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辉：启军，我们是老朋友了。约你来，我想就你的散文和小说创作，以及你对创作的一些具体思考，谈谈你的看法。
向启军：好的。就怕谈不好。
王明辉：你是先写散文，后来转向小说。你觉得这两种体裁哪种更适合你？
向启军：我觉得都适合，又都不太适合（笑）。
王明辉：怎么说啊。
向启军：说适合，断断续续地我确实一直在写。说不太适合，也因为一直都没怎么写好。
王明辉：（笑）那么先谈你的散文。你写散文的年头很早，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能不能简单梳理一下？据我了解，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八年应该是你散文创作的重要年份。
向启军：可以这么说。一九八六年，准确地说是十一月份，我在《湖南日报》湘江副刊、北京《民族文学》和天津《散文》分别发表了三篇散文：《村头琐事录》《吃茶》和《品茗拾趣》。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正经的刊物上发稿。这之前我基本上是闹着玩的，因为我在一所小学教书，教语文，有作文课，有时也得给学生写点范文。作品发表后我把它们拿到教室，对孩子们说：你们看，写作文是很容易的啊（笑）。这以后，我就有点认真了。
王明辉：这么说你是个好老师。
向启军：再说一九八八年，对我来说的确不可多得。这年六月，承蒙《民族文学》编辑岑献青女士厚爱，她在《民族文学》发了个《向启军散文专辑》，也不多，四篇散文，但她配发了她的一篇短评：《湘西有个向启军》，一下子把我在湘西这个小地方搞出名了。加上我在《散文》《芙蓉》等刊物又发了几篇散文，这年我加入了省作协，在省里获了个奖，八月又参加了在吉林长白山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笔会，还应邀到吉首大学搞了个讲座。还有就是，县里把我从古丈坪完小调到了县委宣传部。
王明辉：这以后就一发不可收了？
向启军：不是这样。其实我一直写得很少。我起点低啊，我总是想得多，写得少。记得有次在长沙，同《湖南文学》的编辑王开林先生扯谈，他是个散文高手，他鼓励我说：你有这些想法，放肆写啊。我开玩笑说：我一个中师生，怎么能同你北大生比，我是想得到，做不到啊。怎么说呢，我总是有一种心怯，有一种畏惧。到九十年代中期，我也就发了大约七十来篇散文吧，后来大部分都结集在一九九六年出版的《远徙的魂》这本散文集里了。
王明辉：《远徙的魂》是作为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家作品大系”中的一本出版的，那是一套少数民族作家丛书。
向启军：是的。
王明辉：我看了一些有关你散文创作的评论，如《沉落前的回望》《香樁树下的鼓手》《静悄悄的崛起》等，其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文字老到，不动声色，笔致凝重而深沉。”“在看似平静的叙事中富含深切的情感，充分展现出语言的意味和张力。”对此你以为如何？
向启军：那是在表扬我。不过我也有点想法。尤其是散文，我觉得它的确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我记得在贵州的一次创作会上，我曾有个发言，题目就叫《叙述两种》。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湘西土家族人的哭嫁，一个是酉水河。你看，一个女子要出嫁了，舍不得爹娘舍不得家，她在那里哭，可说的全是一些鸡毛蒜皮，生活琐事：打猪草，打柴，割牛草，脚板上又捣了一颗刺。一日娘又摘得一包三月泡，爹又带回几个八月瓜，都让她和弟弟分着吃了。但听者往往落泪。为什么？因为它牵动了你内心的某一根弦啊。而哭嫁的过程本身就是叙事的过程，就是叙述。再说我在酉水河边的码头罗依溪镇生活过，有亲历。大约十一二岁时的一个夏天去河里洗澡，那河面看上去确实是平静的，平缓的，可水下全是激流。我不懂，跳下去，一下子被冲出了两百多米。幸亏我会点水，也被人搭救，好歹才捡回一条命来。我想，散文创作也可以如此，就像那条河流。
王明辉：你说得很形象。你的意思是说文字表面上平静，但里面其实不平静。或者说，激情应该更多地隐藏在文字背后。
向启军：应该是。再比如沈从文先生《湘行散记》中有篇《野窠围的夜》，写夜里妓女在河边清寂的木楼上唱小曲，但同时写了一只羊的凄苦的咩咩的叫声。你一旦将两者联系起来，你的心就颤动了。可写的过程是那么平和，这就叫高明。
王明辉：是啊，叙事不动声色，但意象的交织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和共鸣。你追求平静的叙事，是不是与你的性格也有点关系？
向启军：也许吧。我年轻时有点腼腆，也不是太喜欢张扬。
