟其说，大意谓：“本朝仁政主于不扰，民间久无政治之思。绅衿自好，亦不肯与公事。将驱而与谋君国，谨愿者中无主宰，不能违议；狡黠者多方运动，自便私图。聚无数顺则良民，供有数嚣张之鼓煽，政府应之不能，拒之不可，上下交争，民心益去，此国会之说也。内阁全权，必恃国会为监督，政党从违，道谋取舍。善者因孰杀之，歌而即去，措理无从；不善者出其权位、资财，勾结党援，势倾人主，萧墙之祸，何以御之？此责任内阁之说也。为今之计，自应就宪政预有事项，删其可缓，致力所急，通筹各省统治之纲，分厘各省进行秩序，专其责成，清其权限，重要之端，不外饬吏治、兴实业二者。盖吏治修，则民志安；实业兴，则民生厚。内讧不起，外患可弭。及时修明政刑，整饬戎务，未尝不可为善国。操切急进，仆蹶堪虞。”[1]其言可谓深且著明，而府君为政大纲亦略见于此矣。二年之中，国家庶政日新月异，不惜举三百年祖宗创垂之典，一切弃去，舍其旧而新是谋。 府君隐忧尤切，数进谠言，举凡财用匮乏之可虞，开源节流之不易，国情之不可不顾，祖制之仍宜率循，中央集权之必不可行，内外相维之有裨政事，莫不探源沥陈，冀回天听。府君非不知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支；亦未尝不思洁身引疾，偃息林下；终以身为重臣，受三朝知遇，主少国危，义不忍去，犹冀周旋其际，谒智尽忠，有所匡救也。乃未几而武昌之乱作矣。武昌事变萌于陆军总督瑞，始则操切从事，继复张惶遁逃，奸党乘之，全城扰，时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也。府君闻变，即电中枢，急调兵舰巡护江防，以图策应；复电豫、皖、苏、赣各大吏，分兵防堵。而中朝于军事因应失宜，致稽天讨，武汉三镇一时并失。府君以江南为下游根本重地，皖赣又逼近鄂疆，大局所关至巨，乃练军实筹饷，精备器械，以固封守。于时各省兵力莫强陆军，而陆军受鄂事牵累，其情叵测，有如养虎不能用而反应防，防内之艰甚于防外。江南巡防营自经部章裁减，存数无多，且分驻至千余里之遥。江防营部议亦久拟裁汰，往岁赖府君力请得留。虽士卒精悍可用，而府君急时安危，不专私一境，不能不分劲兵应邻省之请。于是驻宁者遂不逾四千人，府君乃疏请增募防军，一时又苦教练不及，至于饷源亦有不继之势，各部于疆臣所请仍不能无所牵制，兵舰尤不听调遣。于是朝廷起项城袁公总督湖广，旋授钦差大臣。大兵所至，汉口立克，而各省纷纷告警，旬月之间，势成瓦解，沿江各城次第沦陷。苏抚程德全亦揭叛旗，自称都督。海军既渐萌异志，外邦复阴右〔佑〕党人，金陵竟成孤立，文臣自布政使以下逃徙略尽。乃有豪绅猾吏朋谒府君，策独立。府君叱之，众惧而退。府君乃与江宁将军铁公良、江南提督张忠武公勋计防守。忠武当庚子拳乱日，方以武弁投效山东；巡抚袁公谋分兵剿匪而难，其时府君议遣忠武，袁公曰：“张勋用财无节，似不可。”府君曰：“事急！用人但当论其才否，不宜顾及小节。”袁公乃决遣忠武，事倚以办。忠武由是显名起家，累迁江南提督，令办江防，以故事府君极尽礼，而忠勇尤奋发。陆军第九镇始驻城内，已而出驻秣陵关，江防军则分布城内外及城南雨花台。九月十七夜，九镇统制伪都督徐绍桢分兵犯城，以守备严，不能入。城内死党数百人揭白旗，骤攻督署，为官军殄戮殆尽。雨花台防军复力战却敌。绍桢督兵，日来速攻。十九夜，官军大膊〔搏〕之于雨花台、秣陵关，绍桢跳〔逃〕而免，自是匪军不敢窥金陵者十余日。当是时，朝廷授袁公内阁总理大臣，武汉官军连战克捷，汉阳指日可下，武昌岌岌动摇。绍桢既覆全军于金陵，苏、常震恐，使政府能遣偏师，出浦口，援江南，助其防守，俾江防军得乘胜追剿，何难一鼓荡平。乃府君累电乞援，而政府始则谓铁道尚梗，继则以抽调未齐，迁延不救。绍桢遂得乘隙，与程德全调集匪党数万，十月四日大举来寇，连日分犯雨花台、紫金山各要隘，海军助之。