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爱玲从1960年代开始投入《红楼梦》考证与英译及国语注译清末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认为《金瓶梅》、《红楼梦》一脉相承，而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上承《红楼梦》的言情文学谱系，这一方面说明张氏为《海上花》的核心价值长期受到忽视发出不平之鸣，一方面也透露出张氏企图突显中国近代小说的情感表述与爱欲书写之重要意义，并隐有此小说系谱传人自况之意味。深入分析张爱玲与《红楼梦》、《海上花》间的文学传承与相互阐释的复杂关系，可梳理出张爱玲自觉建构自身文学地位的曲折心理脉络。
关键词：张爱玲；言情文学；小说系谱学；《红楼梦魇》；《海上花列传》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1)1－0043－15
一、从“石头”说起：“对照”“详梦”与自我诠释的生命文本
(这两部书)在我是一切的源头，尤其红楼梦。
就从最近两年张爱玲的作品纷纷在港台两地“遗物出土”说起吧!
着笔于1960年代，她生前却从未发表的几部自传体中英文小说无疑让张迷兴奋异常：去年(2009)在台湾率先出版，销售火红与回响热烈的《小团圆》(1976完成)；动笔于1957年，完成于1963年的庞然巨册一分为二为两部英文自传小说《雷峰塔》(Fall tli-the Pagoda)与《易经》(The Book of Change)，于2010年4月在港、台出版，由郑丕慧翻译的中文版紧接着于9月推出。评者有言，这三部自传小说，可从她十八岁那年发表在上海《大美晚报》上的“What a Life!What a Gir"s Life!”——改写的自传式散文《童言无忌》、《私语》，太平洋战争时期的香港经验《烬余录》，以及《对照记》(1993年出版)——找出故事的素材与人物原型。
因此不论题材或情节上，这几部自传小说中绝大多数的内容对“张迷”而言早已是琅琅上口的典故，了无新意。王德威于是重提他在2004年对张爱玲晚期风格的诠释：重复、回旋与衍生的叙事学，以此解释十年后出土的《小团圆》、Fall of the Pagoda与The Book of Chang依然适用。然而，就如王德威近日受访时所言，对于这三部生前终未发表的自传小说，也许张爱玲的态度是“但愿大家不要找到我”。不管这不断重写的冲动是自我疗愈或自我陷溺，让张爱玲最终放弃出版的原因固然是顾虑读者怎么读，更毋宁是自己怎么看(“张看”)的根本问题，过不过得了自己这一关尤其要紧。除了《小团圆》中邵之雍与九莉间的情爱纠葛与现实中的胡张恋势必再度掀起诸多话题与争议外，这部“坦率得吓人”的自传小说中展现的张爱玲眼中不堪回首复又纠结萦绕的家庭罗曼史或许更是她踌躇再三的关键因素。
读者看《小团圆》，每每讶异小说中九莉与母亲蕊秋间的爱恨情结，应了张爱玲所谓“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的话，而同行相忌，亲如母女亦不例外，张迷们不免对号入座地想象真实人生中黄素琼的行径：离婚后男友不断，警戒及忌妒更年轻的女儿出落长成后压倒她的风采；……《雷峰塔》中以童女沈琵琶之眼，更进一步揭露出家族秘辛：舅舅杨国柱是抱来的，浓眉大眼的弟弟沈陵可能是母亲杨露与“教唱歌的意大利人”的骨肉，因此长得“不像中国人”，而姑姑沈珊瑚则与表侄儿明有了乱伦恋情，甚至为资助明而让一向亲密的姑嫂因财务问题起了勃豁。《易经》中已届青春期的琵琶与母亲杨露的战争，乃是杨露在牌桌上一夕之间赌光了女儿的奖学金(八百元)后正式爆发，症结是杨露断定这笔巨款是大学历史教授付给琵琶的一笔夜度资，终于彻底摧毁琵琶对母亲的爱，构成《易经》中幽深无望的主题之一：人与人间沟通的不可能，亲人彼此误解与互相提防的心理斗争，盘根错节地构成无法直面的精神创伤，终其一生如幽魂般萦绕回荡在作家的生命史与作品中。
读者终于明白曹七巧、霓喜等人的恶母形象从何而来，这种赤裸裸的曝现笔法，若对照十七年前出版也引起骚动的《对照记》，张爱玲笔触中处处流露对母亲的孺慕之情，其中相距何止以道里计!
