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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以中国全面胜利、帝国主义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而告终的唯一一场战争，也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中仅有的一场全民抗战，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这样规模、性质、结局的战争确属空前。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忘记这一段艰难卓绝的战争。在这场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中，包括藏族僧俗民众在内的中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政党、各团体、各宗教派别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一致御侮，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热爱祖国的伟大民族精神，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日本间谍为刺探情报，特务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几乎涉足中国所有省区，其中包括中国西南边疆——西藏。这些间谍特务活动，大致分为由军部指挥的军事间谍特务系统，由外务省领导的外交特务系统，以及由一些右翼团体组成的民间特务系统，但以前两种为主。 如抗日战争时期， 雍和宫住持喇嘛丹巴达扎也被日本间谍成功收买， 为日本间谍卖命， 收集西藏情报。早在1939年， 丹巴达扎就与长期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的侵华日军间谍头目土原肥贤二有所勾结。由于日本间谍的拉拢、收买， 使得个别西藏上层对日本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一定的依赖心理， 有的甚至沦落为被日本利用的工具，为日本收集西藏情报， 成为日本侵略中国、向西藏渗透的帮凶 。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本部和关东军是日本军方收集西藏情报的主要机构。种种资料表明，日本间谍成田安辉潜入西藏收集情报，就得到过参谋本部福岛安正大佐的特殊关照，接受过参谋本部提供的经费。作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关东军充当了日本向西藏进行渗透的主力角色 。这期间，日本在满铁及蒙疆的特务机关也在西藏秘密渗透，派遣特务入藏。1938和1939年，在日本人绘制的“支那现状及资源分布图”和“新东亚资源开发解说图”中，就将我国西藏地区特产的一些牲畜图样绘入。 当时日本甚至提出希望西藏能够支持日本的侵华战争，“在亚洲‘共荣圈’内要求西藏的合作”。“日本情报机关曾多次试图派遣特务秘密进入西藏，其中成功潜入西藏的共有3人，即野元甚藏、本村肥佐生、西川一三”。 但是他们在西藏的特务活动因西藏人民对于日本人的高度警惕而未能顺利进行，只能以潜伏和躲藏的方式在西藏进行秘密活动，“从野元的入藏报告中可知，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西藏人民对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他一年半的潜伏生活是在惶惶不安中度过的”。 抗战期间，还有数名间谍潜入拉萨，有的还以僧人名义混迹于三大寺，收集情报，蛊惑人心。“派遣西藏人入藏或从滞留在内地的西藏人中获取情报成为他们得到西藏情报的重要手段”。 日本在西藏的侵略活动从20世纪初到抗日战争结束，他们不间断地选派僧人、特务人员，扶植前往日本的西藏人进行情报活动。日本在西藏的活动引起僧侣阶层的注意，尤其是以调查身份进入西藏活动的特务人员，虽然潜入西藏某些地区进行了详细的地理风土调查，但是由于其行动受到限制，未能实现在西藏的侵略阴谋。
一些日本人长期在西藏活动，有的虽然也曾得到藏传佛教僧人的帮助，但那是因为不知情。在侵华战争爆发后，一些人秘密进行的侵略活动，西藏民众已有了足够的警惕。不仅内地的班禅大师清楚地认识其侵略的本质，而且西藏僧侣各阶层也对日本特务严密防范。藏传佛教僧人在抗战中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积极行动，使日本在西藏的渗透难以取得进展，其借助宗教手段从意识形态领域对西藏民众实施的殖民计划遭到抵制。在思想领域，藏传佛教僧人也采取各种方式，揭露日本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活动的本质。
在全国各界和各阶层人士行动起来呼吁团结抗战之时，各阶层、各民族人士值此民族危亡之时，都行动起来。佛教界是讲非暴力的，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无数爱国志士奔赴战场，与侵略者浴血奋战，佛教徒以及僧伽大众应该怎么办？抗日救国与佛法教义的矛盾如何消除？在何种情况下，佛教徒可以参与？这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问题，也是刻不容缓的。正是在这血与火的洗礼中佛教界人士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他们一致认为，抗日救国与降魔救世的宗旨“不但不相违，而且极相顺。抗战并非以战争为本质，而为抵抗外来恶势力的侵略战争。非自己发动战争，故中国抗战，乃是为除掉战争，止息战争，而起来抵抗于战争。故抗战的本质，是自卫的，和平的，为保卫全国人民及世间人类正义和平幸福而动的。中国为保国家民族而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之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 并且认为，“和平是人类幸福所寄托的，推而至一切生物的本身，也无不靠了和合平衡才能够存在，失掉了和合平衡，就要破裂溃败甚至消灭。但是人类中常有强凌弱众暴寡的现象，以致和平被破坏，人类幸福被剥夺。在这个时候，要靠爱好和平的人士集中力量，反对侵略的行为，使侵略者知难而退，然后世界和平才能够维持，人类的幸福才能够增进。