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艰苦的岁月和家里的老房子跟我的记忆是连在一起的。以2002年这一条时空的分水岭为界线，我家在住房问题上创造和改写了一个又一个历史。
祖父留给父亲的家当除了三间牛棚般底矮破败的瓦房外，就是一些不值几文的破家什。那三间破烂的瓦房，地势特别低，周围的房屋高高地把所有的阳光都挡住，我家像处于一个暗无天日的深井，外边红火辣太阳时家里也是凉飕飕的，屋里黑洞洞的，大白天进屋找东西还需手电筒，怕黑的我独个根本不敢在家。直到电线架到家门口，家里有了电灯，那个黑洞洞的家才少了一些恐惧。我才从长期的恐惧中解救出来。由于房屋地势低，天阴下雨，房后厕所里的水灌满后就会顺着老鼠洞往我家屋里流。家中一下子臭气熏天，父亲只得忙着把水一瓢一瓢地舀出去。到我三岁时，两位叔叔和父亲分了家，三间瓦房我家分得一间，我们姐弟四人只得和父母亲同居一室。
家里姊妹多，口粮老不够，随着包产到户政策的落实，这个老大难问题才得以解决。包产到户后，父母亲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劳的种子结出了甜蜜的果实，我家彻底摆脱了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窘迫生活。记得从前口粮不够时，母亲总要在饭头上打一些面果（麦面加水拌成颗粒状）或在籈子不上气前在夹生饭中掺入洋芋豇豆等蔬菜。每天吃饭时，一家老老小小都被噎得打饱隔、伸脖子。家里粮食充足后，母亲养了肥猪，每年卖上几头，父母手头也宽裕了。1984年，住怕了黑屋子的父亲在村后半山腰批了一块地，盖了五间高高的大瓦房，一家六口人才有了自己的住处——告别了“群居”。可这山头上的房子也不好住，吃水要到村前几百米远的水井里挑，出门骑单车只能用肩膀扛上扛下，一家人独居山上，成了山寨王。
多干多得，少干少得，不干不得；“红猫黑猫，拿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些理念就像醒酒的汤药把醉醺醺的父亲唤醒。时任生产队长的父亲邀约了几个热血方刚的汉子在村头建了一个瓦窑厂，把村里赋闲的青年男女吸收进厂打小工。瓦窑的兴起，村里的麻将扑克摊子不见了，墙跟脚下整天烤黄太阳的人也回家干活去了。瓦窑的兴起，村里走出了窘境，焕发出生机，也脱去了“贫困村”的帽子。1992年，过怕了爬高上低日子的父亲把山上的房子卖了，到村尾批了一块平整的地，盖了三间砖混结构的房子，在院子里打了水井，还在房顶上安装了太阳能，吃水方便了，再也不用去洗冷水澡了，父亲被视为村里的能人。
住的解决了，吃的用的也改善了许多。最先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是一个“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那时只记得父亲特别爱惜它，生怕磨花外壳，收音机下边垫了一块绒绒的布，上边盖了一块崭新的洗脸毛巾。父亲不在家那半导体谁也不敢动，父亲一回来，半导体叫得可凶了，大半个村的人都能听到。那半导体还是省城昆明工作的姑妈送的呢。后来家中买了一台十四吋“金星”牌黑白电视机，电视买来的当天，父亲在家里摆了几桌，请了好多亲戚朋友来庆贺，当晚我家院里被围得水泄不通，看电视的乡亲把我家大门都要挤倒了，院墙上也爬满了人。再后来家里又买了一台21寸“北京”牌彩电，现在为满足家中各人的口味——避免争抢频道，家里每个人都拥有了一台彩电。那台小黑白送人没人要，只有当成古董接灰尘。几年前，父亲和村里的一伙人邀约到北京耍了几天，大饱了眼福口福心福，“乡巴佬”进京，为村史抹上了光彩的一笔。
公鸡母鸡大献鸡，电扇冰箱电视机，家里样样齐全。老家农村是我们全家的衣胞之地，父亲做好了叶落归根的打算，前不久父亲突然想通了，打算把老家房子卖了，资助在永善县县城工作的大哥在县城买房。把家搬进了县城，完成了农村向县城迁徙的伟大跨越，成了一个村几百口人热议的焦点，实现了上辈几代人都不敢想的梦。我家的变化让我看到了永善整个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我家的变化只算永善农村发展建设中的一个微小投影，作为远离家乡只身他乡的游子，无时不在为家乡的可喜变化兴奋着、喜悦着、欢呼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