幕府山、老虎山台兵复相继降贼，举炮反击。官军与贼鏖战五昼夜，歼毙无算，终以众寡不敌，不得已婴城固守，兵少而莫之援，饷尽而莫之继，奸宄内讧，卒以不守。自武昌既陷，各省响应，守土之官或仓惶逃避，或遽揭降旗。其举兵抗贼者，亦遇战辄溃。金陵一隅，独能以数千就尽之卒，战十倍日滋之师，屡挫凶锋，相持匝月，使非政府弃置不顾，祸不至若是烈也。府君念徒死无益，则命忠武率所部转战退徐州，而自与铁公间道北行，候朝命，图恢复。既抵天津，则南北已停战议和。朝局渐变，枋臣旋有异图。府君见事不可为，乃手书讽执政、投劾，去之青岛居焉。未几而共和诏下，国步改矣，府君所虑至是尽验。青岛僻在海隅，美风景，德人治理严肃，地方安乐，辛壬之际避秦者多来居，颇有山水文酒之会。而府君自以尝为大臣，国破主忧而不能救，居恒悒怏，往往中夜悲愤起坐，达旦不瞑，遂成肝郁之疾。甲寅夏，欧洲大战，日本攻青岛，乃流寓天津，张公曾扬及二三故老亦卜居于此，相见则奋髯抵几，叹恨世变，苦语或穷日夜。陈公宝琛时以太保授读毓庆宫，每于岁首、休沐日来会。乙丙之际，筹安会起，枋国者谋称帝。府君忧念阙廷，愈切怫郁，幸其事不成，枋国者发愤死。丁巳五月复辟事起，今上授府君协办大学士，以道梗未拜。命无几何，事败，府君忧憾益深，疾亦愈剧。嗣是数年之中，耆旧零落。辛酉之春，张公亦卒，府君叹逝哀时，愈益牢落。惟陈公犹问岁一晤。甲子，府君乡举重逢，天子眷念老臣，赏太子少保衔，并颁御书匾额。乙丑，府君八十生日，又蒙赐寿。府君谓··（允方）等曰：“国事至此，吾以负罪之身，叠蒙殊宠，而无涓埃之报，实不敢自以为荣，转深以自愧也。”于是亲友有请称觞志庆者，力却之。府君晚年肝郁既深，目力锐减，自言视物如隔烟雾。甲子秋稍稍瘥矣，而十月奸人犯顺，危及宫禁，乘舆播越 ，九庙震惊。府君闻变，摧郁疾骤剧，几失明。明年，天子出屈天津，府君入觐行在，备承温语。陈公亦以扈从来津，往还较密。丙寅岁暮，微感疾，翌年元日少间，陈公来视，犹与纵谈如平昔，然自知不起，口授遗疏，敬规圣德，语极且直。已乃谕··等曰：“吾本中材，谨慎一生，幸而至此；人寿八十，岂复为短；君子曰终，或庶几乎。汝辈宜体我意，食贫守道，勿隳志气、堕家声。丧葬宁俭，尽礼而已，毋事浮屠。”病中时起端坐，口喃喃皆王事，追憾庸臣误国，祸变若此，何以对列祖列宗！复自恨不及见剥极而复也。五日辛未，疾大渐。天子遣员临问，府君犹肃衣冠，对使者自陈病且死，终不能报主恩。七日癸酉，薨于津寓，春秋八十有二。遗疏入，天子手之垂涕，优诏矜恤，即日命镇国将军奠，并颁御书“忠贞清亮”区〔匾〕额，赐祭一坛，予谥文贞，礼也。府君广颡方颐，隆准大耳；声若洪钟，容止温伟；度量恢豁，识鉴渊宏；忠信笃敬，纯粹中和；心无适美，待人用恕而自守极严，事君忠爱出于天性；公诚悃，然不欺；绝在矫饰，夷险不二；清操亮节， 天子嘉之。为政务持大体，不事刻溪；所至勤求民瘼、整饬吏治，汲汲以宣朝廷德意、尊主庇民为务，于正纲纪、端风俗、敦学校、宏教化，以及务材训农、通商惠公诸大政，行之不遗余力，唯不肯附和新法以病民。事关创革，必熟筹其利弊得失，期使庶事受成百姓蒙惠而后已。当更代，则以闻于朝，责成受事者，惜去而无与继，辄往往功败垂成，不能竟其志事。尤关心闾阎疾苦，雨或不时，则寝食为之不甘，故祷雨祈晴往往立应。理财有正经，尤不肯轻糜国帑，所历各省受代之同，库款恒溢于前时。明于律令，而治狱用矜恕，多所平反，全活甚众。深恶酷吏，有犯则劾治，不少假借。光绪三十三年遵议刑民诉讼法疏、三十四年遵议刑律疏，抉核精详，一时莫比，而于尊卑上下之别，纲常伦纪所关，言之尤兢兢焉。在官不求赫赫之誉，不矫激以近名，清心寡欲，正己率属，非道义一介不取，即各省有于例可得之款，前官取之不疑者亦不肯受，必储之备地方之用，前后无虑数十万，虽处脂膏，不以自润也。