这种‘和平为体，反侵略为用’和‘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是完全相符的，也是与我们目前为抵抗暴寇的侵略而抗战的精神完全相符。换句说话，就是‘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战国时代的墨子，主张‘非攻’，就是反对侵略维持和平。可是他并不是口头上说说的，他有力量去阻止人家的进攻，他能够‘守’，使人家的‘攻’不生效力。公输子攻宋国，就是他设法打破公输子的种种计策，使公输子放弃了攻宋国的念头。再就佛教方面来说，最显而易见的是寺里面的佛像，寺门外两旁列着武装的金刚，前殿两旁有武装的四大天王，更后又有朝向正殿的武装的韦陀，这都是表示一种武力的防御，就是表示了能守的佛力。同时，前殿有向外坐的欢喜相的弥勒佛，后殿有向外坐的慈悲相的释迦佛，表示佛教设化救世的精神，更以佛法感化人类，攻去他的暴恶心，唤起他的同情心，也就是一种文化的进攻。反侵略运动就是要集合全世界的和平力量，制止一切侵略的暴行，使侵略者不能不在伟大无比的和平力量之前气馁、反省、安静下来”。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佛教界身体力行，积极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佛教大师如中国佛教会理事太虚等人在这场斗争中的表现。当时，太虚法师等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以身作则，四处奔走，发动各界人士投入其中，他不仅于1939年7月亲自担任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写下了“古所谓攻非攻，即侵略反侵略”的名言，并且多次在传媒发表演讲，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其撰写的多篇文章如《为日本犯中国电告其国佛教徒》、《佛教与救国》、《告全国佛教徒》、《同情沦陷区佛教徒的呼吁》、《劝全国佛教青年组护国团》、《出钱劳军与布施》、《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等为人传诵，很有影响。他最终获得国民政府授予的“胜利勋章”。云南、重庆、湖南、武汉等地佛教僧人就专门成立了“僧众救护队”，为抗战作贡献。 沦陷区的汉僧在日本法西斯淫威下也毫不屈服，如圆瑛拒绝出任日伪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职，被罗致“在沪募集抗战款项”一罪，遭日本宪兵逮捕。 应该说正是在一批佛教领袖的带领下，汉传佛教界人士表现出空前的团结，积极行动起来。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时，汉传佛教界没有沉默，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但是，植根于西藏的藏传佛教界在这场关系中华民族危亡的战争中的情况却鲜见于史料中。西方一些人也认为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西藏没有介入。照此推理，藏传佛教界僧人也不可能参与。但事实上，藏传佛教界僧人在这期间的活动表明他们没有沉默，一批爱国爱教的僧人基于爱国热情和对战争和侵略的理性认识，积极投入全民抗战之中，从宗教、政治、经济、建设等方面支持抗战，关注民族和祖国的命运。他们以“大雄大悲大力”之佛教精神，用他们对抗战的特殊理解方式，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同仇敌忾，团结合作，超荐死难的军民，祈求将临的胜利，祷慰伤乱的安定，捐款捐物，坚持抗战，为夺取祖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西藏地方首领十三世达赖喇嘛得知日寇进犯上海后，立即命令西藏各大寺庙十余万喇嘛同为抗战胜利祈祷，诅咒侵略者，在“冀中央政府取得最后胜利” 的期间，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汉之心亦确具真诚” ，屡派僧俗官员到南京，加强与国民政府的联系，转达西藏人民对祖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地方摄政热振呼图克图继续带领西藏僧人举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祈祷法会。 1939年7月7日，热振活佛又致电蒋介石，表示支持抗战，电称：“兹设坛修法事，已择自国历五月陷日起经，开始在三大寺二密院各古刹诸处，一律广修玄法，同时进行唪我军得胜之经，诅倭寇立灭之咒，继续忏诵得最后之胜利。并虔祝我公万事得到福寿永臻……”
为稳固边疆地区的稳定，国民政府“特派班禅额尔德尼为西陲宣化使”。九世班禅大师亲率随员前往西蒙各盟旗，召集当地僧俗首领宣慰以激励民气，并分别慰劳各寺，诵读经文，申明团结御侮、爱护国家之要旨。1933年10月，国民政府明令嘉奖班禅，“上以阐扬中央之意志，下以激发蒙族之忠忱。……倾者国难未已，疆隅多故，该使力镇危疑，维系边局。”
在这一时期，西藏僧俗民众对抗日战争的进程高度关注，较为了解，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央的来往。如西藏三大寺僧人代表就特别提到：“自七七事变引起八一三全民抗战后，我军民忠勇之抗战，早为世人所赞誉”。 中央政府对西藏僧俗民众“爱护国家之热忱”，也表示“素所深悉，抗战发生，念经祈祷，敌忾同仇，尤所欣慰”，给予高度赞赏。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七七事变发生后，当时正在北平的主要由僧人组成的西藏驻京代表抵制日本侵略势力的威胁诱惑，毅然南返，随同中央政府抵达重庆。我们从相关档案史料中看到：“卢沟桥事变发生，西藏代表适避暑在平，不甘敌人诱胁，间道南返，政府西迁，随同来渝”。 在日本侵略势力节节逼近、中央政府步步退守的艰难局势下，西藏驻京代表们不甘敌人诱胁，坚持工作，使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间的交流管道保持通畅。
在抗日战争期间，西藏僧俗民众捐款捐物，祈祷胜利，诅咒日寇，积极参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藏族人民直接参加抗日战争的代表和证明，也是藏族人民对抗日战争所做的最为直接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