王明辉：接下来我们谈谈你的小说。你写小说应该是九十年代以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小说是一九九三年元月发在《民族文学》的中篇小说《漂乡》。此后陆续在《神地》《花城》《湖南文学》《山花》等杂志看到了诸如《弹奏牧歌》《悼念老皮》《叔叔李生的青年时代》《结局》《生命之泊》《浮向空中的鱼》等，也包括后来获得第三届毛泽东文学奖的《南方》，大约有十二三个，而且都是三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
向启军：也就是这些了。我写得少。
王明辉：首先我想知道两点：一个是湖南评论界，也就是一九九二年二期发在《湖南文学》的那篇《静悄悄的崛起》，曾将你列为湖南省很有创作潜力的七位青年散文家之一，可你却转而写起了小说，其间有什么想法。二是写的又都是中篇，里面有什么契机？
向启军：想法有点，不多。我就觉得，既然是创作，不妨各种文体都试一试。再说随着年龄增长，思考、阅历各方面的逐渐丰富，我也觉得自己在慢慢成熟。散文很好，我现在也还在写，但小说无疑更富于变化，视野更广阔。而且有的题材只能适合小说这种形式。我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一艘小木船，造得很好，很结实，很漂亮，还有白帆，但它的功能和运载，总比不过军舰啊。至于为什么只写小中篇，老实说，我也不晓得。我比较笨，也许下意识中觉得短篇小说更讲究技巧，更难写吧。
王明辉：《南方》发在《花城》二00三年二期，第二年初被中国小说家学会收入《2003中国中篇小说经典》一书，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你的中篇小说集也以《南方》为书名。想来，这应该是你比较满意的作品。
向启军：怎么说呢，就算这样吧。但这个小说还是显得单薄。
王明辉：你觉得你的哪篇小说最好？
向启军：没有最好。我觉得《浮向空中的鱼》也许要稍微好一点。最好的还没写出来呢（笑）。
王明辉：你对你这些年来的小说创作有一个什么样的总体评价？二00八年你凭借《南方》小说集获得第三届毛泽东文学奖的颁奖词是这样说的：“作品从容的叙事和丰沛的细节将湘西的历史与现实表现得充满诗意与活力，既有对民族传统深情的回望和赞颂，又有冷峻的审视与叩问。如此，赋予了乡土小说新的力量，使得乡土小说得以从田园牧歌中突围。”对这个评价你怎么看？
向启军：这是评委善意的肯定。要说总的评价，可以这样说：我有一些思考，但付诸实践不够，写得不够好，而且写得少。
王明辉：那么我们谈谈第三个问题。你几次说到了“思考”一词，我也觉得你有不少思考。你有一个苗族身份，又长期生活在湘西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地区，而且你作品中的题材，包括小说和散文，也大多是地域性的，你能否就此具体谈谈你的思考或想法？
向启军：可以。我觉得对我，也包括对像我这样带有少数民族身份的大多数作者，总体上来说有两点很重要：一是不要以民族作家自居；二是要坚守民族文化立场。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老是念念不忘自己是个民族作家，有可能造成某种心理障碍或自闭，就像拿一块布挡在前面，有可能遮蔽你的眼光和视域，结果就有可能走向狭隘。而坚守民族文化立场既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可能的和必要的选择。这两者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
王明辉：有道理。请将坚守民族文化立场说得详细些。
向启军：其实这是一个认识和方法问题，它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无关，只与我们自身的创作有关。二00四年秋我在北京鲁院第四期高研班学习，那是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班，期间我在一个研讨会上有个发言，题目就叫《退守边城：民族作家坚守民族文化立场的必要》。我大致讲了三个意思：一个是你的民族身份，你身上无法抹去的民族文化印痕所形成的文化人格使得你持有民族文化立场几乎成为一个内在的必然和规定；二是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在创作的内容题材乃至具体创作的形式和手法上另辟一块天地，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更为广阔的空间和丰富多样的途径；三我也讲到了多元文化格局下的自我独立意识和民族作家使命感的问题，这是顺带讲的。主要是一二两点。同时我也强调不能封闭自守，应当开放与坚守并存。
王明辉：这有点像论文啊。
向启军：我也觉得有点。不过在发言中我多是以我们湘西的实例来说事的。顺带说一下，我搞了二十分钟不伦不类的普通话，我自己都惊奇（笑）。