治事有程案，无留牍，于前官未竟之业，弥缝补救，不怠。事非有大不便，不肯轻为更张也。用人先操守，后才艺，尤能尽其所长。以事来谒者，必使尽其说，虚己以听，择善而从，故多得集思广益之助。待僚属以礼，而时存爱惜造就之意，即有才识未充者，随时教勖，不啻若师弟子然，故人亦乐为尽力所至。扶植士类，奖掖后进；周恤故旧，终身不倦；济人之急，虽在空乏，亦必为之所。庚子之变，京朝官避难南行，道出鲁境，中途资斧恒不继，府君则举债巨万，相其缓急而助之。平生施惠于人，未尝为家人道，晚近··（允方）等或闻受恩者自言其端，归而陈述， 府君则曰：“唯然或有之，予已忘之矣。”终不道其事也。府君孝悌于家，慈以蓄下，从祖祖父子衡公，少婴疾，既长不耐官职，府君奉养终其身，教育从祖父孟嘉公及诸从祖姑，以至成立；世父容舫公既殁，府君事世母祝太夫人唯谨，抚爱教督诸从父兄弟与··（允言）等无少别。居止有常度，辰而作，戌而休，数十年如一日。自奉俭约，远货利，屏声色，戒侈靡。平居教··（允言）等常举《曲礼》“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为戒，盖府君之教不肃而成，尤在能以身化也。少好学，于书无所不窥，而未尝自矜渊博，壮岁迫于家私，中年勤劳王事，不能竟其业，晚年犹引以为憾，然在目疾未甚以前，仍无一日废书不观。诗文不多作，亦不存稿。暇恒以临碑帖自娱，书法入平原之室，顾不自矜，惜随手涂弃，··（允方）兄弟则间窃而藏之，所存盖不及什一矣。府君元配先妣韩夫人，继配吾母陈夫人。男六人：长··（允言），光绪己丑科进士，后补三品京堂；次··（允襄），陕西同官县知县；皆先府君卒。三··（允方），民政部主事；四··（允恺），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举人，二品荫生，驻德使署三等参赞官； 韩夫人出。五··（允亮），举人，度支部主事；六··（允靖），一品荫生，分省补用知州； 陈夫人出。女三：长适光绪辛卯科举人福山王崇燕，庚子之变殉节京师，奉旨旌表；次适山东后补直隶州天津徐嘉楠；韩夫人出。三幼殇，陈夫人出。孙男十二人：象昀、象春、象、象昱、象昶、象晖、象、象照、象晋、象曜、象、象耆，女十四人。曾孙男三人：守廉、守慎、守怡；女四人。往岁··（允言）等尝以编年谱为请，府君曰：“吾平生志事百无一成，言行不过中庸，在官仅守常职，自审不足纪述。”未之许也。于时··（允亮）等方见府君神明强固，窃可卜期颐，私意趋庭请问，以渐纪成一编，藏修《家乘》，岂意遂不及待也。鸣呼哀哉！是用泣血追思，粗陈梗概，言虽无文，语必征实，弗敢溢美，不欲以夸张之辞厚诬吾亲也。
不孝孤张··（允亮）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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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宣统二年八月，张人骏致电各督抚之电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资料》总59号《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南京督帅张来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46—47页。
〔责任编辑：张金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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