……我记得的那件衣服是淡蓝色薄绸，印着一蓬蓬白雾。T字型白绸领，穿着有点傻头傻脑的，我并不怎么喜欢，只感到亲切。随即又记起那天我非常高兴，看见我母亲为这张照片着色。一张小书桌迎亮搁在装着玻璃的狭窄的小阳台上，北国的阴天下午，仍旧相当幽暗。我站在旁边看着，杂乱无章的桌面上有黑铁水彩画颜料盒，瘦瘦的黑铁管毛笔，一杯水。她把我的嘴唇画成薄薄的红唇，衣服也改填最鲜艳的蓝绿色。那是她的蓝绿色时期。
我第一本书出版，自己设计的封面就是整个一色的孔雀蓝，没有图案，只印上黑字，不留半点空白，浓稠得使人窒息。以后才听见说我母亲从前也喜欢这颜色，衣服全是或深或浅的蓝绿色。我记得墙上一直挂着她的一幅静物习作静物，也是以湖绿色为主。遗传就是这样神秘飘忽——我就是这些不相干的地方像她，气死人。
参看年谱，这部她在世时最后一部“钦定”出版的自传式图文集(相簿)是让张爱玲有“天长地久”之感的姑姑张茂渊逝世(1992年)后隔一年旋即付梓的，与当时张迷们引领期待的自传小说(即《小团圆》)千呼万唤始终“只听楼梯响”而不见下闻(文)的状况恰恰相反，这该不是偶然。
宋以朗曾经提及，The Fair of the Pagoda完成于1963年，《小团圆》写于1976年，《小团圆》很多内容都是从The Fall or the Pagoda中译过来的，也许可以说，张爱玲在漫长的双语互换、重复书写自我与家史的过程中，《对照记》的温暖回忆笔调最终究取代了《小团圆》的直白坦露与谴责之声。仿佛这本老相片簿的出版，是年过耳顺之年的张爱玲对姑姑与母亲、姑姑与自己之间异常坚固的“姊妹”情谊回眸致意。她挑选出代表母亲黄素琼一生各个阶段的相片：我们看见三寸金莲的深闺少女，庭园中掌壶宴茶的娴静女子，在伦敦、法国、北京、西湖的雍容妇人，以及海船上侧映夕阳余晖的时髦翦影——踏着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的“摩登女性”——1950年代末叶客死英伦，她的遗物(整箱古董)留给了女儿。
特别是在上面所引《对照记》这段文字中，张爱玲甚至将自己创作史上第一部出版的小说《传奇》封面设计的艺术直观归诸于母亲的遗传：文艺创作天分的“家学渊源”。这帧经母亲上色的照片使张爱玲忆起的细节，一方面透过相片的组构，拼凑出一位向往西式现代教育、细腻情感的艺术爱好者形象，一方面则饶有意味地彰显母亲所延续的仕女闺阁传统，以及由女儿所典藏的世代记忆。这特殊的女性记忆，藉由感官、物质的描述在张爱玲笔下复活：颜色，连结了视觉、衣着与艺术天赋，遥遥与小说文本(蓝绿色封面的《传奇》)的内在空间比邻相接。
张爱玲文本中的闺阁细节很容易会被转接为母亲与姑姑所代表的前卫新女性意符，并在她崭露头角的《传奇》中再现为对上海读者充满诱惑力的现代性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